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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移风易俗者一起上路(第3页)

“喏,您瞧这件事做起来够是多么的轻而易举,简直是易如反掌。普通老百姓办不到的事董事的舅子就能简单容易的办到。”

“难道你真有一位当董事的舅子吗?”

“永远说有这么一位。当大家的利益需要的时候,我永远说有这么一位。在所有的董事会里——在所有的地方,我都有这么一位舅子。这样就省了我许多麻烦。”

“这可是非常普遍的亲戚关系。”

“对呀。我有三百多个像他们这样的人。”

“可是,列车员怀疑这种关系时,该怎么办?”

“这种情形我还没碰到过。真的——我从来没碰到过。”

“为什么您不任由他去处罚,任由他去把那个制动手解雇了,反而运用那怀柔的办法呢?您瞧,他这样的人是咎由自取呀。”

少校回答时,那语气里的确少许含有一种不耐烦的味道:

“如果你能静下来认真的想一下,您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了。制动手不是一条狗,你不能用对待狗的办法去对待他。他是一个人,需要像人那样去生存呀。再说,他总有家人,要他去养活。永远是这样的情况——这是毫无例外的。假果你剥夺了他的生计,那你也剥夺了那些人的生计——可是,他们根本没有招惹你呀。解雇了一个举动粗鲁的制动手,另去雇一个跟他完全相同的,那又有什么好处呢?这种做法是不聪明的。难道您没意识到,先对这个制动手进行改正,然后留用着他,那才是一个合理的方法吗?一定是的。”

接着他就用称赞的口气叙述统一铁路公司某区段一位监督的故事,有一回,有一个已有两年经验的扳闸手因粗心,让一列火车出了轨,死了几个人。大家十分愤怒,去,要求解雇那个扳闸工,可是监督说:

“不,大家错了。他这一来得到教诲,以后再不会让车出轨了。他变得比以前倍加慎重了,我要留用他。”

那次旅游后,我们又遇到一件特殊的事。在哈特福德站和斯普林菲尔德站之间,火车上的侍应生抱着许多广告印刷品,大声叫喊着跑进来,把一册样本掉落在了一个正在酣睡的先生膝上,他被惊醒了。那人十分愤怒,和他两个朋友气愤不平地叙说这件冒犯了他的事。他们把特等客车里的列车员叫了来,向他讲述这件事,一定要解雇这孩子。那三个进行控告的乘客都是霍利奥克的富商;很明显,列车员对他们望而止步。他试图平息他们的愤怒,向他们解释说,那孩子并不归他管,而是属于一家报刊公司的;然而,他怎么劝说也没用。

这时候少校挺身而出提出证明,为孩子作辩解。他说:“我看到了事情的经过。诸位并没存心夸大,但是结果仍然言过其实。那孩子所做的,也不过是所有火车上侍应生所做的,如果你们要他此后举动更慎重,态度更和气,那我也同意你们的观点,而且准备帮你们说话,但是,如果不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就要把他解雇,那是不公平的。”

但是他们很气愤,什么都听不进去。他们说认识波士顿一奥尔巴尼铁路公司的总经理,明日宁愿暂时放开了其他的事,也一定要先去波士顿处理侍应生的问题。

少校说他也去那里,要尽自己的全部力量救那个侍应生。有一位先生向他打量了一下,说:

“看来,这件事取决于他们和总经理的熟识变度了。难道您跟布利斯先生有交情吗?”

少校不动声色地说:

“是的;他是我舅舅。”

这下获取的效果是令人震惊的。督促的沉默持续了片刻;后来几位当事人就开始在谈话中“留有余地”,都含糊其辞地承认自己过于暴躁偏激,稍许一切归于平静友好,彼此间显得相当融洽,最终决定放弃这件事,让那个侍应生保住他的工作。

结果如我所料:铁路公司总经理根本就不是少校的舅舅——少校那天只是在火车上利用了他一次。

在归途中,我们没遇到什么值得讲述的事。或许那是因为我们搭的是夜车,一路上我们都在睡觉。

星期六夜晚我们离开纽约,改道宾夕法尼亚州铁路。次日早餐后,我们走进特等客车,可是发现那儿很冷清沉闷。车厢里只寥寥数人,没有任何活动。因此我们步入那节车厢的小吸烟室,看见那儿坐着三位绅士。其中两个人正在埋怨铁路公司所订的一条规则——星期日禁止在车上玩扑克。原来他们刚开始玩那禁止的“大小杰克”纸扑克戏,就被制止了。少校对此表示关心。他对第三位绅士说:

“你反对他们玩牌,不是吗?”

“根本不是。我是耶鲁大学的教授,虽然相信宗教,但并不是对很多事情都存在偏见。”

接着少校就对其他两个人说:

“先生们,既然这里没人反对,你们尽可以继续玩嘛。”

其中一个人不敢冒险,但是另一个人说,如果少校愿意跟他玩,他很想继续玩。于是他们俩把一件大衣铺在膝上,开始玩起来。不一会,特等客车的列车员来了,他粗鲁地说:

“喂,喂,先生们,这里是不允许玩扑克的,请把它收起来。”

少校正在洗扑克。他一面洗,一面说:

“禁止玩扑克,这是谁下的命令?”

“是我的主意。我禁止玩扑克。”

就在这时发扑克了。少校问:

“难道主意是你出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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