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第一篇 风水知识概要（第2页）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是直观感性的和实用理性相结合的，当我们站在以西方思维模式为基础的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考察我国传统的风水理论时，便会感知它的科学特点。然而中国传统思维的特点又是整体的、系统的，风水理论谈建筑空间，从来就是与人的因素和时间因素综合考虑的。这种思维特点的整体性和思维方法的直观性，虽然不乏经验科学的理智，却也给风水理论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并为大量明显属于巫占的迷信活动提供了容身之地，故此李约瑟（JosephNeedham）称之为准科学。准科学的概念包含科学的实质，又掺杂了伪科学的内容。这样，既指出了风水术中迷信成分的存在，又划出了二者的界限。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体验和经验积累中，即使对自己生活环境产生了较为合理的感知，但总会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也总会不可避免地对之加以假说性的甚至荒谬的解释。同时也应看到，即便是那些模糊的猜测成分，如天、地、人之间的感应，就目前科学发展的水平也难以做出更为合理的解释，但却不能否认这种联系的客观实在性。在医学界，就已经开始注意到交叉科学的研究，如环境医学、医学地理学、医疗气象学等，探讨天文、气象及地质、地理环境对人体的影响。如据科学统计证明，一个人出生时的天文气象等环境条件，对于此人一生的健康状况有很大影响；至于这些环境因素对于住宅及居住者的命运有何作用和如何作用的，现代科学也不能做出明确的解释（参见《人类生物气象学》）。由此看来，如果只看到理气宗的阐释方法难以纳入现代科学的思维模式中，就一概冠之以“迷信”，也并不是真正科学的态度。

毫无疑问，风水理论中“迷信”的内容，有很大一部分是古代巫术活动的历史积淀。巫术较科学而言，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虚妄的反映，但科学发展的相对性，即是巫术存在的必然性。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谈到巫术的产生与存在基础时，精辟地指出：“无论有多少知识和科学能帮助人满足人类的需要，它们总是有限度的。”人们可以采用最新的科学技术，选取最好的结构材料及完善的营建手段，创造最舒适的生活环境，但“人事中有一片广大的领域，非科学所能用武之地，它不能消除疾病和朽腐，它不能抵抗死亡，它不能有效地增加人和环境间的和谐，更不能确立人和人间的良好关系。这领域永久是在科学支配之外，它是属于宗教的范围”（《文化论》）。可见，巫术是人们在现有的知识和科学技术不能完全控制环境及机会的时候产生的，目的是想动摇及转变自然的秩序，它是人们对自然及命运的一种抗衡。在居住生活中，人们通过开斜道，安假门，放镇物等手段，增强自己抵抗灾难的信心，从而获得一种有益的生理功效，提高希望胜过恐惧的信仰，这样做往往可以达到类似于“心理暗示”的精神治疗效果。

“迷信”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古代社会里，风水理论作为一种经验的积累、知识的总结，即使有着合理的内涵，但为了增加说服力，强迫人们去执行，便要染上神秘的色彩。无可否认，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风水理论中迷信的成分越加明显。对于这种历史的产物，我们站在过去、现在、未来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便会得出迥异的结论。因此，作为理论研究与探讨，既要从历史角度挖掘其产生的根源，也要运用当代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武器以批判的态度去审视、剖析其积极的或消极的作用，还要以发展的眼光阐明其扬弃的可能，为现实生活、为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服务，这样才是真正的唯物论的态度。

风水理论以传统哲学观念与方法为基础，架构起理论思维体系的框架，在历史上确立了其存在的价值与作用，在今天亦被当作可以再发掘的一门学术，但在肯定它的时候，也必须对其迷信成分持以清醒的认识和冷静的舍弃、批判。

风水迷信产生的原因很多：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停滞于封建专制时代，生产规模小，自然科学未能充分发展，封建统治者及江湖术士愚昧人民的需要等，与此固有不言而喻的关系；而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中国传统哲学观念与思维方法的巨大缺陷，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迷信的存在提供了容身之地。事实上，对风水的迷信成分，自古以来，就有不少有识之士如王充、吕才、朱熹等，曾予以激烈批判，然而也正因为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局限，他们的批判终未彻底。

中国传统哲学虽以其朴素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见长，闪烁着古代民族智慧的灵光，但其概念与范畴的模糊，缺少严密形式逻辑体系下的精确分析综合与实证，重实用而轻纯理性的思维模式，局限于类比方法认识世界，只注重宏观整体上类比性地表象万事万物序列关系，而乏于更深层次内在规律性的探究，在天人合一观念下，更对表征万物序列关系的宇宙图式赋以象、数、理的意义而无限制地推演，附会以诸多牵强无稽的成分，等等，无不造成了中国传统哲学体系的明显缺陷。而这种种缺陷，反映在风水理论中，也正是其迷信成分的认识论根源所在。

例如在风水理论中，“地灵人杰”的观念是得到世人普遍认可的，其正规自然条件对人文活动的影响，固然具有唯物主义的可取之处。然而，直线化、简单化、夸大化的外推类比，却把它推进了迷信的泥坑。如果说：“山厚人肥，山瘦人饥，山清人秀，山浊人迷，山宁人驻，山走人离，山雄人勇，山缩人痴，山顺人孝，山逆人亏”（《青囊海角经·寻龙理气篇》）之说，尚属真理与迷信参半的话，“龙穴端正，富贵天定。左右直长，退败仓惶。前后尖峰，富贵三公。……明堂掌心，积玉堆金。明堂倾泻，退败凶绝，四畔山飞，父子东西”云云（同前引处），悉系迷信无稽之谈，当不言而喻。但这类说教，却充斥于大量理气宗的风水书中。

另外如诸多风水术书言及葬法，每以传统哲学观念来为其死者荫福后人的说教打掩护。最常见的，就是把死者与后人的血缘延续，纳入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而加以申说，实际上却是无稽之谈，是把巫术性的上古祖先崇拜的迷信理论化，但由于传统哲学“阴阳”与“气”的范畴本身所具有的模糊性和无限类比外推的取向，既难澄清是非，也无法阻止风水迷信振振有词地滥用。

我们不能苛责古人，在今天，当我们以当代的科学及认识论来批判风水迷信糟粕的部分，发掘其合理内涵，也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它。事实上，无论如何，风水理论毕竟是古代社会的产物，其以中国传统哲学为其世界观和认识论的基础，在较低层次上展示了在当今及未来亦有生命的真理，但它的稚嫩，无法摆脱迷信的纠缠，真理的光辉更常被迷信的阴影笼罩。

风水理论应当研究，也值得研究，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应该着重指出的是，风水理论不乏迷信色彩，和一切传统文化一样。尤其在风水的一大流派理气宗，在民间流行的风水术中，更其如此。但历史上，风水从来就有流派之分，如形势宗和理气宗；也有雅俗之分，正同中国古代历来有士文化与民俗传承，有宗教迷信和无神论一样。素有“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优良传统的中国古代士人，事实上也每每涉入风水理论，一面无情批判其迷信无稽之说，一面也弘扬其合理内涵，促进了它的发展。自汉以来，如张衡，王景、郭璞、萧吉、李淳风、吕才、一行、王洙、朱熹、蔡元定、刘基，及至晚清的魏源、翁同龢等大学者、大文人致力于风水，就是典型。

由于社会发展水平和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风水理论也同一切传统学术一样，没能完全摆脱迷信的桎梏和羁绊，没有发展成为完全科学的理论体系。此外，在专制的封建时代，为维护职业生存及尊严，往往也不可能发展成为完全科学的理论体系。此外，在专制的封建时代，为维护职业生存及尊严，往往也不得不披上神秘外衣。同理，在风水所观照人与自然环境交互感应的很多事象，也未尝没有如中医之经络或气功一类的天才直觉或潜科学成分，以至于以今天的科学也未必全能揭示其真谛。这些，当然都是今天研究风水理论应当正视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尊重古人而不苛求古人，以今天的科学认识论为武器，去发掘和揭示传统建筑文化的奥秘，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理论及实际创作，为崭新的当代中国建筑文化走向世界做出贡献。

（摘自《关于风水理论的探索与研究》一文）

4。风水中有着朴素的科学道理

在建筑界和文化界，不少人认为风水中有着朴素的科学道理，我们不能因为风水中存在迷信巫术内容就否定其科学性的一面。

探析风水的渊源沿革，正如古代许多学者以及风水家考证的那样，最早的“卜宅之文”在商周之际或更早即已出现，见载中国最早文献如《尚书》、《瞄经》等若干篇章，都是有关古代先民选址和规划经营城邑宫宅活动的史实性记述。分析这些被历代风水家奉为风水“经旨”的史实记载，对照风水理论及其实践经历，则后者虽因历经长期发展变革而趋于繁复纷杂，但其宗旨即基本追求，却与前者一致，就是审慎周密地考察自然环境，顺应自然，有节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而臻于天时、地利、人和诸吉皆备，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

正是基于这一基本追求，在风水理论及其实践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际经验，也通过理论思维，融汇了古代科学、哲学、美学、伦理学，以及宗教、民俗等方面的众多智慧，最终形成内涵丰富、综合性和系统性很强的独特理论体系，集中而典型地代表和反映了中国传统建筑环境科学与艺术的历史真知，非其他学术可以取代。这一理论体系，更以其世俗化，深深植根于古代社会的各个层面，因此实际上能对传统建筑的选址、规划布局和经营建设，起到指导作用，以至于上至京都、皇家宫苑、陵寝，下至山村、民舍、坟茔，都曾统一在风水观念下，一气呵出，与传统的营造学、造园学互为表里，相辅为用，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产生了普遍而深刻的影响，形成了迥别于其他各国建筑文化的鲜明特色，取得很高成就。

风水理论及其实践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结下不解之缘，首先在于风水理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比如微地形对小气候及生态环境的影响，就极为风水所重，概括成有利的选址模式，比喻为“穴”，如针灸中人体上的穴，一般是三面或四周山峦环护，地势北高南低，背阴向阳的内敛型盆地或台地；甚至人工经营的地形，也准此模式。这种“穴”的典型模式，被认为是“藏风聚气”、利于生态的最佳风水格局，论谓：“内气萌生，外气成形，内外相乘，风水自成”；注云：“内气萌生，言穴暖而生万物；外气成形，言山川融结而成形象也。生气萌于内；形象成于外，实相乘也。”实际阐明了微地形、小气候、生态和自然景观的依从关系。这种认识，是完全科学的；如我国近几十年来探索在热带种植橡胶树，在海南、云南西双版纳等地所发现适宜橡胶树生长的微地形、小气候特征，就正与风水所谓“穴”的典型格局，在性质上完全一致。而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发现，还是在经历了无数失败与成功的比较，经过分析研究，才认知的。如果风水理论研究不被摒弃在现代科学研究大门之外，或许，这种探索过程将会大大缩短。

又如类似的实例，即地方病与水土、地形地貌及地质构成的关系。我国东北、西北、西南部分地区克山病、大骨节病多发，长期未能发现其病因；最后转而研究地理生态环境，发现虽在同一地区，因地形地貌及水土物理化学性质上有差别，竟会有重病区、轻病区和非病区的明显不同。而把调查结果同传统风水理论比较，则可发现，如果按照风水关于相土尝水、地形地貌、水文地质各方面选择标准来权衡，其吉利者，恰恰在非病区；而病区，尤其是重病区居住基地的水土环境条件，却也正是风水视为诸多不吉的地方。由此可见，风水长期为古人所倚重，是有些道理的。这方面的丰富经验和知识，无疑也应如对待传统医学即中医一样，是应当加以认真发掘整理和研究运用的。

值得重视的是，由于风水注重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及交互感应，因而注重人与自然种种关系的整体把握，即整体思维，虽然往往有失粗略，却不乏天才直觉，很早就能引出堪与当代诸如生物圈或生态学等综合性、系统性科学的理论相契合的真知灼见。例如风水之注重“水”、“风”、“土”、“气”，种种有关论述，以致其模式化的表达形式，同当代科学注重地球生物圈中水循环、大气循环、土壤岩石圈及动物植被等生态关系，以及一些重要概念或理论的模式表达相比较，就往往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像《日火下降气上升图》，就相当典型，所概括的水循环图示在科学认识水准上，并不稍逊于当代生物圈或生态循环理论中的同类图示。

风水在科学上的价值，不仅涉及古代中国，而且惠及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指南针的发展和磁偏角的发现，作为已有的研究业已得到清晰揭示，这一伟大的历史贡献，正是中国古代的风水家，在他们体国经野、辨方正位，即在建筑选址规划及经营时，为选择最佳方位，以臻天时地利人和的完善统一，在职业活动中通过不懈地追求和探索而完成的。由此可见，风水功不可没，而且也是有很高价值的学问。事实上，已有的研究成果，正需要进一步深入和完善，尤其需要对大量载录了指南针发明应用史料的传世风水著述，进行严肃的考证研究。

风水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建筑环境的选址规划中，还极为重视自然景观的审美，讲究建筑人文美与环境自然美能达到和谐有机的统一。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表现出很强的美学性质，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实际上，和西方文化比较，发现自然美，研究自然美，在西方是迟至文艺复兴之后的事；而在中国，由于农业文明的早熟，自然美很早就被发现和重视。在古代文人那里，对山川自然的审美，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发展成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寄情山水的审美理想和艺术哲学，而风水家自诩为“山水之士”，秉承这种文化传统，并在其理论和实践中应用发挥，成为传统美学与建筑实践的中介，观照山川自然美而巧加人工裁成，赋予中国传统建筑及其整体环境以深远的美学气质。正因风水的这一追求与古代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相为表里，而风水更能以其娴熟细腻的实际处理技巧，使对自然的审美观照，得到细致入微的表现。因此，不少文人青睐风水，甚至连大儒也推崇此道：“世有选择之法，不能不用之”，也就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在古代，风水理论又被称为“理义之术”，实际是因为风水理论妥善反映了古代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并在建筑实践活动中贯彻始终，能契合并满足世俗观念及现实生活的种种需要，这也是风水理论及其实践能长期生存发展的基本原因。

风水理论注重宅居，视宅为“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从当代居住现象学的理论来看，前句概括了居住的自然属性，即自然居住的定向与认同，表现为风水审辨自然环境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已如前述；而后句即“人伦之轨模”，则包含了社会居住定向与认同的意义。所谓定向，就是在自然或社会存在中确定自身的存在、自身的位置，获得“存在的立足点”，亦即“住所”；所谓认同，即人赋予环境以意义，人与环境相统一，人对环境有“归所感”。汉代刘熙《驿名》论“宅”：“宅，择也，择吉处而营之也。”其“择”、“吉”，就指有自然居住与社会居住的定向与认同意义。风水理论于此，论说就更多也更明晰了，如谓：“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故不可独信命也”，等等，不必一一赘引。

重要的是，风水理论有关社会居住定向的内容，观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社会定向观念，强调“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则家代昌吉”的观点。于是有宅居模式的普适性：“坟墓川岗并同兹说，上之军国，次及州郡县邑乃至山居，但人所处，皆其例焉”。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最大特色之一，即各类建筑均表现出与宅居模式的同构现象，固然可以从封建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形态中揭示原因所在，但在传统建筑理论中得到反映，像风水理论这样明晰的阐释，对直接揭示这一建筑文化现象的底蕴，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此外，传统的社会定向观念，强调：“礼，序也”，“礼别，卑尊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并视宅舍宫室为“礼之具也”。而风水理论对此不无包含，以其论门庭、比屋、截路分房、穿宅之法、三要六事及造屋次第诸说，具体而微地将社会居住秩序的礼制伦常观念同建筑实践结合起来，因此形成了中国传统民居以至宫廷内苑浓郁的礼制伦理色彩。

有关社会居住的认同，风水理论观照“非宅是卜，惟邻而卜”的传统观，在宅居邻里关系的处理上，也有缜密细腻的考虑，既兼及宅居的私密性、识别性，也以“忌背众”，以及“阳宅外形”论诸如座向、门户、墙垣、屋角、放水等种种细致讲究，有效调节了居住聚落建筑空间环境的和谐性。这种社会认同，也表现为社会性审美，“约定俗成谓之宜”，风水理论强调“治宅极宜壮实”，“位次重叠，深远浓厚”，又讲究“适形而止”，“充实”、“清净”为美，还大量采用了为世俗观念认可和喜闻乐见的各种象征、隐喻乃至禁忌的艺术形式，很多工匠民俗也融汇其中。这种社会认同，实际上乃使风水理论及其实践，是在公众参与的背景下，得以创造出遍及中国城乡，饱浸着乡风民俗，新鲜活泼、丰富多彩，并历来为世人喜闻乐见的民居艺术，并以各种形式跻身于上层社会以至宫廷建筑之列，成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的重要内容。

（摘自《关于风水理论的探索与研究》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