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有些恍然大悟的民工哄笑起来,连忙拽着苏秘书的衣服,要求给工钱,不给就扣人。苏秘书火了,但我方势单力薄,人家几十号做体力活的围着你,你一点办法也没有。苏秘书无奈说,别看你字写得不错,别看你不说话,可一肚子尽是坏水。说完,苏秘书装出哈哈大笑,力争蒙混过去。
就在这时,董事长赵明的电话来了,“苏民中你在哪呢?”
苏民中回答,“在工地呀,跟民工在一起,都安抚好了。”
赵明怒火冲天,“混蛋,快回公司,总包项目经理马上到公司,你赶紧召集一下工程管理中心老总陈晨,马上开会!”
苏秘书这才晃过神来,自己竟然一时糊涂到忘了擒贼先擒王的道理。
见苏秘书要走,民工再一次紧紧把他团团围住,大喊“老板给钱,老板给钱,不给钱就砸车,不给钱就扣人”。苏秘书急中生智道,“我都陪你们大半天了,你们还不相信我吗?我现在就去银行取钱,马上回来给你们发工资。”
好不容易逮了个机会,匆忙上了车,轿车一溜烟向市区飞驰而去。
回到公司,尽管苏秘书遭受了赵明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批评,被骂得狗血喷头,可不知怎么的,在一贯以来的超负荷的巨大工作压力下,那一天他却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快乐。
亲眼目睹了工地民工闹事的处理,吴亚伦从苏秘书身上明白了什么叫做忽悠,什么叫做演戏,什么叫做打太极,美其名曰为体育锻炼。更为讽刺的是,苏秘书在耍弄人家的同时还教人家打了一把太极。他理解苏秘书的苦衷,全是工作压力所迫。可苏秘书那种拿别人的智商当戏演的忽悠方式,想起来总觉得不是个事。
周六那天吴亚伦是忍着煎熬着看完苏秘书的演出的,他的心情很复杂。学法律出身的,往往有着比常人更加强烈更加敏感的人格和尊严意识。看着那群衣衫褴褛、肩扛家庭重担但却对生活和未来充满信心的农民工,他想起了自己死去十年的父亲。
一九九八年,为解决家庭温饱,为了吴亚伦能够完成高中学业,父亲远离革命老区贵州遵义的老家,只身前往上海务工。没有知识,没有技能,父亲好不容易在建筑工地上找了份干苦力的差事,成了名工地工人,披星戴月的过着每月挣八百块的艰苦生活,维持着整个家的生计。噩耗突然传来,一个柳絮满天飘的四月,父亲不明不白地惨死在工地。工友不懂法律,没有媒体监督,责任人买通了公安部门,受害人家属不但没拿到合理的赔偿,还遭受了事故责任单位的冷落,如果不是母亲撕心裂肺的向警察下跪求饶,恐怕父亲客死他乡连尸体都见不着就火花了。为了见父亲遗体的最后一面,母亲带着吴亚伦连夜从山沟里赶到了遵义火车站,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赶到了千里迢迢之外的上海。不论遗体美容师的技艺有多么的精湛,还是没能将父亲惨不忍睹的遗容遮掩住。太平间里,母子两人坐地相拥,嚎啕大哭一番后,一把熊熊烈火,化为灰烬,从此天地两隔。那一年,吴亚伦十六岁。为了祭奠父亲的在天之灵,吴亚伦后来念了法律。
坐在中银大厦的办公室里,望着窗外,想起苏秘书耍弄农民工的那副奸诈的样子,感同身受的吴亚伦顿时感到一阵一阵的恶心。他忽然觉得这个社会令他生厌。他多想再也不要看到这些丑陋的东西。远离民工,或许本以为尘封的往事可以不再记起,心里的痛苦就可以减少一些,可自己偏偏在盛世地产工作,接下来为处理盛世地产跟总包单位的官司,为了查找资料收集证据,还得一次次往工地跑,一次次任由痛苦的回忆摧残自己。为了忘却,吴亚伦甚至萌生了离开盛世地产的念想,可一想起年迈体弱的母亲,他又是那么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了母亲,为了生存,姑且就这样忍受着煎熬,忍受着折磨。
现实就像是个漩涡,将人吞噬,欲罢不能。
就在吴亚伦痛苦挣扎的时候,银行的催款电话来了,大学本科欠下的两万块助学贷款分文未还。催款工作人员告诉吴亚伦,必须在两个月之内还清,否则留下不良信用记录,跟着一辈子,以后怕是连买房都贷不到款。吴亚伦答应,一定尽快还钱。
放下电话,吴亚伦心中又是一阵一阵的沉重。
苏秘书来了电话,让吴亚伦赶紧去一趟。原来,周六的总包停工,本以为万事大吉了,谁知给总包付了三百万工程款后,不出半个星期,又闹停工,情况比上次还要严重。为了盛世山水嘉园能够顺利封顶,为了按约把房子交付给小业主,董事长赵明下令,不论采取什么办法,必须把总包治服。也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盛世地产找了些地痞流氓把总包单位的项目经理刘永平扣起来了,锁在一个没人可以找到的地方。不骂你,不打你,但你不复工,我就不放人。
吴亚伦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对苏秘书说,苏秘书,不能这么做,这是非法拘禁,触犯了刑法,可是刑事犯罪啊。
苏秘书一听鄙夷的哈哈大笑说,吴亚伦你刚出社会,你不懂。
两个人争了起来。
苏秘书根本不想听吴亚伦的解释和所谓的什么法律意见,斥责说,难道我们堂堂的盛世地产就这么被一个区区的挂靠包工头、所谓的项目经理牵着鼻子走吗?每延期交付一天我们就得向小业主赔偿一百多万,你吴亚伦又不是不知道。
吴亚伦反驳说,不管怎么样,民事行为用刑事行为的方法来解决,就是不妥当。苏秘书突然反常极了,温柔地反问吴亚伦,那你有何高见?你说给我看看。吴亚伦说,发律师函过去。苏秘书好像火了,说,你吴亚伦别跟我讲什么狗屁法律,好,你发律师函过去,那又能怎么样,等他收到你的律师函后好几天都已经过去了,然后再跟你磨蹭一下,协商个几天,就算复工了,我们也已经赔出去好几百万了。吴亚伦想了想,似乎发律师函没有可行性,至少达不到盛世地产的要求。苏秘书接着说,我跟你讲,总包单位,施工队伍,统统都是他妈乌龟王八蛋,就是农民工的集中营,你跟这些无知愚昧的农民工讲什么道理?有道理可讲吗?告诉你,跟他们讲什么狗屁道理都讲不通,牛头不对马嘴,对牛弹琴!他们愚昧,他们无知,你也跟着愚昧跟着无知?
苏秘书的话让吴亚伦吃了个闭门羹,他像是吃了只苍蝇一般,恶心而又难过,他甚至在为自己死去十年的父亲伸冤,凭什么如此侮辱农民工。在这个都市压力的压迫下,那段时间吴亚伦正大段大段的回忆往事。
苏秘书张开大嘴,习惯的喝了一口龙井茶,继续说:“如果我们没给足钱他停工还有道理,现在我们给足钱了他还停工,他还有理啦?如果当初没钱,这种垫资的活就不要接下来,接下来了就得负责,万一我们到时候交不出房子,小业主闹起来了怎么办,那就成社会问题了。吴亚伦,你想过没有,你知道有多少小业主等着新房子结婚、等着新房子享受幸福生活吗?你交不出房子,人家的婚就结不成。连锁反应,势必造成悲剧。我们盛世地产不只是在造房子,更是在构建人民的幸福!”
吴亚伦傻傻地坐在苏秘书对面,一时间被苏秘书堵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于是拿出烟,给苏秘书分发了一支。
最近这段时间吴亚伦和董事长赵明走得很近,本来赵明对吴亚伦情有独钟就让苏秘书感觉嫉妒,加上本应由副总裁范建光负责处理的停工事件,责任也落到他一个人头上,更是心理不爽,这一次终于痛快地全发泄出来了。苏明秘书点了烟,语重心长的说,“吴亚伦你呀,犯了本本主义的严重错误,社会现实和书本上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唉,也不怪你,以后你慢慢会明白的。我实话告诉你吧,这事是赵董让我干的。吴亚伦呀,赵董这么器重你,你别想太多啦。”
吴亚伦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办公室,仔细想了想,觉得苏秘书说的句句在理。他理解董事长赵明的无奈,根据合约,盛世地产已经给足了总包单位工程款,如果不及时摆平,任由无期限停工下去,盛世地产必将遭受每天一百多万违约金的损失,到时候如果真的引起社会问题就麻烦大了,所谓牵一动百。他甚至有些后悔自己刚才不经深思熟虑的言语伤害到了盛世地产,毕竟赵明那么器重自己。
他又猛地发现,如果持法律人特有的法律思维和职业道德,如论怎么去适应,都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而要适应这个社会,就得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观念,改变自己的思维,改变自己的做事方式。这让他很痛苦。吴亚伦隐约觉得,父亲当年的死亡背后,是不是也隐含着苏秘书那种看似合理但却十分可怕的做事方式。
第一支烟抽完了,又点了一支烟,吞云吐雾,算是既吸取教训,也祭奠父亲的灵魂。
一切都来不及思考,什么都无暇顾及,银行两万多块的助学贷款和七万元的亲戚债务让吴亚伦累得喘不过气来。吴亚伦整理了一下情绪,接下来埋头苦干,埋伏在大堆大堆的诉讼材料中,继续为盛世地产第二个项目盛世白马嘉园的那场大官司收集有力证据。第一次开庭后,这场官司就进入了中止计算诉讼期限阶段,在这个阶段,法院不进行审理活动,全部材料真伪的鉴定工作由上海高院随机抽签决定、中院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这是一个准备第二次开庭的黄金期。
通过半天的努力,吴亚伦又从工程监理日记中找出了一些纰漏,顿时喜了起来。更鼓舞人心的是,这边刚刚发现了新的有力证据,司法鉴定机构那边又传来了喜多忧少的消息:十份交由司法鉴定机构鉴定的材料,其中六份材料上面的签字笔迹与真人签字笔迹不一。这样一来,法官应该会做出不予采信的决定,那么,整场官司就全部集中在最后的四份既有盛世地产集团盖章也有盛世地产集团派驻工地现场的工程师代表签字的材料上了。只要集中全部精力,将已经离职的员工找到,仔细询问当时的工程进展情况和本人在什么情况下签的字,应该可以发现破绽,揭出事情真相。
像往常一样,吴亚伦习惯性的第一时间向赵明汇报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赵明笑笑,没有多说,只是一个劲的夸吴亚伦能干,并且像个兄长似的要吴亚伦继续好好干,寄予了厚望,然后打电话安排苏秘书找回那些已经离职的土建工程师,短期内开一个会议。
接着,吴亚伦又向苏秘书汇报。苏秘书似乎不高兴,质问吴亚伦说,你怎么每次有事都不先跟我汇报就直接找赵董去了。没等吴亚伦无辜的把“这是上次赵董要求我单独跟他汇报的”告诉苏秘书,苏秘书就又重重地给吴亚伦一个打击说,“你以为赵董要求你单独汇报了,你就真的觉得这个官司只有你一个人的力量了?你就真的觉得你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达到今天的效果了?实话告诉你吧,都是我背后悄悄把鉴定机构的人摆平的,赵董还不让我告诉你,怕打击到你那可怜的法律尊严。”
吴亚伦脑子一蒙,再一次哑口无言。
苏秘书不过瘾:“别跟我讲狗屁法律,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是老百姓无知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