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李轻舞问。
孙晓推了推眼镜。“采访了五个老人。每个都说了差不多的话——孩子在外面,不回来。想他们。但不想拖累他们。”
赵磊把相机递给李轻舞,翻着照片。老人的脸,孩子的脸,开裂的手,补丁的衣服,倒塌的土墙,长满荒草的院子。翻到最后一张,是一个女孩站在山坡上,背对着镜头,望着远方。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草地上,像一个大人。
“这是谁?”李轻舞问。
“小梅。我拍完的时候,她跑到山坡上,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拍了这张。”
李轻舞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她把相机还给赵磊。
“这张留着。要用。”
下午,李轻舞一个人去了村小学。学校在村子北边,两间土坯房,一块泥地操场。操场边上竖着一根旗杆,国旗褪了色,被风吹得哗哗响。全校只有十二个学生,一个老师。老师姓陈,五十多岁,头发花白,在这里教了三十年书。
“陈老师,您教什么?”
“什么都教。语文、数学、音乐、体育。一二三年级一起上。”陈老师笑了笑,“学生少,好教。”
李轻舞走进教室,里面坐着十几个孩子,课桌是木板搭的,板凳是高高低低的。墙上贴着拼音表和乘法口诀,纸已经发黄了。黑板上写着几个字——“春天来了”。一个女孩在下面画了一朵花,歪歪扭扭的,但能看出来是花。
“你们学《春天来了》?”李轻舞问。
陈老师点了点头。“上周教的。让他们写作文,写春天。”
李轻舞翻了翻学生的作业本。字歪歪扭扭的,但每一篇都很认真。有一篇写着——“春天来了,燕子飞回来了。燕子有家,我也有家。但爸爸妈妈不在家。”
李轻舞把这篇作文拍了下来。她用手机拍的,没有信号,但能拍。她要把这些带回去。
傍晚,李轻舞一个人走到村口的老枫树下。夕阳把树冠染成了橘红色,叶子还没红,但光把它染红了。她靠着树干坐下来,拿出笔记本,写下今天采访的内容。写完之后,她拿出手机,试了试信号。还是没有。她把手机收起来,看着远处的山。山一层一层地叠着,最近的是深绿色,远一点是墨绿色,再远是灰蓝色,最远是淡紫色,和天边的云混在一起,分不清边界。
她想起白歌画的那张地图。每一条岔路都标得清清楚楚。他不在,但他帮她指了路。她低下头,在笔记本的空白处写了一句——“他不在。但他在。”
第三天,李轻舞起得比前两天都早。天还没亮透,山里的雾气很重,空气湿漉漉的,吸一口满鼻子都是草叶和泥土的味道。刘村长在院子里磨剪刀,嚯嚯的声音在安静的清晨里格外清晰。老太太在灶台前煮面,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响。李轻舞洗漱完,走到院子里。
“刘叔,今天去哪?”
“去果园。这几天该剪枝了,再不打药虫子就上来了。”刘村长站起来,用拇指试了试剪刀的锋利度,“你要去看?”
“去。”
“路不好走。你穿那双胶鞋,别穿你的白球鞋。”
李轻舞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那双白歌送的白球鞋,犹豫了一下,换了老太太拿来的绿色胶鞋。鞋底很硬,鞋帮很高,穿上去像踩在木板上。赵磊和孙晓也起来了,赵磊换了一双军绿色的胶鞋,孙晓还是穿着自己的运动鞋。
“孙晓,你不换鞋?”李轻舞问。
孙晓低头看了看。“我没有胶鞋。没事,我走慢点。”
果园在村子后面的山坡上,要走四十分钟。路是土路,窄的地方只容一个人过,旁边就是陡坡,摔下去不是闹着玩的。刘村长走在最前面,手里拿着剪刀,腰间别着一把锯子。赵磊跟在后面,背着一个喷雾器,是刘村长家的,铁皮做的,沉甸甸的,走起来哐当哐当响。李轻舞走在赵磊后面,孙晓走在最后面。
“赵磊,你背得动吗?”李轻舞问。
“还行。就是晃。”赵磊用手扶了扶喷雾器的背带,“这玩意儿多少年了?”
刘村长头也没回。“二十年了。比我家那小子还大两岁。他今年十八,在广东打工。”
李轻舞在笔记本上记下——“喷雾器二十年,儿子十八岁,在广东。”
山坡上的果园不大,大概三十几棵果树,主要是苹果树和梨树,还有几棵桃树。树干粗壮,树皮开裂,枝丫横七竖八地伸向天空,像老人手上凸起的青筋。叶子还没长全,嫩芽刚冒出来,毛茸茸的,绿中带黄。地上落了一层去年的枯叶,踩上去沙沙响。刘村长走到第一棵苹果树前,停下来,上下打量了一番。
“这棵树老了。该剪的枝不剪,果子长不大。”他伸出手,拉住一根细长的枝条,“这根,太密了,挡光。剪掉。”剪刀咔嚓一声,枝条应声而落,断口处渗出一点汁液,亮晶晶的。他又拉过另一根,“这根,朝下长,不结果。剪掉。”咔嚓,又一根。
李轻舞站在旁边,看着刘村长剪枝。他的手很粗糙,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全是泥,但握剪刀的姿势很稳,每一刀都干脆利落,没有犹豫。
“刘叔,为什么要剪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