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第二章 19世纪的生命科学（第2页）

鉴于此，达尔文决心要使自己的工作尽可能做得透彻完善、论据充足，让人无从指责，于是，他用了8年时间研究化石和藤壶的生活方式。在1851年到1854年间，他考察了上万种标本，出版了4本专著。尽管这一工作极为烦琐，但达尔文却做得相当细致深入，以至到最后，达尔文认为自己完全够得上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博物学家，而不仅仅只是“贝格尔号”的采集者和观察者。

就在这一期间，他得到一个关键思想：趋异性。变种之间的差异如何会变得如此明显，以至成为不同物种间的差异，甚至使得相互间的**成为不可能?他写道：“任何一个物种的后代在结构、组成和习性上越是趋异，它们就更有可能（在大自然的结构中）占领更多更广的地盘。”正是这一不断分叉的多样性，使它们越来越偏离原始祖先。

现在他成了莱伊尔的好朋友，莱伊尔起初拒绝达尔文的进化思想。不过现在莱伊尔、胡克和达尔文的兄弟都鼓励他写一本书，明确建立起一个理论，并且为此提供所有能够收集到的事实来支持这一理论。达尔文开始写了。1858年2月，在给他表弟的信中，达尔文写道：“我正在勤奋地写作，也许太难了。书的篇幅会很大。我变得对事实的分类方式特别感兴趣……我要尽我所能把书写得完善。至少在近些年内我不会拿去出版。”

来自马来西亚的信

但是，达尔文的“大书”也许从未被完成过。1858年6月18日，他刚写了约250000字，接到一封来自马来西亚博物学同行的令人惊奇的信。信中附有一篇论文，作者询问达尔文，如果他认为论文有价值的话，是否愿意使它发表?论文题名《论变种无限地离开其原始模式的倾向》，署名华莱士（AlfredRusselWallace，1823—1913），论文概述的主题与达尔文为之研究了20年的进化论如出一辙!这种相似简直不可思议。

达尔文非常沮丧，于是向莱伊尔和胡克征求意见。他们建议达尔文向华莱士解释面临的尴尬，提出共同宣布这一理论，以取得联合发现权。达尔文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高兴地得知华莱士非常乐意进行联合宣布。实际上，这位年轻人对此理论花的时间和精力远远比不上达尔文，倒是他得益于达尔文的声望。于是在1858年，华莱士的论文出现在《林奈学会学报》（JournaloftheLiy）上，同时还有达尔文对自己工作的一份摘要。

1859年11月22日，达尔文出版他的著作的简要版，书名为《论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或生存斗争中的优胜者生存》（inofSpeciesbyMeansofion，orthePreservationofFavouredRatheStruggleforLife），一般称为《物种起源》（inofSpecies）。初版印了1250册，第一天就一售而光。即使在这一简要版里，对进化也有冗长并有说服力的论证，还用相当丰富的实例作为支持，成功地说服了大量生物学家相信它是真理。

人类的由来

尽管大多数科学家接受了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的思想，但公众的跟进却要慢上一拍。许多人认为达尔文主义是无神论，其实，达尔文为此也有过一番长期且费力的思想斗争。如果有机体是通过自然选择这一机制获得适应，那么，在创世或者世界及其生物的持续发展中，上帝的位置在哪里呢?

华莱士基于自己的观察，独立地形成了许多和达尔文一样的进化思想。

有些科学家也强烈地表示反感。英国牛津大学的著名地质学家欧文（Ris，1804—1892）和美国哈佛大学的阿加西斯（LouisAgassiz，1807—1873）就是科学阵营中最强烈的反对者。阿加西斯是一位声誉卓著、知识渊博的博物学家，尤擅长于学术普及。他坚持认为，地球上的有机体是通过造物主的一系列创造过程而形成的。根据这一观点，有机体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复杂，并且越来越适应其环境，这正是一系列超自然创造的结果。

塞治威克（AdamSedgwiek，1785—1873）是剑桥大学的保守派地质学家，他是达尔文学说的又一位反对者。1865年在提及他的同事莱伊尔时说道：

“莱伊尔会容纳整个（进化）理论，对此我毫不奇怪，因为没有它，他所解释的地质学要义就会没法成立。……他们可以按他们的意愿来修饰它，但是这种变异理论，十之八九，会以十足的唯物主义告终。”

如果一个物种是从另一个物种演变而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就会引出这一令人不安的观点，亦即人类必然是从非人类的祖先演变而来，尽管达尔文在他的书中竭力避免这一说法。

赫胥黎：进化论和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捍卫者。

争论变得越来越激烈。讽刺达尔文类似于猿的漫画出现在报纸上。论文和讲演在各处涌现。达尔文一直沉浸于女儿安妮的不幸夭折所带来的悲痛之中，自己又在生病，而争论使他的病情更为加重。他无论如何也没有心情卷入论战之中。就在这时，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1825—1895）出现了，在饶有兴致地读过《物种起源》（他扪心自问：我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些?）之后，他挺身而出，完全站在达尔文一边。他自称为“达尔文的斗犬”（赫胥黎热衷于激烈的辩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可能，他就热忱地对进化问题进行辩论。

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发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辩论会上，在700位听众面前，赫胥黎遇到了牛津的主教威尔伯福斯（SamuelWilberforce，1805—1873）（由于他的精于世故和伶牙俐齿，被人们称为“狡猾的萨姆”）。但是，威尔伯福斯，也许已受欧文所谓“事实”的影响，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听众们面前大丢面子，因为他不怀好意地问赫胥黎，他的父母谱系中，谁是猿的后代，父系还是母系?

赫胥黎知道自己可以出牌反击了。听众正等着一场表演，机灵的赫胥黎满足了这一愿望，他坦然回答，宁愿来自猿的后代，也不愿来自这样一位有教养的人，竟然在严肃的科学争论中引入这样一个问题。威尔伯福斯无言以对。

1863年，莱伊尔以《人类古老性的地质学证据》（GeologiceoftheAntiquityofMan）一书加入这场论战。他站在达尔文主义这一边，尽管比他朋友所希望的还是有点软弱。他指出，人类或类人生物在地球表面必定已经生存了成千上万年。但是他没有公开说他相信变异，也没有说人就是从类猿生物演化而来。

1871年，达尔文出版了《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TheDesaiooSex）一书，其中他通过相当多的研究证据，来支持人类源于动物的思想。他指出，人耳上残存的耳郭，其中有些肌肉显然是用于移动耳朵的。他还提到，脊柱底部的尾骨，是痕迹器官的又一例证，显然它是人种演变过程中的早期遗留产物。

在某些领域中，反对之声持续不断——萧伯纳（GeeBernardShaw，1856—1950）也在反对达尔文主义，他相信的是拉马克主义和某种神秘的生命力。直到1936年，威尔士（HerbertGeeWells，1866—1946）写作《槌球运动员》（CroquetPlayer），其中考察了有文化的英国贵族在面对“体内兽性”这一知识时所表现出的不安。但是大多数人在19世纪末都已改变立场，除非是那些反对者，因为他们把进化论看做是圣经创世故事的对立面。

更多的证据

然而，问题依然存在。一种变异性状，尽管极其成功，但作为一种新性状，当它遗传至下一代时，怎么才不会与那些不太成功的中间性状相互混合呢?自然选择怎样才会有机会作用于那些成功的变异性状呢?

一位来自于奥地利的、孤独的奥古斯丁派修道士，名叫孟德尔（GregorJohannMendel，1822—1884），于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修道院的花园里，用豌豆进行杂交实验，从而获得证据。孟德尔发现，对于每一种性状，子代显然是从双亲那里均等地继承了遗传因子。重要的是，他发现这些因子不会混杂，而是保持独立，并且还可以互不混杂地传给以后各代。这就意味着，自然选择有更多的时间作用于一个性状中的任何变异。不幸的是，直到20世纪初，孟德尔的工作才被重新发现并广为人知。

进化论没有停滞不前，20世纪和21世纪的许多生物学家在达尔文和华莱士的原始理论基础上，又增加了有关突变和遗传机制方面的新知识。正在兴起的地球历史理论，对现代进化论也有贡献，包括古生物学家古尔德和艾尔德里奇（NilesEldredge，1943—）最近提出的地球表面稳定期多次被极端变化所“中断”的思想。

1882年4月19日，达尔文在家中由于心脏病发作去世。他的抬棺者中，包括他的科学理论支持者：赫胥黎、华莱士、胡克和拉波克爵士。他和牛顿爵士及莱伊尔爵士一样，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然而，达尔文未能得到英国国王的授爵，伦敦的图索夫人蜡像博物馆也没有把他的塑像跟那个世纪其他伟人一起展出——可能是怕人故意破坏。因为这位安静守纪的人物，因其提出的自然规律而受到极大尊敬，在当时掀起的狂澜至今仍使某些人感到刺痛。他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理性怀疑的象征——尽管这种怀疑决不是由他一手造就。达尔文的进化思想既不是全新的，也不是全面的，但由此引起的一场革命，却永远改变了人类对其自身以及在宇宙中所处位置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