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维·伊里奇寄来的?”
“是。他是来本省考察的。他如今可是贵人了,信上请我们和阿尔卡季一同进城去和他见见面。”
“你去不去?”帕维尔·彼得罗维奇问。
“不去;你呢?”
“我也不去。跑50里去喝口粥不值得。Mathieu”想在我们面前装装阔,摆摆谱;见他的鬼!没我们也会有人去巴结他。枢密顾问官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我一直在军界服务,一直做这种又呆又傻的差使,我如今不也该是侍从将军了?我们现在倒成了落伍的人了。”
“是的,哥哥,看来我们都行将就木,该两手交叉放在胸前,躺在棺材里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叹着气说。
“不,我不会轻易服输的,”他哥哥喃喃地说,“我要跟那个郎中干上一仗,我有这个预感。”
这天晚茶时他们果真干起仗来。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走进客厅时就做好了战斗准备,他早就憋了一肚子气。正伺机寻找借口向敌人进攻;可半天都没找到。每次“基尔萨诺夫家的老头儿们”(他这么称这俩兄弟)在场时,巴扎罗夫就极少发言,加上这天晚上心情又不好,因此坐在那儿一杯一杯地喝着闷茶。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等得火冒三丈;最终机会来了。
话题是讨论附近的一个地主时,“坏蛋,下流贵族。”巴扎罗夫冷淡地说,他在彼得堡曾和此人打过交道。
“请问,”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抖动着嘴唇问,“依您看来,‘坏蛋’和‘贵族’是一个意思啰?”
“我指的是‘下流贵族’。”巴扎罗夫懒散地咽了口茶说。
“不错,先生;然而在我听来,您对贵族和所谓下流贵族的看法没什么两样。我有职责告诉您,我反对您的观点。我敢说所有人都觉得我是自由派而且拥护进步;正因为如此,我尊敬贵族——真正的贵族。请您记着,亲爱的先生(听到这儿,巴扎罗夫抬眼瞅着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请您记着,”他咬牙切齿地重复道,“英国贵族。他们对自己的权利当仁不让,因此他们也尊重别人的权利;他们在要求别人履行义务的同时,也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英国的自由是贵族赋予并且维护的。”
“这个论调我早已耳熟能详,”巴扎罗夫反驳道,“可您到底想证明什么呢?”
“我想用这么个来证明(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每当生气时,有意在‘这个’中间添加一个音,变成‘这么个’,尽管明知这样构词不合语法,但这是亚历山大朝代遗留下来的怪癖,那时的名流偶尔才说母语,并且任意拼字,不是说‘这么个’,就是说‘这儿个’,用此来显示:我们是地道的俄国人,我们毕竟是上等人,因此可以不受语法习惯的约束),亲爱的先生,我是用这么个来证明:假如没有个人尊严的意识,没有自尊——这些意识在贵族身上体现得非常多——就不会有社会的……bienbublic……——社会结构的基石了。个性,我亲爱的先生——那才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人的个性应该坚如磐石,因为其它的东西都建于其上。比方说,我心里十分清楚,您一定觉得我的习惯、装束和整洁都十分可笑,但这些都来自一种自尊和责任感,是的,责任感,先生,我住在穷乡僻壤,但我决不降低自己的身份,我尊重自己的人格。”
“好,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巴扎罗夫说,“您非常自尊,可您只是叉着两手闲坐着;请问这对bienbublic有什么帮助?假如您不自尊,倒可以为社会谋点福利呢。”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的脸发白了。
“那完全是另一回事。我觉着没必要现在向您解释,我为什么叉手坐在这儿,就如您勾画的那样。我只想表明,贵族制度是一种原则,在我们这个时代,只有那些没有道德或心灵空虚的人才不要原则,浑浑噩噩地生活。阿尔卡季回来的第二天我就告诫过他,尼古拉,对吧?现在再向您讲一遍。”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点了点头。
“听听,贵族制度呀、自由主义呀还有什么进步呀、原则呀,”巴扎罗夫说,“想想看吧,这些满嘴的外来词儿对俄国人没一点价值!”
“嗬嗬,那您看什么才对俄国人有用呢?如您所说的,抛弃人类法则,难道要我们不食人间烟火?算了吧,历史的逻辑要求……”
“逻辑又有什么用?没它我们不也一样过。”
“怎么可以这样?”
“当然可以,您想啦,当您肚子饿了,该不会用逻辑来帮您向嘴里塞片面包吧。那么,这些抽象的字眼有什么用!”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两手一挥说:
“您这话让我不明白。您侮辱了俄国人民。我不理解,不相信原则、法则,您靠什么来决定您的行为?”
“我向您说过,伯伯,我们否认一切权威。”阿尔卡季接茬道。
“只要我们认为有用的东西,就依此来行动,”巴扎罗夫说,“现在最有用的假如是否定,那么我们就否定。”
“否定一切?”
“一切。”
“怎么?不仅艺术和诗歌……而且……太可怕了……”
“一切,”巴扎罗夫神气十足地又重复一遍。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死死地瞅着他,这话大出他的意料。而阿尔卡季此时激动得脸放红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