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评论苏轼（第2页）

他的门生、大书法家黄庭坚也有相近的评论。

在苏过与黄庭坚看来，苏轼书法的主要特点并不单纯在于“书”本身，而是因为胸中有至大至刚的丈夫之气、浩然之气、忠义之气，发自胸中，通过手书表现出来。因此苏轼的书法丝毫没有雕琢做作以至妩媚之态，而是拥有端正方直凛然不可侵犯的本色。苏轼年少的时候喜欢晋人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后来研习唐人柳公权的书法。及至中晚年，又非常喜欢唐人颜真卿的风格。所以从苏轼的书法中，时时可以窥见“二王”与“颜体”的影响。总的来说，他的字既有晋人风神俊爽、细致流畅的特点，又有唐人雄劲洒脱、丰润有韵的个性。苏轼本人也很喜欢草书，在《次韵致张朝奉仍招晚饮》一诗中，他说：“我本三生人，畴昔一念差。前生或草圣，习气余惊蛇。”因为喜欢草书，以至于怀疑自己前生乃是“草圣”张旭，可见痴迷的程度。

苏轼的书法名气大，前来索要的人也不少。苏轼对前来索书的人是什么态度呢?据黄庭坚《题东坡字后》描述，苏轼不像有些自高其价的所谓“书法家”，他对于自己的字并不惜墨如金。但他也不愿拿自己的书法去应酬别人，如果有人直接开口向他索取，还会遭到他的诘责，不但得不到一个字，还会落得个不痛快。但是苏轼也有“弱点”，如果掌握了他的这个“弱点”，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手到擒来。这“弱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苏轼兴致颇高的时候，喜欢写字，而且一旦写起来，就不愿停手，非要写得淋漓尽致，尽兴而止。在礼部出科举试题的时候，苏轼只要有兴致，桌案之上无论什么优劣纸张，他都会高高兴兴地写上一阵子。这个时候，莫说索要，就是随便拿走一摞字，苏轼也不会在意。

第二，苏轼喜欢喝酒，但是酒量又不大，三五杯不到就会烂醉如泥。只要喝醉了酒，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会旁若无人的倒头便睡，不一会儿就鼾声如雷。最为奇妙的是，醒过来后，他的头一件事情就是索要文房四宝，趁着醉意挥毫疾书。苏轼曾回忆自己酒醉后“乘兴作数十字，觉酒气拂拂从十指上出去也”（《东坡志林》）。这个时候往往是随手写罢便可随意送人，毫不在意。所以那些渴望得到苏轼书法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设法邀请苏轼饮酒，只愿他能够快点醉、快点睡又快点醒，然后再快点写，因为他们深知“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黄庭坚《题子瞻画竹石》）。

当然，大多数人既不可能与苏轼同在礼部出考题，又无缘与苏轼同桌饮酒，那怎么才能得到苏轼的墨宝呢?办法还是有的。

当时，有一位殿前副都指挥使姚麟，非常喜欢苏轼的书法。但他是个武官，没有机会结识苏轼，于是找到与苏轼相识的朋友韩宗儒。姚麟许诺，只要韩宗儒能够拿来苏轼一帖墨宝，便可得到十几斤羊肉。韩宗儒觉得这个“买卖”很划算，便隔三岔五地给苏轼写信，只要收到苏轼回函，便立刻去姚麟那里领取羊肉。这个事情不知怎么让黄庭坚知道了，便对苏轼说：“当年王羲之手书一纸《黄庭经》换得一群白鹅，您写的这些信函也可称之为《换羊书》了!”苏轼听后哈哈大笑，也并不以为意。

不久正巧赶上宋哲宗的生日，苏轼在翰林学士院里忙着起草各种制诰文书，没有时间给韩宗儒回信。宗儒非常着急，一日之内接连写了几封书信给苏轼，然后专门派了一个仆人立等苏轼回信。苏轼刚在信纸上写了几句话，忽然记起黄庭坚的话来，不由暗笑。他放下毛笔，对等在一旁的韩家仆人说：“告诉你家韩公，本官今天不杀羊!”（宋·赵德麟《侯鲭录》）

苏轼不仅是书法大家，也是一位出色的画家，擅长画枯木、怪石、墨竹。北宋大画家米芾对此有较详尽的记叙：

苏轼子瞻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运思清拔，出于文嗣与可，自谓“与文拈一瓣香”……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画史》）

南宋画论家邓椿谈到苏轼的画风说：

先生亦自谓“吾为墨竹尽得与可之法”，然先生运思清拔，其英风劲气来逼人，使人应接不暇，恐非与可所能拘制也。（《画继·轩冕才贤》）

孔武宗也曾作《东坡居士画怪石赋》《子瞻画枯木》诗，描写、歌咏苏轼所绘的怪石、枯木。

可见，苏轼的的枯木、怪石、墨竹都很有特点，具有豪迈的抒情气息与鲜明的写意风格。

苏轼不仅精于绘画，而且还精通画理。在苏轼看来，诗理与画理是相通的，它们都是通过“摹写物像”来抒发内心的情思。他对王维诗、画的评价就体现了这个思想：“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黄庭坚对苏轼的画论大加赞扬，说“子瞻论画语甚妙”（《跋东坡论画》）。其实，苏轼在绘画与绘画理论上的成就、造诣，与他的表兄文同有直接关系。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苏轼对自己的绘画以及绘画理论做了精辟的总结：

首先，艺术创作的素材来源于生活实际，譬如画竹，必须遵循竹子生长的实际情况，方能画得传神，背离生活实际的艺术创作是没有生命力的；其次，艺术创作一定要做到“成竹在胸”，也就是要对艺术创作的对象了如指掌，对其整体的面貌有透彻的理解，方能进入成熟的创作，方能创作出传神的艺术品；再次，艺术创作一定要善于及时地捕捉创作灵感，艺术的灵感来源于生活，又是艺术经验的积累与瞬间进发，只有及时捕捉才能抓住艺术创作的最佳时刻；复次，艺术创作一定要注重实践，将实践放在首要的位置，在实践中要做到心手合一、心物合一，也就是将创作者的体验与对象的形态、实践的手段紧密地结合起来；最后，艺术创作与精神修养密切相关，了解并能真正顺应掌握艺术创作规律的人，也必然懂得人生、宇宙的修养大道。

文同（字与可）是北宋“文湖州竹派”开创人物，“以墨深为面，淡为背，自与可始也”（米芾《画史》），他在墨竹的画法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艺术经验，在某些领域具有开创之功。作为“文湖州竹派”的重要成员，苏轼不仅对墨竹的写意画法有深刻体验，而且对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问题也有深刻的认识：

黄筌画飞鸟，颈足皆展。或曰：“飞乌缩颈则展足，缩足则展颈，无两展者。”验之信然。乃知观物不审者，虽画师且不能，况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务学而好问也。（《书五代黄筌画雀》）

蜀中有杜处士，好书画。所宝以百数。有戴嵩《牛》一轴，尤所爱，锦囊玉轴，常以自随。一日曝书画，有一牧童见之，拊掌大笑曰：“此画斗牛也，牛斗，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今乃掉尾而斗，谬矣。”处士笑而然之。古语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不可改也。（《书戴嵩画牛》）

黄筌是五代西蜀著名的宫廷画师，擅长珍禽异卉。戴嵩是唐代画牛的名家，但由于没有认真观察生活，所画的飞鸟与斗牛都违背了生活的起码常识，从这一点来说，画的价值等于零，也因此闹出了笑话。苏轼身边的画家朋友也常常犯这样的错误。

一天，黄庭坚请秦观等人欣赏当代大画家李公麟的《贤己图》。图的内容是六七个人围着大盆掷骰子，其中五枚骰子已经停住，都是六点，只有一枚还在盆中旋转。画中一人伏在盆边张嘴疾呼，其余的人都神色紧张地站在一旁。人物形象惟妙惟肖，黄、秦等人都赞不绝口。正巧苏轼进来，瞥了一眼说：“公麟怎么说起闽语来了?”大家不知他是什么意思。苏轼解释道：“四海之内说‘六’一般都闭口，只有闽语是张口。现在盆中的五个骰子都是六，剩下那个不知是几，那个人肯定是在喊‘六’，但嘴巴却大大地张开，这是为什么?”李公麟是安徽人，没有去过福建，也不会说闽语。他听了苏轼的这番评论，也觉得心服口服（事载宋·岳珂《程史》）。

北宋时期，佛教中国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作为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成果，禅宗得到更加深入的发展，门派林立，大师辈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方外禅门的僧侣与世俗世界的士大夫交往日益频繁深入。就宋代士大夫而言，佛禅教义开始逐渐渗透进他们的思想意识当中，开始成为与儒学、道家思想并驾齐驱的重要意识形态，对士人的言行品格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就佛禅僧侣而言，与士大夫的交往既是宣扬佛法禅意的重要途径，更是僧侣们提升佛门禅林在世俗世界中地位的切实需要。

佛教在古代中国的传播，士大夫阶层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他们的手中不仅拥有世俗的政治经济权力，更拥有感悟佛法、宣扬禅理的知识权力，佛教要在古代中国发扬光大，必须首先获得士大夫阶层的认同。事实上，许多佛门高僧本身也是非常博学的学者、学问家。而士大夫之所以对佛教禅宗的兴趣越来越大，就是因为佛禅能够在儒道之外，给士大夫们提供又一方安身立命、感悟人生、安妥性命、体验存在的精神园地，佛禅的这种巨大的精神作用，是儒道所不能替代的，是对儒道思想的必要补充。援佛入儒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佛教发展的一个潮流。

苏轼成长的家庭环境，佛教气氛十分浓厚。父亲苏洵喜欢与名僧交游，更捐给佛寺钱财塑造菩萨造像。母亲程氏夫人仁慈宽厚，笃信佛教，每天都要摆设供品，虔诚礼佛。受到父母的耳濡目染，苏轼少年时期便接触了一些佛教书籍，对于佛教有初步的了解。后来随着生活阅历的不断丰富，官场坎坷经历的挫折与磨难，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的体验，苏轼对于佛教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佛教不仅成为苏轼解脱人生苦难，开放心灵桎梏，追求人生境界的重要思想资源，而且与他的文学艺术趣味相结合，形成一种饶有兴味的佛禅人生境界。

苏辙曾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论及苏轼的佛教信仰，说：

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辨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可见，苏轼被贬黄州之后，基于对自身命运的反思反省，开始对佛教进行深入认真的研读，并与孔孟儒学、老庄道学相互融汇。换句话说，苏轼对佛教的研修与领悟，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着眼于自身已有的人生信念与学问修养，从自身的实际需要出发来研究佛法、参用佛法。在《答毕仲举书》中，他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于佛禅的理解与认识：

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不知君所得于佛书者果何耶?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与仆辈俯仰也。

显然，苏轼对佛禅的兴趣并不在于玄虚飘渺的说理，他更加关注佛禅对于现实人生的切实作用。龙肉固然华美高贵，但遥不可及，现实生活中不存在龙肉，龙肉永远也不能解决肚子问题；与龙肉相比，猪肉虽然粗鄙平庸，但是却能实实在在地解决饥饿问题。

那么，对于苏轼而言，究竟什么是人生的实际问题、饥饿问题呢?在《答毕仲举书》中，苏轼又说：

学佛老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为献。所谓“静”“达”，也许就是“实美而真饱”，就是身在黄州的苏轼对学佛的期许，那象征着佛教空静与达观的境界，这种境界的本质就在于破除执著。然而，“静”极便有“惫懒”的倾向，“达”极也有放任疏放的危险。苏轼意识到了这个危险的倾向，所以他所要求的静、达便是执著又不执著。所谓执著，便是依然要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民生，这是苏轼的人格基础；所谓不执著，就是在面临人生失意之际，要善于开解自己的心结，要善于转换自己的心态，要勇于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挫折磨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佛教自然是苏轼口中的“猪肉”了!

因此，对于佛学的研修并不曾使苏轼彻底走向虚无与消沉，相反，在佛禅的帮助下，他的生活走向了通脱畅达，显得更加兴味盎然。苏轼知杭州时期，与净慈寺大通禅师交谊甚厚。这位大通禅师自持戒律甚严，一般的信众若要见他，也须沐浴斋戒，更不要说是女性了。

一次，苏轼与朋友携妓在西湖游玩。路过净慈寺时，居然率领众歌妓直人大通禅堂。大通见状，心中不快，顾自闭目诵经，毫不理会苏轼。苏轼心中有数，随手写下一首小词《南歌子》，叫歌妓当场演唱，词曰：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