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第十一章大清光绪时代（第4页）

感谢《纽约时报》的提前报道，1896年8月28日李到达纽约的时候，可以说是锣鼓喧天，彩旗飘扬，人山人海，据美国警察局估计那天去了50万人一睹李大人和黄马褂的风采。

据美国国会图书馆编辑的《美国故事》记载：“当李鸿章1896年8月到美国访问时，美国人列队街头，欢呼声一片，大家都希望能一窥这个重要访客和他那件著名的黄马褂。儿童们用黄色丝带将自己的自行车打扮得漂漂亮亮，以期引起这位贵客的注意。”

《纽约时报》在1896年8月29日的报道中则尤其关注李鸿章的黄马褂：“卢杰将军与李总督通过翻译在作寒暄的时间，是仔细研究总督外表服饰的绝好时机。李穿着著名的黄马褂，这种马褂有点像披肩，看不出有什么实际的用途。马褂里面是深蓝色的织锦软绸外套，再里面穿着深红色的袍服，上面凹印着许多暗花的纹饰。他穿了一双白色厚底靴，把人的个子垫高了许多，戴的帽子是现已不再时兴的满清官帽，从上到下往里收束，露出刮得光亮的头皮，只剩下黑色的一小片，帽子后面垂吊着用丝带束编至膝的长辫。帽檐是黑色的，帽冠镶着金边，用灯芯绒制作的软织物从顶戴内向外披散出来。顶戴的正中有一个宝石纽扣，顶戴上还斜插了一根三眼花翎，在他的右手小指上戴了一颗光彩耀眼的钻戒。”“其他成员由于官阶不同，他们服饰的花色也不同，穿戴各异。有的人顶戴上斜插一眼花翎，有的则什么也没插。”

美国人如此痴迷黄马褂，所以很怀疑合肥大兴集那件是赝品，真的已经被李高价卖给了美国粉丝。想当年为了挖掘大汉奸的坟墓，炸药使了不知多少箱，最后就连李的尸骨都无存了，怎么还剩件保存完好的带血的黄马呢。

中国第一个殉职记者--沈荩

记者，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新兴的职业，当时的社会环境极其复杂，记者这种职业，也是一个很危险的职业。众所周知，一个有良知的记者总难免要揭露一些社会问题的，在当时黑暗的中国，各种问题尤为突出。

沈荩就是被慈禧杀掉的中国第一个记者，最早他还是跟光绪帝混的，在维新变法中也很积极，在变法失败后，一番审时度势，他还是决定先到外面避避风头，于是东渡日本。

这之后，沈荩就找了个记者工作，以记者身份做掩饰，继续从事反清的斗争。当时是八国联军当道，沈荩就有意去接近这一些人，希望能从他们那儿得到一些消息。

沈荩确实是个人才，没过多久，他就从外国贵族口中套来了话：清政府决定和俄国签订秘密条约，就是《中俄密约》。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沈荩的心里也着急了，因为在这之前，俄国已经和清政府秘密签订了几个条约，已经让东北实际掌控在俄国手中。1903年，俄国又要求在东三省和内蒙古一带享有路政税权和其他领土主权的七条要求，软弱的清政府又答应下来，而这事，被沈荩知道了，事情便有了转机。

要是再让慈禧这么折腾下去，东北三省迟早是人家的，而且，俄国的目光显然不止东三省，他们已经将侵略的矛头伸向华北及长江流域。

沈荩决定在密约签订之前将这事抖出来，历史证明，他真是个人才，尤其在交际这方面，可以说是高手中的高手，经过一些努力，他居然将清政府就要和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草稿原文拿到手。

草稿拿到手之后，沈荩研读完毕，一刻也不敢耽误，利用他记者的身份，将《中俄密约》原文寄给了天津英文版的《新闻西报》，当时的报纸基本上是外国人控制的，而《新闻西报》又不属于俄国控制，所以，报纸在第二天就刊登了这个中俄即将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为什么叫密约，因为里面的内容见不得光，对中国具有很大的杀伤力，所以，一经曝光，全国人民震撼了愤怒了，一片声讨，慈禧迫于压力，只好放弃签订《中俄密约》。不过，一颗仇恨的种子已经在慈禧的心中埋下，她要杀光那一些泄密的人。

不久，沈荩被捕，关于他被捕，又有一段事，怎么一个那样厉害的人会这么快就被逮捕了，待会我们会提到。慈禧不可能放过他，沈荩自己心里也非常清楚，所以，对于自己所做过的事，他承认得也非常潇洒。

慈禧是最见不得别人的好的，看到沈荩被抓了不是一副求饶的样，而是一副正气凛然，她很不高兴，于是，尽管这一个月是万寿月，慈禧也正准备自己的生辰庆典，可是，她还是怒气冲天地对沈荩下了“斩立决”的命令。

斩立决，顾名思义，就是立即执行死刑的意思，不过，就在侩子手要将沈荩处死的时候，慈禧又恢复了理智，光绪的万寿月她倒是不管，她关心的是她的庆典，杀头这事，对自己的庆典不好。于是，就改为“着即日立毙杖”。

于是，行刑者用绳索将他勒死，那一年他31岁。国人沉痛哀悼，并且各种反清的声音也越来越大，革命斗争越发高涨起来。革命派报纸《中国日报》发表唁文：“沈君之死，鬼神为之号泣，志士为之饮血，各国公使为之震动，中西报纸为之传扬，是君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沈荩这样一个精明着的在乱世中游刃有余的人，为什么会那么快就被清政府逮捕呢？虽然，那时候，清政府加大了力度搜捕，不过，在干这事的时候，他只是匿名着往报社将那条约送过去而已，在那样的年代，清政府要想查出来，难度不可谓不高。

事实上，当慈禧下令大力查出泄密之人风声正紧的时期，沈荩不但没有躲起来，甚至，当他看到全国对清政府一片声讨，沈荩觉得这是个天大的好机会，他便“顶风作案”，积极策动革命，意图发动政变。

当时，把持朝政的是慈禧，可是，慈禧越来越老，得依赖她身边的人，而她身边的人，一般是太监，于是，在无数影视剧中都可以见到的太监李莲英就要上场了。

事实上，李莲英没来得及上场，因为，这事在沈荩这边就卡住了。沈荩的本意是这样的：联系李莲英，通过李莲英，将慈禧解决掉。依靠他超强的社交能力，这事，似乎还有点希望，不过，他又将这个想法告诉了自己最要好的两个朋友。这两朋友，不在清廷当官，沈荩以为他们绝对不会去告发他的，殊不知，正是因为他们俩不在清廷当官，所以，他们就特别想混个一官半职的，于是，还没来得及联系李莲英，这两位沈荩最要好的朋友就出卖了他，互相鼓动着向慈禧告发了沈荩。真是为朋友两肋插刀啊！

就这样，沈荩在1903年7月19日的夜晚被捕。

程家柽“组织”同盟会

在迄今为止的历史叙述中，孙中山等同于同盟会，同盟会等同于孙中山几乎成为不容置疑的常识定论。而在事实上，中国同盟会的第一组织者和第一推动力并不是孙中山，而是已经被公众遗忘的程家柽。

1912年2月4日，程家柽从北京来到南京，请求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为北方的革命活动提供资助。孙中山与陆军总长黄兴商议后，任命程家柽为幽燕招讨使。由于同盟会内部有人指责程家柽是北方间谍，宋教仁、于右任、瞿方书、梁维岳联名致电上海《民立报》为他辩护说：“程家柽来宁，本报告北方军情，并非侦探。各界反间之说，实系传闻之误。请即更正。”

程家柽是安徽休宁人，字韵荪，又写作润生，别署下斋，斋名轰天隐，安徽休宁人。1899年9月，由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选送为湖北省官费留学生，赴日本后考入帝国大学农科。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不过200人，他们中间只有谈维新的而没有谈革命的。按照宋教仁在《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中提供的说法，程家柽透过裁缝师、三合会会员郑可平辗转见到隐居横滨的孙中山。孙中山给程家柽讲了“民族、民权、民生之理，及五权分立，暨以铁路建国之说”。程家柽当场表示要“树党全国，以传播之”。孙中山当时的愿望却是联系20名东京留学生，其中学习陆军的10人，专门利用广东广西的三合会、长江流域的哥老会创建军队；学习法政的10个人，主要在占据城池后处理地方上的行政事务，并且与外国人进行国际交涉。程家柽觉得这样做远远不够，便主动帮助孙中山与留学生进行联络，这样才有了后来的中国同盟会。

1906年冬天，程家柽被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张亨嘉（燮钧）聘请为农科教习。在东京的革命党人认为他应聘回国等于是自投罗网。程家柽表现出来的却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大无畏精神。他就任京师大学堂农科教习之后，经常向学生宣传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大主义，学生中“识大义者最多”。与此同时，他主动结交铁良（宝臣）、善耆（艾堂）等满清权贵，以及善耆的亲信王英、吴丁等人；还让自己的日本籍妻子担任了善耆的爱妾及子女的家庭教师。肃亲王善耆甚至希望通过程家柽与孙中山建立联系，“愿效革命先驱”。

程家柽与铁良、善耆等人的密切交往，曾经引起同盟会内部的普遍怀疑。在日本外务省收录保存的秘密档案中，记录有黄兴1908年12月的一次谈话，其中明确谈到程家柽的间谍身份：“程家柽初为革命党员，与铁良一派关系颇深，后成为间谍。予在彼抵京时曾与其面晤二三次。彼实是一位正直的男人，自白已成间谍。予恳请其在无妨之范围内，为了金钱而仕于政府。北京政府的间谍仅是此类，毫不介意。”

宋教仁在《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中，并没有明确肯定或否定程家柽的间谍身份，而是一一列举了程家柽利用特殊身份与特殊关系，对于同盟会方面被捕革命党人的救护，以及他对于革命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1915年2月4日，陈其美遵照孙中山的旨意，从日本东京给远在美国的黄兴（克强）写信，其中介绍说，辛亥革命之前，“二三同志如谭、宋辈过沪上时，谈及吾党健者，必交推足下，以为孙氏理想，黄氏实行。”

查阅宋教仁的《程家柽革命大事略》，陈其美所谓“孙氏理想，黄氏实行”的原始表述，其实是出自程家柽之口：1904年底，因为起义计划夭折而先后逃亡日本的华兴会成员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人，打算联合田桐、白逾桓、但焘等人重新建立革命组织，被程家柽出面阻止。他的理由是：“革命者阴谋也，事务其实弗惟其名，近得孙文自美洲来书，不久将游日本，孙文于革命名已大震，脚迹不能履中国一步，盍缓时日以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而吾辈得以归国，相机起义，事在必成。”

以孙中山闻名于世的孙文（逸仙），是1903年10月从日本横滨出发前往美属檀香山的。他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致公堂，被封为洪棍，然后在旧金山致公堂首领黄三德陪同下游历美国及加拿大。1904年底，孙中山应欧洲方面的中国留学生邀请前往英国，并且游历了比利时、德国、法国等国。1905年6月11日，他从法国马塞启程，于7月19日抵达日本横滨。7月25日，宋教仁在日记中写道：“至程润生寓，孙逸仙已至东京，君可与晤面云。余允之。”

7月29日，宋教仁邀请湖南同乡、华兴会成员陈天华（星台）一起到黄兴住处聚会，“商议对于孙逸仙之问题”。商议过程中，陈天华的意见是“以吾团体与之联合”。黄兴的意见是“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刘揆一（霖生）的意见是“不入孙会”。宋教仁的意见是“既有入会不入会者之别，则当研究将来入会者与不入会者关系如何”。结果是“以‘个人自由’一言了结而罢”。

关于同盟会的成立，宋教仁在《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中回忆说，程家柽在自己居住的北辰寓庐召集陈天华、黄克强、宋教仁、白逾桓、田桐、张继、但焘、吴旸谷与孙中山聚会商议，孙中山“所斤斤者，仍以二十人为事”。为了让孙中山振作起来充当革命党名义上的党魁，程家柽专门联络宋教仁等人，于8月13日在富士见楼组织了一场3000多人的欢迎大会。程家柽在会上“痛言革命之理，鼓掌之声，上震屋瓦，孙文大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