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剪,果子长不大。养分就那么多,枝多了,每个果子分到的就少。剪掉一些,剩下的才能长好。”刘村长又剪掉一根,“跟养孩子一样。生多了,养不好。”
李轻舞没有说话。她拿出笔记本,把刘村长的话记下来——“养分就那么多,枝多了,果子就小。”
孙晓蹲在另一棵树下,用手扒开枯叶,看树根。“刘叔,这棵树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了。我种的时候,刚结婚。”刘村长抬起头,看着树冠,“那时候想着,等树长大了,果子卖了,给孩子交学费。树长大了,孩子也长大了,出去了。果子卖了,钱寄给他了。树还在,人不在了。”
赵磊站在旁边,没有说话。他把喷雾器放在地上,拧开盖子,往里倒农药。农药是瓶装的,深褐色的液体,倒出来刺鼻的气味立刻散开了,呛得赵磊咳了两声。刘村长走过来,接过药瓶,倒了半瓶,又加了些水,拧紧盖子,摇了摇。
“这个量,不能多,多了烧叶子。不能少,少了没用。”刘村长把喷雾器背起来,走到一棵树前,一手压气,一手举喷头。药液从喷头里雾状地散开,落在树枝上、嫩芽上、树干上,白蒙蒙的,像清晨的薄雾。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药味,李轻舞退后了两步,孙晓捂住了鼻子。
“这药有毒吗?”李轻舞问。
“有毒。不能碰,不能闻多了。”刘村长压了几下气,继续喷,“不打不行。虫子一上来,果子全完了。去年隔壁老周家的桃树,没打药,桃子还没熟就被虫蛀了一半。罐头厂不要,鲜果卖不出去,烂在地里。”
李轻舞在笔记本上写下——“不打药,虫子吃。打药,人闻着难受。”
赵磊蹲在树根下,从背包里拿出相机,对着刘村长喷药的背影拍了一张。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刘村长的肩膀上,药雾在光里变得透明,像一层纱。他又拍了一张,是刘村长的手,粗糙的,握着喷雾器的把手,青筋暴起。
“刘叔,这些果子能卖多少钱?”赵磊问。
刘村长停下来,直起腰,用手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去年苹果八毛一斤,梨六毛。罐头厂来收,给什么价就是什么价,没得商量。”
“八毛?”赵磊愣了一下,“城里超市的苹果,最便宜的也三四块。”
“那是超市。我们这是地头。”刘村长又压了几下气,“人家来收,要拉运费,要存库,要包装,要上架。一层一层下来,到我们手里就剩八毛。你不卖?不卖烂在地里,一分没有。”
李轻舞的笔在本子上停了一下。她想起白歌买的那些水果,从来不看价格。她自己也从来不看。她不知道,那些水果的价钱,在地头上只有八毛。
“为什么不种点别的?种点贵的?”孙晓问。
刘村长摇了摇头。“地不行。这里海拔高,土薄,种不了别的。种果树是祖上传下来的,种了几十年了。也知道不赚钱,但不种地,干什么?出去打工?老了,没人要。”他顿了顿,“年轻人出去就不回来了。地没人种,树没人管。再过几年,这果园就荒了。”
没有人说话。赵磊又拍了一张照片,是果园的全景。三十几棵树,稀稀拉拉地站在山坡上,远处的山一层一层地叠着,灰蒙蒙的。
中午,三个人回到刘村长家。老太太做了面条,李轻舞吃了两碗,赵磊吃了三碗。吃完饭,李轻舞坐在院子里,翻笔记本。她看了今天记的内容——剪枝、喷药、八毛钱一斤、二十多年的树、出去就不回来的人。她把笔记本合上,看着远处的山。山还是那些山,一层一层的,但今天看着,不一样了。以前觉得好看,现在觉得沉。
下午,李轻舞去找小梅。小梅正在屋檐下写作业,趴在一张矮凳上,铅笔削得很短,捏不住了,用食指和拇指掐着写。李轻舞走过去,蹲下来。
“小梅,你在写什么?”
“数学。除法。”
李轻舞看了看题目,是两位数除以一位数。小梅算得很慢,每一道都要列竖式,但都做对了。
“你数学不错。”
小梅抬起头,眼睛亮了一下。“真的?”
“真的。”
小梅低下头,继续写。李轻舞从包里翻出一支笔——是一支普通的黑色水笔,是她自己平时用的。她想了想,又从包里翻出一个笔记本,浅蓝色封面的,还没有用过。她把笔和本子放在小梅面前。
“送你的。”
小梅看着那支笔和本子,眼睛瞪得圆圆的。“姐姐,这我不能要。”
“拿着。你好好学习。以后考到北京去。”
小梅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拿起那支笔,在纸上划了一下。笔尖很滑,墨水很流畅。她又摸了摸本子的封面,光滑的,亮亮的。她笑了,笑得眼睛弯成月牙。
“姐姐,谢谢你。”
李轻舞看着她笑,也笑了。她想起白歌送她相机时,她也是这样又惊又喜。她站起来,看着远处的山,心里想着,等回去了,一定要跟白歌说说小梅的事。
傍晚,李轻舞一个人走到村口的老枫树下。夕阳把树冠染成了橘红色,叶子还没红,但光把它染红了。她靠着树干坐下来,拿出手机,试了试信号。还是没有。她把手机收起来,看着远处的山。山一层一层地叠着,最近的是深绿色,远一点是墨绿色,再远是灰蓝色,最远是淡紫色,和天边的云混在一起,分不清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