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避居瑞士的罗曼罗兰（第1页）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避居瑞士的罗曼·罗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避居瑞士的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生平

罗曼·罗兰（1866年--1944年），举世闻名的法国大作家、社会活动家和音乐家。

1866年1月29日，罗曼·罗兰出生于法国克莱默西城的天主教家庭。他父亲是个公证员，母亲是一个公证员之女。对上帝虔诚且爱好音乐的母亲给孩子以很大的影响。他十分聪明，但体弱多病。幼年时，他从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建立起对英雄人物的一种热爱之情。为了保证孩子的优良教育，他母亲不惜代价地将家庭迁至巴黎，在那儿，罗兰进了路易大帝中学。之后他又就学于高级师范学校，师从加比里亚·莫诺，专攻历史，1889年获学士学位。在高级师范学校的时候，罗兰失掉了对宗教的信仰，又发现了巴鲁哈·斯宾诺莎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对巴黎文化的浅陋物质主义感到沮丧的罗兰写信给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充满友爱的回信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巴黎就学之后，罗兰又去罗马的法国历史考古学校学了两年。然而，他最重要的学识是从他与马尔维达·冯·梅森布格--一位胡格诺派教徒后裔的德国人--之间的友谊交往中得到的。后来，在他七十多岁的时候，梅森布格写了《一位理想主义者回忆录》（1875年）；他还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朋友圈子里有亚历山大·赫森、几塞普·马兹尼、理查德·瓦格纳和弗雷德里奇·尼采。他与罗兰对这些人物的讨论唤醒了他对天才人物奋争的极大同情。

1892年10月，罗兰返回巴黎之际，娶了克罗蒂尔德·布希亚勒--一位著名哲学家之女为妻。这对新人前往罗马，在那儿罗兰从事他关于早期欧洲戏剧历史的博士论文的研究和写作。1895年，他极其成功地呈交出他的论文，并被聘在高级师范学校从事艺术史的教学，此后5年他一直在那儿任教。不幸的是，在这期间他的婚姻遇到麻烦，1901年，他经历了一场痛苦的离婚。在严谨的学术生活（1900年至1912年他在索尔波那教音乐史）和写作中，罗兰寻找到一份慰藉。1912年他离职退休。

为改善身体状况，罗兰许多年来都在瑞士度过他的夏季假日。1914年夏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在瑞士，战争事件标志着他生活中重要的分界线：他的写作、友谊和影响都一分为二。对他的同胞来说，他是个懦夫，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抛弃了它。可不顾这些攻击的罗兰继续留在瑞士，做他与国际主义相一致的工作。

1919年，罗兰与其母一同返回巴黎，母亲当时已病重。她死后，罗兰回到瑞士的维里纳浮，自1922年至1938年与他妹妹和父亲定居那儿。这个时期里，他对社会主义和东方宗教产生了兴趣。1929年，他遇见维浮·玛丽亚·库达柴夫，一位在他的余年给他许多帮助的女人。1934年，他与她结为伉俪。

1937年，罗兰离开瑞士前往维兹雷，一个离他的故乡克莱默西不远的城镇。在那儿，他继续写作。占领期间，他因反纳粹活动而遭到软禁。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３０日，这位著作颇丰的伟大作家罗曼·罗兰离开了人世。他在《与过去告别》中曾经这样自豪地总结漫长而又坎坷的一生：

"当我走到生命的尽头时，我将要说：祝福吧，安静地休息了！安眠吧，我的脑袋！安眠吧，我的双脚！你们都辛苦了。经过的道路是艰苦的，坎坷不平的。可是，无论如何，那是一条美好的道路。在那条路上，一步一个血迹，也是值得的。"

二、罗曼·罗兰的文学历程：

罗曼·罗兰的文学生涯是从他个性中的矛盾体逐渐发展而成的。他从父亲那儿吸收了高卢人的精神--爱挑剔，喜自由；又从母亲那儿承接了艺术感受力--音乐性的、神秘性的敏感。这种心理家谱使罗兰具有了以下常被描述的奇怪的特征：一个宗教社会主义者，一位反神权的神秘主义者，一位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一名非教条主义的基督徒。他还是一位在充满巨大国际竞争的世纪坚持国际合作主义者。罗兰爱法国，但他拒绝承认一个国家能够成为理性和必要的统一体。这样看来，他身上似乎具备一系列的二分法，而他又不断地在他的小说和随笔作品里将这些体现出来。

作为一位年轻人，罗兰发展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相信艺术对社会有一份责任。热切参与那个时代的知识界活动的罗兰探求着将信仰、希望、爱情以及勇气等品质带给他的社会。这种信念解释了他为何最初为舞台写作--重新激发英雄主义和对他祖国的信仰。他没有在古典作品或法国浪漫戏剧中寻到帮助，因此他倡导创立一种基于法国历史传统的新形式。一个好例子是他的剧作：《狼群》（1898年），这是启发于德雷福斯事件而作的。这个剧作后来被编进部分完成的十部革命组剧中，这些革命剧中最有名的是《但顿》（1900年）和《七月十四》（1902年）。对组剧的喜爱和剧中的广阔形式也是罗兰其他作品的特色。

受挫于舞台条件的过分苛刻严格，罗兰转向对著名人物的研究。1903年，他成功地写成了一篇关于路德威格·凡·贝多芬抒情生活的文章，1905年和1911年又分别以同样的成功写出了关于米开朗基罗和托尔斯泰的研究文章。这些对他心目中英雄的纪念并非评论性传记，而是为获取这些伟人精神而作的充满诗意的努力。它们同时还是对创造精神的沉思默想，罗兰视这种精神比伟人本身的生活更富意义。也就是说，罗兰在描摹贝多芬的肖像时，同时试图画出20世纪的肖像及其梦想。

罗兰对传记的兴趣充分体现在他的大部头著名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之中。这部循环式小说为20世纪力求捕获整个生命经历的伟大传记小说开辟了道路。《约翰·克里斯朵夫》追溯了一个德国音乐家在许多艺术斗争中演变的历程。批评家们辨认出主人翁身上贝多芬、伍夫刚·阿玛德斯·莫扎特以及瓦格纳的影子，但罗兰意在对欧洲的一个真实之子的研究，他未受任何先锋们的约束。

罗兰否认这部作品是小说，作品松散的结构和文体也很自然地显示出他对形式的拙劣掌握。不过，在罗兰眼里，一个人的生活不能被关闭进文学形式的狭隘领地之中。《约翰·克里斯朵夫》写的是关于一位音乐天才与自身、与艺术以及与社会之间的斗争。罗兰刻画了一个充满矛盾和不协调的性格，一位满怀生命热情却又遭到敌对世界的误解的极其诚恳的艺术家。爱德蒙·高斯称《约翰·克里斯朵夫》为20世纪的最高贵的小说作品。

另一方面，现代评论家们对罗兰的这部最著名作品便挑剔得多。对一些评论家来说，它过于零碎、冗长。对另一些评论家来说，它缺乏文体感：语调方面有一定量的跳跃性，语言也总在狂欢式和严肃式之间变化不息。即便在有生之年，罗兰也常遭到这些批评，他的辩护是《约翰·克里斯朵夫》恰似生活本身一样充满插曲和偶然。对他来说，作品的意义在于生命的延续，从一个灵魂到另一个灵魂的火花。

《约翰·克里斯朵夫》牢固地建立了罗兰在20世纪早期的文坛的声望。有趣的是，他在这部小说中预示了一场毁灭欧洲的战争的来临。继作品完成不久，这样的战争就爆发了。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还出版了一个小册子《战斗之上》（1915年），呼吁作战国的知识分子们去争取和平。这本小册子引起了对他文学地位的强烈愤怒。法国评论家们认为他只是个智商高的骂街文人；这小小的册子使罗兰成为法国最不受欢迎的作家，留下了法国年轻人与他之间的也许永难愈合的一条裂痕。

战争期间，罗兰在瑞士流亡生活中继续创作。他沿用阿里斯托芬的文体写了两部小说和一个剧本，但这些作品都没有影响力。他的拉伯雷式的小说《科拉斯·布里侬》（1919年）其实写于1914年之前，只是后来才发表。更为不友善的评论家们认为这部小说标志着罗兰文学生涯的结束；而较同情的想法是，这部小说反映出一位与外界隔绝的作家的怪诞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