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拿得起放得下（第2页）

有一个老板，从一个打工仔做起，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当老板，生意一路顺风，几年工夫就赚了几百万。但是到了20世纪的90年代，市场风云变幻，一下子让他很快的又赔了个精光，这使他放不下，想不开，随后便跳楼自杀了！

这个老板的结局比那些拿不起的人们结局还要更糟，很多人都想发财却没有发财，没有发财还能照样有滋有味地过平常日子，因为他们放得下。钱财是身外之物，拿得起就拿，拿不起就把它放下，为什么要死死地抱住它，让它把自己压垮，甚至压死?

然而最糟糕的就是那种既拿不起又放不下的人，他们的本事不够，想当官也当不上去，想发财也发不了，折腾来折腾去还是个平民百姓，偏偏又不甘心不服输，明明是摘不到的镜中花捞不起的水中月，又偏要没完没了地在那里摘在那里捞，之后便怨天尤人痛苦不堪，就像整个世界都在跟自己作对，全世界的人都欠了他的债。这种人的人生没有风光过，也没有快乐过，全都是在黯淡和痛苦中慢慢耗尽了。

人生有很多追求，名誉、地位、金钱、美女、名车、豪宅……人人都想把这些东西拿到手，但是真正能够如愿以偿的有几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所面临的问题就是选择：放下，还是不放下?拿起是欲望的满足，放下可求得心灵的安定。拿起要靠才气和运气，放下只需要心里服气。拿起很累，放下轻松。要是你的才气和运气不够，那就不要死撑硬拼去争那口气，退一步海阔天空。只有放下，你还有可能从别处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份快乐。

人生的烦恼和悲剧，多半不是因为拿不起，而是放不下。前面说的老板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然而，因放不下而过得很苦很累，却又享受不到生活乐趣的，却是比比皆是。

有一个欧洲的观光团来到了非洲的一个叫亚米亚尼的原始部落里。部落里有位老者，穿着白袍盘着腿安静地在一棵菩提树下做草编。草编非常精致，它吸引了一位法国商人。他想：要是将这些草编运到法国，巴黎的女人戴着这种草编的小圆帽和挎着这种草编的花篮，将是多么时尚多么风情啊!想到这里，商人便激动地问：“这些草编多少钱一件?”

“10比索。”老者微笑着回答道。

天哪!这会让我发大财的，商人心喜若狂。

“假如我买10万顶草帽和10万个草篮，那你打算每一件优惠多少钱?”

“那样的话，就得要20比索一件。”

“什么?”商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几乎大喊着问：“为什么?”

“为什么?”老者也生气了，“做十万件一模一样的草帽和十万个一模一样的草篮，这会让我乏味受累。”

商人还是不能理解，因为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许多人忘了生命里有许多东西是应该被放弃的，当你放弃了许多东西时，你才能得到一些东西。

我们常说一个人要拿得起，放得下。而在付诸行动时，“拿得起”容易，“放得下”难。所谓“放得下”，是指心理状态，就是遇到“千斤重担压心头”时能把心理上的重压卸掉，使之轻松自如。

所以，人生最大的包袱不是拿不起来，而是放不下。

拿得起，实为可贵；放得下，才是人生处世之真谛。“红脸”与“白脸”

红脸和白脸的人都是古装戏中最常出现的人物。古戏里红脸多为正派老生，白脸一般是奸诈小人。红脸如戏中的诸葛亮、林冲等，白脸如剧幕里的曹操、潘仁美等。然而，人们生活中对红脸与白脸看得最多的是为事理相互争执，为利益彼此较劲。那些摆出红脸的人，自然都是寸步不让，执理顶牛的样子，而说到白脸，必然想到妥协退让、满脸挂笑的和事佬。在儒家讲究“和为贵”的文化里，讲求有理让三分，无事不究过。一团和气，轻易不与人红脸。

学会红脸白脸集一脸

在京剧里面，演员都是用面部化装区分不同人物，在脸上涂有特定的谱式和色彩以寓褒贬。红色表示忠勇，黑色表示刚烈，白色表示奸诈。不同的脸谱显示了不同的角色特征。关系学中红白脸相间借用京剧脸谱的名称，但它要比京剧中简单化的脸谱复杂得多。

任何一种单一的方法都只能解决和人相关的特定问题，都有不可避免的一种副作用。对人太宽厚了，便约束不住，结果无法无天；对人太严格了，毫无生气，有一利必有一弊，不能两全。

高明的企业领导深谙此理，为避此弊，无不运用红白脸相间之策。有时两人连档唱双簧，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有更高明者，像极了高明的演员，根据角色需要变换脸谱。

会使用单打独唱、红白脸相间术的高手要算清朝的乾隆皇帝。靠着人才济济的智力优势，靠着乾隆、雍正给他奠定的丰厚基业，也靠着他本人红白脸相间的韬略雄才，做起了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好的大皇帝。晚年写诗自诩为“十全大武功”，用汉、满、蒙、回四体文字把《十全记》镌刻在避暑山庄里乐滋滋地自我品尝，这些还不够，后来干脆称自己是“十全老人”。

上述只是他的武功。他的文治也是两手齐备，红白脸间有。他会唱红脸，对知识分子采用怀柔政策。他规定见了大学士，皇族的老老少少们都要行半跪礼，称“老先生”。如果这位大学士还兼着“师傅”，就称之为“老师”，自称“门生”或“晚生”，如此种种，不胜枚举。他甚至亲笔谕旨：“儒林是史传所必须写入的，只要是学粹的学者，就不必拘泥于他的品级。像顾栋高这一类人，切不可使他们淹没无闻呵!”遵皇帝旨意，史馆里特设《儒林传》名目，来专门编写大知识分子的学术生平。平时乾隆批阅上送的奏章，凡是见到鄙视“书生”、“书气”的议论总是要给予批驳，说：“修己治人之道，备载于书，因此，‘书气’二字，尤可宝贵，没有书气，就成了市井俗气。”而且还说：“我自己就天天读书论道，因此，也不过书生!”为了笼络读书人，竟达到如此地境地，红脸唱得前无古人。

乾隆皇帝之所以如此做，全都是出于维护他们的皇权至上、族权至上、朝廷至上的目的，那就是要保持“大清”永不“变色”。谁要是在这方面稍有越轨，红脸马上转换成白脸，满脸堆笑换成杀气腾腾。管你是有意无意，或是或非，都立即被逮捕入狱，轻者“重谴”或“革职”，重者“立斩”或“立绞”，甚至处死后要“弃市”、“寸磔”，已死的也要开棺戮尸，甚至连朋友、族人也统统跟着受株连。

乾隆在位期间，大兴文字狱，有案可查的竟有70余次，远远超过他的先辈们，这也是空前绝后的。

内阁学士胡中藻，曾写过这一本书叫《坚磨生诗抄》，乾隆皇帝久候等人告发，无奈无人告发，自己索性上阵“御驾亲征”，道：“‘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又说：“至若‘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我每天听政召见臣下，何乃‘朝门不开’之语!”还指出：“所出试题，有‘乾三爻不像龙’……乾隆乃是我的年号，‘隆’与‘龙’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对于“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束阔”一诗，他又说：“南北分提，一再反复，是什么意思?”后来便下诏弃市，族人在16岁以上的全斩，胡中藻的老师鄂尔泰的灵牌也被撤出“贤良祠”，鄂氏之子、巡抚鄂昌，因曾与胡唱和，也令其自尽，这就是文字狱中的一件。

乾隆的这一手可真够厉害的，搞得文人学士们人人自危，处处都得小心，几句赏花吟月之词，一不小心，也往往弄出个莫须有的罪名，乾隆就是使用这样无情的白脸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变脸如翻书”也是一种圆融的处理姿态，否则不易和人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