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我
文[台湾]李家同
我不是希特勒,我是我。
回想起来,我的童年应该是比同年纪的德国孩子要舒服得多。我是德国人,五岁的时候,正值二次大战,爸爸在苏联境内阵亡了,六岁的时候,我惟一的哥哥也阵亡了。我和我的母亲相依为命。在二次大战期间,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我的邻居玩伴们几乎都失去了爸爸,即使爸爸或大哥哥还活着,也都是在前线打仗。
我还记得在我八岁的时候,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本来店里可以买到很多东西,现在东西越来越少。我记得有一次妈妈带我去一家百货公司,里面几乎都是空的,连玩具都少得不得了。
可是我们家似乎一直受到政府的特别照顾,每三天就有人送食物来,邻居都羡慕我们。他们很难买到牛奶和肉,我和我母亲却从来不缺乏牛奶和肉,我甚至一直吃到巧克力糖,我知道邻居早已吃不到蛋糕了,我们却过一阵子就有人送蛋糕来。据我记忆所知,妈妈从不需要上街买菜。
我六岁进小学,念的是柏林城里最好的小学,每天早上,有一个小兵开车送我去,放学时也有小兵接我回来。我虽然小,也知道我们的情况非常特殊,我问我母亲为什么政府如此的照顾我们,她说:“傻小子,难道你不知道你爸爸和哥哥都为国家牺牲了性命?政府当然会对我们好的。”我可不太相信妈妈的话,理由很简单,我的同学也失去了爸爸和哥哥,他们为什么没有人送食物来?也没有小兵开车送他们上学。
到后来炮声越来越清晰。妈妈偷偷告诉我,俄国军队已经逼近。
有一天下午,街上出奇安静,一个军人都看不见,本来我们家门口附近永远有一个兵在站岗,现在也不见了。更奇怪的是炮声也停了,我问妈妈为什么炮声停住了,妈妈告诉我大概俄国军队马上就要进城了。
当天晚上,我睡得很熟,因为外面静到极点。大概早上五点,妈妈把我叫醒,她替我穿好衣服,然后叫我做一件我当时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她叫我赶快逃离柏林,越快越好。妈妈告诉我该沿一条大路向北走,最好快跑,大约两个小时,就可以逃到乡下,到了乡下,我应该设法让一个家庭收容我。妈妈一再强调我必须忘掉爸爸妈妈,不要再回来。当时外面一片漆黑,我当然不肯,大哭起来,可是妈妈最后还是说服了我。她准备了一瓶热牛奶和两块面包,她说我应该将食物吃掉以后,将热水瓶丢掉,一定要装得很可怜的样子。她送我一个十字架的项链挂在脖子上,同时又塞了一张纸在我的衣服口袋里。
妈妈和我紧紧拥抱以后还是赶我走。我走到街上,回头看妈妈,发现她正在擦眼泪,可是她很快关上了门,我知道非走不可了。
乡下总算到了,我已经累得再也走不动了。我找了一家农舍,发现马槽大门开着,那时天才亮,乡下人还没有出来,我就进入了马槽,马槽里面有一匹马和一头牛。醒来以后,我发现我躺在一张舒适的**,一位老太太大概一直坐在我身旁,看见我醒来,向窗外大声地叫她的丈夫回来。这对慈祥的老夫妇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说我父亲哥哥都去世,俄国军队快进城了,妈妈带我逃离,因为难民人数相当多,我和妈妈失去了联络。妈妈曾告诉我,万一走散了,应该尽量到乡下去,那里总会有好心的农人会收容我的,所以我就往乡下走来。
老夫妇立刻告诉我,我可以留下来,他们有三个儿子,两个都已经被打死了,一个仍在波兰,前些日子仍有信来。他们好像很喜欢我,替我弄了一些热的东西吃,吃了以后替我洗了澡,然后叫我再上床去睡觉。我放心了,也默默地告诉妈妈,希望她也能放心。
老夫妇年纪都相当大了,田里的粗活都不能做,可是仍在田里种些菜,我也帮他们的忙。他们都信仰基督教,主日一定会去教堂,我也跟着去。老夫妇告诉我,我妈妈塞进我衣物的一张纸,是我的领洗证明,这又令我困惑了,妈妈虽然常常去教堂,却不带我去,理由是我太小。可是我同年纪的朋友们却都常进教堂,我知道妈妈会祈祷,可是从来不教我祈祷。现在要我离开家,为什么要让我知道其实我已经领洗,我领洗这件事显然是个秘密。
有一天,我和老先生一起在田里工作,忽然听到附近教堂里传出钟声,老先生立刻停下工作,他告诉我欧战一定已经结束了。我们全家人都到教堂庆祝,整个村庄的人都来了,我发现,一个年轻的男人都没有出现,显然我们国家将年轻男人几乎都征召去作战了。
到这时候,我已经叫他们爸爸妈妈,他们正式到法院登记收养了我,我也就有了养父养母。我的养父养母最大的愿望就是要看到我波兰的二哥安全归来。
二哥终于回来了,我永远记得他出现在家门口引起的兴奋,养母抱着他又哭又笑。他问了我的来历以后,对我非常和气。
二哥安定下来以后,开始告诉我们纳粹党徒在波兰杀害犹太人的罪行。二哥谈这件事时,养父叫我离开,大概因为我是小孩子,不应该听这些残忍的事情。可是我仍知道了我们德国人如何制度化地杀害了无数的犹太人。
有一天,二哥告诉我,有一个犹太小孩被抓去洗澡,他知道这就是他要被毒气杀害的意思。这个小孩子讲德国话,他问:“我是个小孩,我没有犯什么错,为什么我要死?”说到这里,二哥非常难过,眼泪流了出来。我觉得他认为犯了一个很大的罪,因为他曾被迫参加了这个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二哥对我影响至深,我从此痛恨纳粹党人在二次大战的罪行,也对于各种族、各宗教之间的隔阂非常不以为然。二哥改信天主教,而且一不做,二不休,进了山上的一座隐修院,以苦修来度其一生。二哥是我们家惟一能种田的人,但养父母仍然鼓励他去度这苦修的生活,他们知道二哥深深认为人类罪孽深重,而要以苦修来替世人赎罪。
我则进了小学,而且表现很好,功课永远第一名。我似乎也有一些领导才能,因此我组织了一个学生社团,宗旨是促进不同种族和不同宗教间的信任与谅解。我希望当年纳粹党徒所传播的种族仇恨再也不要发生了。
我一直记挂着我的生母。我的老家划入了东柏林,我花了很大的功夫,在我二十岁的那一年,进入了东柏林,发现我的老家已经不在了。当局建造了一栋新的公寓,亏得我找到了一家杂货店,杂货店的老板记得我妈妈。柏林陷落以后,我妈妈仍然活着,后来就搬走了。我有点怅然,可是知道妈妈没死于炮火,也放心不少。
由于我的成绩好,轻而易举地得到奖学金,进入了哥廷根大学念生物系,我有全额奖学金,可惜我养父在我大一的时候就去世了。毕业以后,我回到了乡下,在一所中学教生物,也结了婚,有一个小女儿,养母和我们一起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