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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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托尔斯泰坚信艺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即使心存放弃，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信仰追求。由于宗教的考虑，他可以放弃发表作品；但从未中止自己的艺术创作。最近几年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见过他的保尔·布瓦耶先生说他同时在创作布道的作品和想像的作品；他用这两类作品交相辉映。当他写完一本社会论著，什么《告统治者书》或《告被统治者书》之后，他就让自己再去写一本自言自语的美丽故事，譬如他的《哈吉·穆拉特》，是一部军事史诗，歌颂高加索战争和山民反抗斯卡米尔统治的作品。艺术是他的生存方式。但他也可能是把艺术看作是一种炫耀的虚荣。

他编过一本《每日必读文选》（1904—1905），收集了许多作家对真理与人生的不同看法，可说是一部关于世界观的文选，从东方圣者到现代艺术家尽收其中，但除了这本书外，他自1900年起所写的大多纯艺术性的作品全都是手稿，并未刊印。

反之，他大胆地，激烈地把自己的论战和战斗的文章投入社会之战中去。从1900年到1910年，社会之战吸走了他最旺盛的精力。俄罗斯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危机，沙皇帝国有一阵儿，已经接近摇摇欲坠了。俄日战争后的创作、革命骚乱、陆军和海军的哗变、镇压、农村暴动等等似乎标志着“世纪末”的到来，——托尔斯泰的一部作品就是以此取名的。——危机频频爆发在1904年到1905年之间。托尔斯泰在这期间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作品：《战争与革命》，《大罪恶》，《世纪末》。在这最后的十年中，他在全世界独占鳌头。他不带任何党派，不带任何国家色彩，独立把他逐出来的教会，奋战不息。他缜密的思想、信仰的坚定使他“二者必居其一：要么离开其他人或要么离开真理”。

他想起了一句俄罗斯谚语：“一个说谎的老人就是一个偷窃的大贼”；于是他脱离了虚伪的人，为的是说出真理。他把真理完整地说出来。这位驱除谎言的老者从不停顿地抨击所有宗教的和社会的迷信，虚假的偶像。他不仅仅是针对过去的暴政、愚弄人的宗教、沙皇的独裁。他对于它们也许反而宽恕了一些，因为现在众人都在向它们投掷石块。都了解了它们，那它们也就不那么可怕了!再说，它们是在干自己的行当，并不蒙骗人。托尔斯泰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那封信，虽并无对沙皇的顺服，但却怀着对于沙皇人性的温情，他对他称兄道弟，并请求“他谅解，如果过去自己无意之中惹恼了他的话”；最后还加上一句：“您的兄弟祝您真正幸福。”

但是，托尔斯泰最在意的，最激烈攻击的，是新的谎言，因为旧的谎言已暴露无遗了。此刻他抨击的不是专制，而是对自由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在新偶像的代表中，我们并不知道他最恨的是谁，是社会党人还是“自由党人”。

他对自由党人的厌恶由来已久。早在塞瓦斯托波尔战役身为军官，在同彼得堡的文人们接触时，他就已经开始了。这曾是他与屠格涅夫反目的原因之一。这个骄傲的贵族，这个世家出身之人，无法忍受这帮知识分子夸夸其谈，说什么不管如何在使国家幸福，实际上是在强力鼓吹他们的乌托邦议论。他是地道的俄罗斯人，又是世族名门，所以对于这些来自西方的立宪思想，自由的把戏一向持怀疑态度；而他的两次欧洲之行更加深了他的这些成见。第一次旅行归来时，他就写道：

“远离自由主义的野心。”

第二次旅行归来时，他强调指出，“特权社会”没有理由以其方式去教育它所不熟悉的民众……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更广泛地表述了他对自由党人的厌恶。列文就干脆拒绝参与外省的民众教育事业与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改革。外省议会的绅士们的选举场面不过是了一个地方以一个新的自由政权去替代其旧的保守政权的欺骗把戏。这不是改变，只是又多了一个欺骗，它既无法容忍，也无需几百年去认可。

“也许我们算不了什么，”旧政权的代表说，“但我们毕竟存在了上千年。”

而且托尔斯泰对自由党人滥用“民众，民众的意愿……”等等词句十分气忿。哼!他们对民众有多少了解?什么是民众?

特别是在自由运动似乎就要成功，并拟召开杜马大会时，托尔斯泰坚持了他对立宪思想的反对。

“近来，对基督教的曲解滋生了一种新的欺诈，致使各国人民更深地陷入被愚弄的状态。有人搞了一种复杂的议会选举程度，向各国人民许愿，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来参与政府的工作，而且，服从自己的代表，就是在服从于自己的意愿，他们也就自由了。这是个骗局。即使通过普选，民众也是很难表达自己的意愿的：第一，因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这样的集体意愿是不存在的；第二，因为即使这种意愿存在的话，大多数的选票也不会真实。且莫说专制的立法与行政并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专制的政权，——且不说民众的沉浮是由于压迫和选举中的腐败，——这谎言愚弄民众，因为屈从于这个制度并使人落人一种自我满足的奴隶状态……这些自由人让人想起自以为是的囚犯，因为他们有权在那些执行监狱警务的狱卒中选举出他们的代表来……一个专制国家的人也可获得自由，即使是处于最凶狠的暴政之下。但一个立宪制国家的人则永远是奴隶，因为他承认对他实施暴力的合法性……喏，有人就是想把俄罗斯人民像其他欧洲各国人民一样带进一种立宪制的奴隶状态!……”（《世纪末》）

在他那远离自由主义的态度中，主要表现是他的烦感。面对社会主义，如果说托尔斯泰禁不住要憎恨一切的话，那是一种痛恨——或者可能是痛恨。他加倍地憎恶社会主义，因为它集两种谎言于一身：自由的谎言与科学的谎言。它不是自称建立在不知什么经济学的基础上吗?还说这种经济学的绝对规律影响着世界的进步!

托尔斯泰对于科学十分地严厉。认为是现代迷信，和“这些无用的问题（物种起源，光谱分析，镭的特性，数论，动物化石以及其它的一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人们今天对像中世纪的人对圣母怀胎问题或物质的双重性问题一样地十分重视”，而托尔斯泰则用嘲讽挖苦的口吻大加驳斥。——他嘲讽“这帮科学的奴仆，他们同教会的奴仆没有区别，深信并让别人相信科学在拯救人类，他们像教会一样，相信他们掌握着真理，但他们相互之间，分成许多门派，像教会一样，是粗俗、精神愚昧以及无法使人类早日摆脱自己痛苦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们丢失了能够团结人类的惟一的东西：宗教信仰。”（《战争与革命》）

但是，当他看到新式武器落到那些声称要使人类再生的人的手里时，他的不安加剧了，他的怒火迸发了。但凡求助暴力的革命者，都使他忧愁不堪。他厌恶革命的知识分子和理论家：那是一个坑人的腐儒，一个自傲而干枯的灵魂，他不喜欢人类，他只爱自己的思想。

不过，这是一些卑劣的思想。

“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满足人的最低需要：物质需要。然而，按照社会主义所提出的办法也是无法达到的。”

归根结底，它是没有爱的。它只有“对富人们的温馨甜蜜生活的嫉妒：好像聚集在污物上的苍蝇的一种贪婪”的恨。当社会主义取胜时，社会的状态可怕至极。欧洲的游民将以加倍的力量压倒弱小而粗犷的各国人民身上，并把他们变为奴隶，以便欧洲以前的无产者能够惬意地，无所不及地像罗马人那样奢华闲散。

幸而社会主义最精华的力量处在烟雾中——在演说中，如若宙斯的演说中——耗费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