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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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正是从这里，再次找到了突破口。

洪武十九年，即胡惟庸死了六年后，突然公布了他的新罪状——通倭!

人人震惊，举国哗然。在人手一册，天天必读的《大诰》中，将胡惟庸通倭始末，写得清清楚楚：

洪武十年，明州卫指挥林贤，奉命护送日本国贡使归廷用进京。皇上厚赏归廷用，令林贤送他出海。林贤在京期间即与胡惟庸结成死党。待归廷用回国后，胡惟庸让林贤以剿倭的名义袭击日本朝贡船只。然后奏报朝廷，将林贤贬往日本。林贤在日本活动了三年，由胡惟庸派人秘密召回。紧接着，日本贡使如瑶藏主率领四百名武装倭人，前来“通好”。他们把兵仗刀剑藏在进贡的大蜡烛中，伺机行事。可是，比及到京，胡惟庸已经伏法。因此，没敢行动。

刑部轮番鞫讯，林贤供认不讳。以伙同胡惟庸通倭的罪名，被灭了九族。妻妾、婢女则被收为官府奴婢。

这样，胡惟庸通倭案便铁板钉钉，罪不容诛。

不久，又“揭发出”了“胡惟庸通虏案”。“通倭”兼“通虏”，胡惟庸天理不容，可真是罪该万死了。新清查出来的“胡党”，更是在劫难逃!

胡惟庸通虏案，同样是人证俱全。紧接着发布的《昭示奸党录》，刊登了封缋的供词：

封绩，常州府武进县人。幼系神童。大军破常州时被百户掳做小厮，拾柴使唤。及长，有千户见绩聪明，招为女婿。后与妻家不和，被告发迁往南海住。因见胡丞相擅权，实封（上秘密奏章）言其非。为时，中书省凡有实封到京，必先开视，其有言及己者，即匿不发，乃诬罪其人。胡丞相见绩所言有关于已，匿不以闻。诈传圣旨，提绩赴京，送刑部鞫问，坐（判）死。胡丞相着人问道：你今当死，若去北边走一趟，便饶了你。绩应允。胡丞相差宣使送往宁夏耿指挥（忠）、于指挥（琥）、王指挥等处。耿指挥差千户张林、镇抚张虎、李用转送亦集乃地面。行至中途，遇鞑靼人爱族保哥等，给与马骑，引至和林，见唐兀不花丞相。唐兀不花令儿子庄家，送至哈剌章蛮子处，将胡丞相消息备细告知，并着发兵扰边。待绩回奏后，将京城军马发出去，里应外合，成就大事。

这个供词，可谓是细致入微，榫卯契合。但是作假者的精密，往往会忽略了大前提的谬误。通虏是诛灭九族的勾当，胡惟庸什么人不好派遣，却偏偏找一个远处海南，与漠北远隔万里、无官无职而又反对自己的人前往联络，岂不是糊涂油迷心，发了大昏!而《明太祖实录》却说：“封绩，河南人，故元臣来归，命之官不受，遣还乡又不去，谪戍于边，故胡惟庸等遗书遣之。惟庸诛，绩惧不敢归，蓝玉于捕鱼儿海获绩。善长匿不以闻。”

《昭示奸党录》说封绩是常州府武进县人，因为揭发胡惟庸获罪，被派去北方。《实录》却说，封绩是河南人，是在谪戍边疆时被胡惟庸派去的。两份朝廷文件，连封绩的籍贯经历都驴唇不对马嘴，言人人殊，足以证明，所谓封绩为胡惟庸联络通敌的大案，不是逼供信逼出来的，就是聪明人编造出来的。

不过，荒唐归荒唐，《实录》还是收到了一石两鸟的功效：“胡惟庸通虏”，罪加一等；“李善长匿不以闻”，罪责难逃。

这一下，轮到太师李善长倒霉了。

李善长是洪武四年被打发回老家的。权势与尊荣正在巅峰上，便莫名其妙地被打发走，实在是于心不甘。这年二月，朱元璋回凤阳扫墓，他抓住这个时机，绕前捧后，大献殷勤。朱元璋颇为感动，想到他当年的忠诚勤恳，觉得有些下手太重，对不起老朋友。这时，营建中都的工程正处**，大批江南富户又陆续被迁到这里。原来的主持人调度无方，到处一片混乱。朱元璋趁机把督建中都的任务交给了李善长。他竭尽全力，精心管理，以邀取皇帝的恩宠与欢心。朱元璋果然很满意，多次派遣使者带着礼品前往慰问，一副前嫌尽释的样子。

洪武七年，朱元璋提升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担任太仆寺丞，负责全国马政。洪武九年，又将大女儿临安公主下嫁给他的儿子李祺，并在京城为他大造府邸。李棋是朱元璋第一位驸马，婚礼办的铺排而隆重。满朝文武人人歆羡，李善长更是欣喜莫名，认为东山再起的时机来了。便留在京城，耐心等待。谁知，日日翘望，却久久不见动静。心下怏怏不乐，不免形诸颜色。胡惟庸等人抓住机会，弹劾李善长父子礼数不周，李善长立刻受到削俸的处分。

这是一种扬而复抑的手法。朱元璋猫耍老鼠：我可以给你些尊荣，但不能完全满足你的权势欲。刚削减了亲家翁的俸禄，又补偿给一个“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议军国大事”等一串光彩夺目的虚衔。实际上，只让他临时抓一抓土木工程方面的庶务。李善长当面连连谢恩，私下里愤愤不满。

洪武十年七月，朱元璋又命李善长作“钦差大臣”，去北平查验树木。完成任务返回京城，船到瓜州，忽然接到圣谕，命他不必进京，重回凤阳居住。

直到第二年三月，才命他返回京城。李善长忍不住跟胡惟庸偷偷发牢骚：“我把上面的事，都做停当了，不是叫我四处奔走，就是被凉在那里。这不啻是处罚，哪里拿我当老人呀!”

过了不久，朱元璋又差李善长“四处奔走”：去陕西汉中清理茶政。他再次悄悄向胡惟庸发泄不满：“我身为太师，偌大年纪，却教我远去栈道运茶。这明明是想方设法惩罚我。天下平定了，用不着我等了，便推完磨杀驴吃!”

这些话，很快就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亲家翁如此忤逆犯上，他岂能容忍!

洪武十一年，李善长为了搭救蒙冤的仪仗户，面见亲家翁，苦苦求情。朱元璋正在找机会，他自己送上门来。当即派人把李善长捉到都察院衙门关起来。然后命胡惟庸将李善长和他的两个儿子，立刻打发回老家。

听罢宣谕，爷儿三个抱头痛哭。胡惟庸安慰道：

“请太师谅情：不是胡某要发落你，是皇上不肯饶恕你呀。”

“老夫知道，我没有怨恨丞相的意思。”

李善长与胡惟庸是同乡，胡惟庸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两人的关系，一直非同寻常。李善长罢相，胡惟庸当权期间，仍然过从甚密。李善长的弟弟是李存义，李存义的儿子李佑，是胡惟庸的侄婿。多年的同事，再加上乡谊亲情，更使他们成为通家之好。尽管如此，李善长伺候朱元璋二十多年，深知他冷漠猜忌，残忍嗜杀，就是对于同乡亲戚，老谋深算的他，充其量，泄露一点晦气和感伤，绝不会那么露骨地吐露心曲。可是，被别有用心的胡惟庸添油加醋地一汇报，便成了十恶不赦的罪证。精明过人的胡惟庸，只想到自己的丞相当得牢，便不惜诋毁老上司。殊不知，虽然达到了离间李善长与皇帝关系的目的，却把自己和李善长紧紧拴到了一起。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大案爆出，株牵蔓连，李善长也被牵扯进去。但是，朱元璋把他和陆仲事等武将一起赦免了。像对陆仲亨一样，朱元璋亲自为之解脱，文绉绉地说道：

“朕初起兵时，李善长来谒军门，赞曰：‘天有日矣’。是时，朕年二十七，李善长年四十一。来归后，所言多合吾意，遂令掌书记，赞计划。功成，爵以上公，以女与其子。为我肱股心膂之臣。”

显然，这里打的依然是保护淮西旧勋的旗号。但旗号终归是旗号，其中包含着朱元璋有条不紊的谋略与手段。李善长虽然已被架空，没有实权，但德高望重，位居当朝太师、勋臣之首，又有“总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议军国大事”的显耀头衔，地位显然在胡惟庸之上。如果喧宾夺主，把胡案搞成李案，则妨碍他书写中书省这篇大文章。可是，等到抓了几年胡党，杀了一两万人，李善长更成了兽群巨象，大物庞然。他在淮西武人集团中，有着深远的影响与牢固的根基。他以文人长者和军师的双重身分，辅佐自己开国创基，功勋卓著，又以善于协调诸将而闻名军中。他的地位和威望，远在徐达、常遇春等人之上。功高震主，德重惑众，朱元璋当然不放心。因此，铲除他的潜在影响，就成了当务之急。

胡案初起，李善长相当紧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紧缩蜷伏，惴惴不可终日。随着时间的推移，鬼头刀并没有落到自己头上，朝廷的紧张气氛也有所缓和，他长舒一口气，认为灾难已经过去。

到了洪武十八年，李善长的弟弟、胡惟庸的亲家翁李存义，忽然被网进了胡党，流放崇明岛，他又是一惊。索性横下一条心，听天由命。但，又是漫长的五年平静地过去。李善长再次觉得，灾难已经离他远去。此时，他已是七十七岁老翁，目昏齿摇，风烛残年。但他还要享受夕阳余晖，为子孙置办产业，并扩建家乡府邸。他从信国公汤和那里借了三百名卫卒，帮助扩建工程。汤和害怕受连累，赶紧报告上去。朱元璋暗骂他滥用权力，不知好歹。

洪武二十三年四月，京城有一批罪人要发遣边疆充军，其中有李善长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叫丁斌的亲信。不知好歹的李善长急忙乘车返回京城，跑到朱元璋面前为亲友说情。朱元璋一打听，丁斌与胡惟庸有很深的关系，丁斌的义姐曾由胡惟庸做媒，嫁给了李善长的胞弟李存贤之子。结果，李善长等于自投罗网。受他的连累，他的胞弟李存义，李存贤以及他们的儿子等，一起被捕下狱。御史们为了抢功，同时也为了证明自己与李家素无瓜葛，弹章像雪片一般飞向皇帝的手上。

可巧，此时星象异常。观天象的人告诉疑虑重重的朱元璋，重臣不忠，上天将降灾祸!

重臣是哪个?刘基、宋濂、汪广洋、胡惟庸等重臣，早已地下做鬼，除了李善长还有何人?这样一来，等待老太师的除了牢狱，只有斧钺了。

队锦衣卫闯进太师府，翻箱倒柜，打砸劫掠，闹了个天翻地覆。李善长连同他的妻女、弟侄、家人仆妇一共七十余口，锒铛入狱。

棰楚之下，何求不得?原来，李善长不仅是胡惟庸的通家之好，还是胡惟庸通虏的主要同案犯!大理寺公布的案情，有根有梢，凿凿可据：

胡惟庸准备谋反的时候，曾让亲家翁李存义说服他的哥哥李善长。李善长很吃惊，骂道：“你说什么混话?这是灭九族的勾当!”后来，又让李善长的老部下杨文裕去游说。答应事成之后，封他为淮西王。李善长虽未答应，但有些心动。而后再派李存义去。李善长叹一口气说道；“我老了，不中用了，任你们闹去吧。”李善长的家奴也揭发说，曾看到胡惟庸到李府来，两个人头靠在一起，显得很诡秘。说了些什么听不清楚，只见胡惟庸一边说，李善长不住地点头。跟既通虏又通倭的人说悄悄话，会说什么，不是显而易见吗?

后来，封绩也被扯了进去。蓝玉北征捉获封绩后，李善长害怕托封绩捎给北元的手书暴露，将封绩匿藏起来，不奏知皇上。

话说得活灵活现，煞有介事，但却漏洞百出。显然，跟封绩的案子一样，也是胡编乱造的。

《昭示奸党录》还公布了李存义的老妻范氏的招供：“洪武五年十一月，儿子李佑回家说，今天早晨，我父亲和太师、延安侯、吉安侯四人，在胡丞相家板房里吃酒，商量谋反。”问道：“可是真的?你吓煞我!”李佑答道：“是真的，孩儿亲眼看到的。”在另一份供状中，范氏又招认：“洪武八年九月，李四（存义）回家说：‘早起和汪丞相、太师哥在胡丞相家板房里吃酒，商量谋反，我也随了他。’范氏骂李四：‘你发疯，你怎么随了他?’李四说：‘我哥哥随了，我怎么能不随从?’”

李善长的妻子樊氏同样“供认不讳”：“洪武七年，胡丞相到太师家拜节。胡丞相问道：‘天下的事都在我手里攥着。我如今要作歹，你爷儿从不从?’太师说：‘看丞相几时下手，我们爷儿也随从。’九年十月，丞相又约太师：‘二十日下手，你着两个儿子，四官人、六官人爷们儿各自领人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