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避居瑞士的罗曼罗兰（第2页）

罗兰的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了他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写作。1923年，他帮助建立了国际性评论刊物《欧洲》，这是左翼的颇具影响的杂志。他以后的作品中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和东方神秘主义高度个人主义的结合。这些主题可在他的循环式小说《着魔的灵魂》（1922年--1933）中窥得一斑。在这部小说里，罗兰揭露了政治宗派主义的残酷。小说充满了政治力量：布尔什维克、革命者、反革命者。而主人翁却是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女性同伴；主要情节描述了这位年轻女人和她儿子由决不妥协的个人主义向一种更具共产主义性质的理想的转变。

20世纪30年代，罗兰预见了一场新的战争，他写了一系列文章以反对日趋逼近的危机，它们被收集在两卷里，一卷名为《我不会停止》（1935年），另一卷名为《对于革命，和平》（1935年）。战争爆发了，他继续写作。这时期他的最重要作品是对查里斯·倍归的研究，查里斯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与罗兰结成好友，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生。1944年圣诞节的几天前，罗兰拜访了他在巴黎的出版商，为这本书组织出版，一本他永远不能看见的书。

罗兰逝世之后，其名望在法国以至全世界都大大衰落。由于他对艺术多愁善感的态度，以及他写作中缺乏对古典式样的掌握，法国从没有全心全意地接纳过这位桂冠得主。他名声的衰落也是文化气候变化的结果：20世纪后期是个更为愤世嫉俗的时代，它发现罗兰的理想主义流派十分虚饰做作。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为《约翰·克里斯朵夫》遭到冷遇表示哀痛，尽管他也不得不承认作品中充满了粗劣描摹的肖像和伪造的悲剧。

罗兰缠身于他的时代的主要社会、政治和宗教事件之中。他真诚地相信艺术应该描绘真实的情感，传达出使人变得高贵的道德感，它必须与思想和心灵的"熵"作战。他无间断地呼吁自由和人类精神的尊严，他还支持被压迫者。他的写作中也许有很深的瑕疵，但人们仍会羡慕他理想主义的高贵性。

三、罗曼·罗兰的授奖情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诺贝尔奖和授奖仪式给瑞典文学院造成很大的困难，罗曼·罗兰获奖也不例外。1914年，共有24名候选人被提名。到了夏季，诺贝尔委员会已达成协议，推荐瑞士作家卡尔·斯皮特勒为文学奖得主。可8月份战火突起，情势的变化使文学院不得已放弃1914年的颁奖。委员们认为此奖的目的是为帮助人文主义事业，而不是加重国家间的竞争，将此奖授予一位法国人或德国人会被误认为支持一国战败另一国。于是，为继承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精神，诺贝尔委员会将颁奖向后推迟，以便避免加速恶化局势。

文学院的行动引起各种争议。一些瑞典人认为文学院没有尽其职责：它胆怯地向战争精神屈服了。卡洛勒斯·里那额斯和荣斯·雅克伯·贝泽留斯的家乡认为应该为和平和秩序而照常颁奖。另一些则同意文学院的行动。小小的瑞典最好是站在背后，而不是落入争端，即使是间接的争端。

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容易明白为何罗兰的候选变得十分令人注目。罗兰的人道主义宗旨与诺贝尔的理想十分相谐。作者的书可以启发那些相信法西斯主义的人们。瑞典人也知道罗兰在为他的理想主义信念承受痛苦。此外，他们开始熟悉罗兰的作品，因为瑞典开始有一些译本了。

1915年，文学史家亨利克·舒克正式提名罗兰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然而这项提名遭到反对。文学院诺贝尔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尽管欣赏罗兰的理想主义，却认为这些理想主义表达在十分不完美的艺术作品中。虽然委员会有意见分歧，大多数成员支持西班牙作家拜尼陀·派拉兹·加尔多斯，罗兰却在文学院享有更高的声望。然而，由于这种意见分歧，而瑞典科学院又一贯严格遵守折衷原则，1915年的颁奖日期被推迟。

1916年，关于颁奖的讨论又重新开始。这回，许多成员都确认此奖不应再遭阻止，于是在11月9日，委员会决定同时为1915年和1916年颁奖。瑞典作家维尔纳·冯·海顿斯塔姆获1916年的文学奖，1915年的文学奖则授予罗曼·罗兰。授奖辞简要地说明了委员会的授奖理由："颂扬他文学作品中高尚的理想主义，以及他在描述不同类型的人们中表达出的怜悯心和真理之爱。"罗兰死后发表的日记《战年日记》（1952年），表达了当时他在日内瓦接到获奖电报时的反应。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第一冲动是拒绝此奖，因为他认为此奖会约束他的自由，使他遭到更深的迫害。但进一步的考虑使他接受了此奖，在极少的一群朋友之中庆贺了他的决定。

四、罗曼·罗兰受奖演说：

因为战乱，罗兰未被邀至斯德哥尔摩，也没有举行什么庆贺活动。他在瑞士收到奖金，又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和其他战时组织，将这笔款捐赠出去以缓解战争的痛苦。虽然罗兰没有致受奖辞，人们却可以通过他在对拘留在瑞士的一群同盟国士兵举行的庆贺会上的讲话搜集到这些获奖反应："这项荣誉不是给我的，而是授予我们的国家。为此，我接受它，我为它能够让法国得到全世界之爱的想法得以普及而感到快乐。"

在写给瑞典文学院的感谢信中，他表达了对文学院能够欣赏他三十年来的作品的感激。这项奖使他自豪于做一个法国人，为了表示对祖国的尊敬，他将此奖献给祖国，因为他相信是法国带给了他高度的理想主义和他对人性的不可摧毁的信仰。他继续写道：

"我只是个十分笨拙的理解者，是理性、忍耐、怜悯精神--这些是蒙田、伏尔泰和18世纪法国哲学家们的遗产--的忠实仆役。愿您这尊敬的选票得到感谢，在这流血时刻，您的一票给我们对未来的智慧，对一个和好的欧洲以希望，不管此刻有多么深重的悲剧。"

获奖之后的岁月中，罗兰仍与文学院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且为了进一步表示谢意，他将他的最出色的作品--《约翰·克里斯朵夫》（1904年--1912年）--的手稿赠与文学院。

五、评论界对罗曼·罗兰获诺贝尔奖的反应：

1915年11月6日，《纽约时报》在首页公布了诺贝尔奖；在这个简短的公告中，罗兰列名为文学奖得主。根据诺贝尔基金会的决定，1915年的奖暂时保留，1916年罗兰方才被正式授奖。因为过早地宣布，对罗兰获奖的反应便始于1915年，正如瑞典对此奖存在意见分歧一样，其他国家也出现同样的情况。罗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初期所作的联合全欧洲知识分子以反对战争的努力使他在德国和同盟国的文学评论家们那里变得十分不受欢迎。另一方面，同样的观点使他在中立国成为受人欣羡的理想主义者。比如，在瑞典，罗兰的作品广为流传之前，许多瑞典评论家已转向反对法国文化，把它描绘成一个没落腐朽和充满羁傲放浪的个人主义者的世界。法国文学浮于表面，她的艺术被象征为亨利·杜鲁斯-洛特里克笔下的巴黎暗娼。罗兰的作品显示了这种描绘的不真实性。他的作品写出了充满强烈道德感和精神完善性的法国。

在同盟国，文学评论家们趋于对罗兰作为作家以及作为一个人都表示怀疑。例如，在海峡对岸的大英帝国，评论各种法国作家的玛丽·杜克萝，批评罗兰的文体混淆不清和战争年代自我施加的离开法国的流亡。她认识到流亡中他以身心写出的充满怜悯的作品，可又阐明，无疑是因为德国的吸引力太强大的缘故，他没有给予他的法国同胞任何支持。诺贝尔奖也没有使杜克萝的声调缓和下来。确实，她发现了罗兰的态度仍旧是自卫性的。

大洋彼岸的美国对罗兰获奖的反应也十分相似。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彼尔·巴古特攻击罗兰，认为他不是法国知识界的代表。在一封给《纽约时代》的信中，巴古特指出，尽管诺贝尔基金会赞同罗兰的和平主义观点，但他对战争的理解是不正确的：法国从未希望过战争；是德国迫使为之。正因为罗兰不是法国文化精英（那是那些反德国野蛮主义者）的代表，以诺贝尔奖来奉崇他的作品显然是不合适的。

另一方面，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以及在欧洲和美国的其他国际主义者却赞成罗兰的获奖。爱因斯坦和罗兰都认为知识界和政界的领导应该以和平的方式来弥补法德两国人民之间的误解。不过，爱因斯坦认为战争的罪过无疑是扎根于腐败的、战争狂的普鲁士精神，而罗兰则更愿意指责所有的好战国家。

罗兰的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愈发消极，这时他也愈发对共产主义表示同情。即使那些羡慕他的理想主义的人，也认识到他的才华不足以使他的高尚情操得到精确细致的表达。在他逝世以后，他作品的读者愈来愈少，而且让现代读者认可他的作品与以下的诺贝尔桂冠获得者的作品媲美似乎已经困难，这些得主有：阿纳托尔·法朗士、亨利·伯格森、安德烈·纪德、弗兰索瓦·莫里亚克、阿尔伯特·加缪以及让-保尔·萨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