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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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他的相貌现在有了确定的特征，因而将永远留在记忆之中：宽阔的脑门儿上深刻着一道双重皱纹，雪白的眉毛丛生，长老似的胡须使人想起第戎的摩西像来。那张老脸变得温和了，慈祥了；脸上那病患、忧伤、慈爱的痕迹依然可见。自二十岁的几乎野性的粗野和塞瓦斯托波尔当兵时的倔强，他在发生变化啊!但是，那双清亮的眼睛却依旧一如既往地深邃敏锐，目光坦诚，自己的一切都尽显无遗，而其它的一切显而易见。

托尔斯泰去世前九年，在回复圣教会议的信（1901年4月17日）中这样写道：

“幸亏我有如此的信仰，我得以生活在平和与欢乐之中，并能在平和与欢乐中走向死亡。”

看到这句话使我联想起古时的谚语：“在他死之前我们不该称呼任何人为幸福的人。”

可以想到他当时所沾沾自喜的那份平和与欢乐是否永远都一成未变呢?

1905年“大革命”的希望化为了乌有，期待的光明根本就不曾从厚重的黑暗中穿透出来。继续革命的激奋最终导致精疲力竭。往日的不公不曾有丝毫的改变，如果说有改变，那只能说贫困更加加深了。

早在1906年，托尔斯泰对于俄罗斯的斯拉夫民族的历史使命早已丧失了信心；当时他的顽强信仰使得他已经在寻找能托负此重任的其他民族。于是他想到了考虑“伟大而聪颖的中国人民”。他认为“东方民族已被召唤来重新寻回西方民族早已丧失了的那种自由”，而中国人民将领导亚洲人在“道”这条永恒的规律的道路上完成人类的转变。

但这一希望很快就破灭了：老子和孔子年代的中国如同日本一样之前也曾经尝试过他们否定了自己往日的智慧，以效仿欧洲。当时被迫害的杜霍博尔人移居了加拿大；而在那里，更令托尔斯泰大为不解的是，他们立即占有了土地；格鲁吉亚人刚刚从国家的枷锁下挣脱出来，就开始打击与他们意见不一致的那些人；但这一切又被召唤来的俄国军队镇住，他们又使一切恢复了秩序。连犹太人也未能幸免，——“他们的国家，在这之前一个人所能企盼的最美好的国家，原来只是本圣书”，——他们同时也陷入犹太复国主义的虚假的民族运动的疾患之中，这种所谓的民族运动也只“是现代欧罗巴主义的皮毛之再皮毛，是它的畸形儿”。

托尔斯泰很伤心，但他从未气馁。他继续信赖上帝，相信未来：

“如果能在眨眼之瞬间长出一片森林，那就是奇迹的发生。不幸的是，这是不可能的，成长为森林的规律必须等着种子发芽，出苗，长叶，成干，最后再变成一棵树最后树木连片，形成森林。”

但是要强调一点，必须有许多的树才能变成一片森林，而当时的托尔斯泰却是独木不成林。他是光荣的，幸运的但却是孤独的。人们从世界各地给他写信：从穆斯林国家、中国、日本，在这些国家里，他的《复活》翻译出版了，他的“还土地于人民”的思想在传播。美国报纸记者曾经采访他；一些法国人就艺术或政教分离请教过他。但他的门徒少于三百，这一点他是了解的。但他并未急于操心去收门徒。他一向反对他的朋友们利用他的名声组织托尔斯泰崇拜者团体的尝试：

“不要去相互影响、干涉，而大家应当一起奔向上帝……你说：‘大家在一起，更容易……，——更容易做什么?——耕作，刈草，这是对的。但是，要奔向上帝，你只有韧性地去做才行……我的世界就像一座巨大的神殿四周是可行的入口，阳光从上方直射其中央。为了联合团结起来，大家应该一起向那阳光走去。在那里，从四面八方聚集的我们，将和一些我们并未预期的人汇合在一起：欢乐即在其中。”

在从上方直射而下的阳光中在神殿的中央，有多少人集合在了一起?——这无关紧要!但是只要有一个人与上帝在一起就足够了。这是最主要的。

“如同一个燃烧着的物质可以把火传给其它物质一样，一个人真正的信仰和真正的生活是可以感染他人并传播真理。”（《战争与革命》）

大概的确如此；但是，托尔斯泰的幸福多大程度上是孤独的信仰来保证的呢？——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时日里，他与歌德的那种一厢情愿的宁静相距多么地远啊!他似乎在回避宁静，他似乎嫌恶宁静。

“能感觉到对自己不满，这理应感谢上帝。但愿永远能这样感觉对自己不满!生命与这样不满的不一致正是生命的标志，是从渺小到伟大，从恶到善的上升运动。而这种不一致是改变的条件。当一个人倦怠到对自己心满意足时，那是一种恶。”

他正考虑着这小说的主题，它曲折地显示着列文或皮埃尔·别祖霍夫的无法驱赶的焦虑在他心中并未消失。

“我经常想像一个在革命团体中成长起来的人，总是从一个革命者，变成民粹派，社会党人，东正教徒，阿多山的僧侣，再后来又成了无神论者，慈父，最后成了杜霍博尔人。由开始时什么都尝试，最终一事无成；任人们嘲笑他，他什么也未做，在一个收容所里寂寞地死去，临死前，他忏悔自己糟蹋了自己的一生。然而这却是一位圣人。”（《一个杜霍博尔人的故事》）

他信心那么足，也许会有遗憾?——谁知道呢?对于看起来到老身心都很健康的人来说，生命是不可能停顿在思想的某一点上的。生命必须前进。

“生命在于运动。”

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里，许多见解在他身上大概都在变化。他对革命者们的重新审视?对不反抗恶的信仰难道一点都不怀疑?——在《复活》中，涅赫留多夫同政治犯的关系就完全地改变了他对俄国革命党的成见。

“在一开始，他有点憎恶他们的残忍、秘密的罪恶、谋杀、自满、沾沾自喜以及让人厌恶的虚荣心。但是，当他清楚地看到当局是如何迫害他们时，他渐渐明白了，他们只能是这样。”

因此，他钦佩他们那包含着自我牺牲的对信仰的观念。

但自1900年起，俄罗斯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它从知识分子开始，扩大到民众，悄悄地震撼着成千上万的劳苦者。他们那雄纠纠的队伍的前锋在亚斯纳亚托尔斯泰的窗下列队通过。《法兰西信使报》发表的三个短篇系托尔斯泰晚年所作，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革命在他的精神上所引起的痛苦和惶恐。在图拉乡下，一队队纯朴虔诚的朝圣者走过的景况不见了。眼下，是饥饿的流浪者。他们每天都来。托尔斯泰与他们交谈，为他们胸中的怒火震惊；他们已不再像从前那样，把富人看作是“一些通过施舍拯救自己灵魂的人，而就是一些强盗，土匪，专喝劳动人民的血”。这些人中有许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如今破产了，绝望了，只好铤而走险。

“将使现代文明搞成如匈奴人和汪达尔人把古文明搞成那样的这帮野蛮人，不是在荒无人烟的沙漠和隐藏的丛林中而是在市郊和光天化日的大路上造就的。”

亨利·乔治就如是说。而托尔斯泰则补充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