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进行一次定向爆破（第2页）

你们能坐下来谈谈吗?

为了防止对话夭折，一方所采取的主动必须得到对方愿意对话的密切配合。实际上，人们常常很难做到主动协调。一个人选定的对话时间和地点可能并不适合于另一个人。而如果第二个人后来又想在别的环境里进行对话时，第一个人可能已经决定要采用回避或者其他间接手段来处理这种分歧了。这时第二个人就会觉得自己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就会更加愤愤不平，就更不愿意对话了。

积极的主动表示特别有助于消除冲突，但主动的表示一定要有对方的配合，也就是说需要对方正确理解这种主动表示并且作出恰当的回报。

这里涉及几种心理动力因素。第一是回报因素：一个人如果受到对方的拒绝，反过来他就很容易拒绝对方。第二是强化因素：如果一个人作出的主动表示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这个人以后再作出主动表示的可能性就会减小。第三种动力因素是，一个人的行为通常可以作一种以上的解释。比如，明明是为了澄清问题真相而真心实意作出努力，却可能被简单地理解成一种攻击；一种和解的举动则可以被人解释成一种软弱的表现，而不是从力量的观点把它看作一种积极的主动表示。

1．对话开始时，小余和小郭都是有思想准备的，在此之前小余曾经告诉过小郭为什么他要求开会的理由。顾问的到场促成了他们在选定对话时间问题上取得了一致。

2。小魏——老江例案与此类似，顾问在各种人员层次上都做到了密切配合。机关工作人员会议讨论了顾问该如何利用查访时间的问题，在会上小魏和老江都有机会巧妙地表达了不愿意进行对话的态度。在三个例案中，只有这个例案包含抉择过程，由于这个过程是十分开放的，所以很容易受到影响，因此需要冲突两方都持积极态度。在对话期间我也作出了配合的举动。比如，顾问提醒老江不要指望这场冲突会很快消除（对快速解决冲突的前景非常乐观，这是老江的一种积极的主动表示），因为顾问知道小魏对前景持一种悲观的态度（在这里老江的主动表示没有得到积极的回报）。

3．小齐——阿榕例案是一个缺乏充分配合的例子。为什么这么说呢?相对而言阿榕对对话有更多的思想准备，因为他知道会有第三方参加的。阿榕先碰到这场人际冲突然后才把“质检主任的角色”问题提到会议议程交付讨论。在与代表的初步交谈中阿榕还提到了小齐的名字，而小齐只说有一个冲突需要尽快处理。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阿榕才邀请小齐参加那次酒会，又在酒会上发动那场对话，在机关工作人员会上发动那场争论。

小齐的思想准备要差些。在那场对话中他可能觉得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他因为不愿意在某工程上帮助阿榕，他所以有可能心存内疚并且认为自己有缺点。

尽管双方在思想准备的程度上不平衡，但他们还是聚集到一起了。要两人聚拢并解决冲突是一系列综合抉择的结果，其中第三方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就来回忆一下这些抉择。

第一，代表告诫小齐，一个人从人际关系培训班回岗后，在承接繁重的人际工作之前，有一个最佳的时滞。如果小齐采纳了这个衷告，他就不会把与阿榕的对话后延很长时间。但是，在与小齐交谈时代表既不知道这个意见对小齐很重要，也说不出小齐感到“必须与之交锋”的那个人是谁。代表并不了解这一情况，也不想迫使小齐指明他的对手。因为代表还没有见到阿榕，所以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他的态度并非特别不恰当。但是，从以后的发展情况看，代表当时倒是应该特别注意到小齐没能点出那个人的名字是否不信任代表或者对代表缺乏信心，或者是否怀疑他当调解人的作用?

如果代表当面向小齐提出这个问题，可能会使小齐为难；但是由于代表和小齐正在讨论小齐近来的一些经历，小齐也知道人与人之间坦诚相见是很正常的，所以代表担心的那种风险不会很大。

第二，代表决意告诉阿榕三个人是有可能聚会的，阿榕立即表示赞同并且表示出愿意奉陪到底的积极态度。这时代表的心理倒矛盾起来了，扪心自问了几个问题，最后才同意聚会。比如，代表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小齐准备好了吗?”事实上，小齐并不曾表明他准备与阿榕对话。代表的推断是：小齐当时正在仔细地斟酌一些人际问题；小齐曾经说过他决不同本机关的一个人辩论，这个人可能是阿榕。第二个问题对代表后来作出抉择起了更为关键的作用：“阿榕和小齐打算辩论吗?”代表听见他们两人均表示要与另一个人辩论的决心，但相信有他那样的第三方在场，取得建设性结果的前景是十分乐观的，于是迅速地作出决定，可以为这一聚会承担个人责任和风险。

第三，代表并没有怀疑或者延误阿榕邀请小齐的行为，但当时却为此而心神不安。阿榕的行动有个优点，就是他的行动是自发的，他直接了当地表达了他对聚会的兴趣，并且增加了他所承担的义务。阿榕很快作出的举动也有不利的方面，就是我们没想到把对小齐的期望告诉给小齐，以便小齐在决定参加对话与否时加以考虑，但他和代表却都没有来得及讨论这个问题。在邀请小齐与他和代表聚会时，阿榕也只不过是要他下班后跟我们一起去喝酒而已。代表忽略了这个问题，心里颇为不安；但还有使他更感不安的事，他们在俱乐部聚会之前与小齐进行了接触，这是很不方便的。结果，他也好，阿榕也好，都没有保证小齐意识到了那次会议的议程。小齐因为不知道议程，所以在决定是否接受邀请时很可能因此受到影响，同时又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得以作好心理和情绪准备。代表对这一问题具有充分的认识是在后来对整个（冲突）过程作评论时才有的。

第四，他们相聚一会儿后，代表便向两人讲明自己的计划，其中包括探究和处理某些人际关系的打算。按常规来说，这只是向他们俩提出的一个提议，并不是非要他们采纳不可。但在这种情况下，四个人中就有三个人都把这件事记在心里了。显然，在要不要进行对话这一点上小齐的选择余地就没有阿榕的大。

代表在会议开头作出的抉择是，先要告诉小齐下午所发生的事、为什么决定开会；然后让小齐谈出自己的感受，听听他对处理与阿榕关系的一般意见，以及这次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是否合适。

概括上述的讨论可以看出，在安排第一次聚会和确定这次聚会目的的过程中涉及到了许多决定，这些决定不仅只是反映了一种不对称的格局，而且还促成了这种格局的形成，即对这场对话阿榕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而小齐则没有什么准备。

在代表第一次来访时出现的这种不对称格局，无疑限制了第一次聚会的进展，而且还有可能增强小齐的风险感，使他会觉得这次对话是一种临时拼凑。而就阿榕这边来说，这场对话由于没有小齐的积极参与，对他也是一个失败。

在代表第一次访问以后和第二次来访之前的这段时期，这种不对称格局颠倒了，阿榕变得不那么愿意进一步讨论他们的关系了，而小齐反而变得积极起来。这段时期阿榕的工作比较紧张，不过其中大概还有别的原因。一看就知道，阿榕在有没有能力与小齐作一对一的对证并解决分歧上所表现出的自信度并不是像代表所原想的那么高。阿榕在代表的第一次来访快要结束时所作的一番评论就反映了这个概念，但代表当时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不管怎么说，小齐叫牌要进行对话，而阿榕却不作反应，因此小齐就觉得遭到了拒绝，情绪低落，沮丧。

最后，在代表的第二次来访为和解会议做准备时，他了解到双方都愿意把他们的关系解决好，并且要在向各方提出开会的建议之前就把开会的时间确定好。而在开会期间，小齐先作了一番自我坦白，但阿榕对此却默不作声，小齐便开始感到不安起来，这时候代表便出来干预，从而保证阿榕发了言，对小齐作出了相应的反应。

泾渭再分明还是一样奔大海

一场有效的冲突对话至少可以明确地划分出两个阶段：分化阶段和结合阶段。分化阶段的基本概念是，通常让冲突双方有一段持续的时间来表白他们之间的分歧问题，彼此发泄他们的情感。分化阶段要求允许一个人表明自己的观点，并且通过某种方式看到这些观点为另一方所理解。

在结合阶段，双方能高兴地看到他们的相似之处，承认他们的共同目标，爽快地坦白他们的矛盾心理，对对方投以热情和尊重，或者双双采取一些其他的积极的行动来控制他门的冲突。

一个“冲突一消除”周期不一定就只包括一个分化阶段和一个结合阶段，它可能包括一系列的分化阶段和结合阶段；但是如果在第一阶段没有获得充分的分化，则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出现潜在的结合作用。如果双方想极力地缩短分化阶段的时间，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对话就很有可能中途夭折，或者是问题暂时解决了而关系却仍不稳定。

这就提出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第三方应该保证：

1．在分化阶段要充分表达出对立意见和对抗目标；

2．在结合阶段要达到一定程度的热情和接近。

在小余——小郭例案中，顾问只在一个阶段里发挥了作用——他参加进来时分化阶段已经结束了。惟一真正的结合行为是他们自信有能力继续进行对话，并且同意参加机关工作人员联席会议。当然，结合阶段后来又有了重要的进展。

小齐——阿榕例案中的分化阶段包括两个剧烈期和一个低调期，在低调期里冲突气氛呈弱势下降。几个星期之后才出现人际结合期。

小魏——老江例案或许是最能说明我们提出的对话阶段观点的。这个例案还表明了对话是有某种格式的，而对话格式的某些方面与对话的不同阶段相互关联，另外，对话格式可以受第三方的影响。小魏——老江冲突的第一阶段是在办公室进行的，并且只局限在三个人之间。这一阶段的工作是挑明隔阂问题，找出个人分歧、评论以往的事件和多作自我批评。第二阶段在餐馆进行，参加者的范围也扩大了。这一阶段重点是寻求共同的目标，找出双方的个人相似之处，并且从此时此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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