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他现在状况不算太好,”她继续说,“短时间内无法完全康复。砸得很重,出了很多血;看样子是伤得不轻。受伤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治好的。人发烧,还有坏疽病——如果恶化下去,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不过,他的血液挺干净,生肌能力也很强,说到恶化,我看不会的吧。当然,那伤口——”
她情绪激动,心里也很急躁,脸色惨白。三个孩子马上意识到爸爸的情况不是很好,屋内一阵沉默,目时也充斥着不安。
“但他会好起来的。”过了一会,保罗平静地说。
“我也是这样想的。”母亲说。
大家沉默着踱着步。
“他那样子看起来真有点像不行了,”她说。“可护士说痛起来就会那样。”
安妮帮母亲挂好外套和帽子。
“我走的时候,他看着我呢!我说:‘我要回家去了,瓦尔特,火车开来了——还有孩子们。’他泪汪汪的看着我。看起来很难过的样子。”
保罗又拿起画笔,继续画着画。阿瑟则去外面拿煤。安妮坐着,心情沉重。莫雷尔太太坐在她丈夫在她生第一个孩子时给她做的那张小摇椅上,一动不动,心神不安。她很伤心,想着伤情颇重的丈夫。然而在她本该燃起爱情的内心深处却仍然是空白。现在,作为一个女人的恻隐之心却已被完全地唤醒;她愿意不顾一切地照料他、爱护他;也甘愿为他承担病痛;而在她的内心深处,她对他和他现在的苦痛,却仍是一片冷淡。甚至在他激起她的强烈情感的时候,她还是不能爱他,这才是她有烦心事。她默然沉思了很久。
“对了,还有,”她突然说,“我在去凯斯敦的路上,发现我是穿着干活穿的拖鞋出来的——你们看。”大家一看这是保罗的一双旧鞋,棕黄色,鞋尖都已经被磨穿了。“我窘迫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又加上一句。
早上,安妮和阿瑟去上学,莫雷尔太太又跟在家帮她做家务的保罗谈了起来。
“我在医院里看到巴克尔了。他看上去似乎很苦恼,可怜的小伙子!‘唉,’我问他,‘你是怎么跟他一起来医院的?’‘不要再问我了,太太!’他说。‘哎,’我说,‘我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够他受的,莫雷尔太太,真的!’他说。‘我知道,’我说。‘车子颠一下,把我心都快颠出来啦,’他说。‘接着他又还大声喊,太太,无论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会再做那份工作了。’‘这我可以理解,’我说。‘这真是个苦差事,’他说,‘康复需要很长的时间。’‘我看也是这样,’我说。我喜欢巴克尔先生——我是真的喜欢他。他很有点男子汉的气概。”
保罗什么也不想说,继续干着活。
“当然啰,”莫雷尔太太继续说道,“对于你爸爸这种人,医院可不是他想呆的地方。因为他不会遵守医院的那些规章制度。假如他现在可以自理,他不想让任何人碰他。他大腿肌肉被砸伤的那一块,一天得换四次药,除了我和他母亲,他不让任何人给他换药。他不让。所以呀,在医院里那些护士都拿他没办法。我实在丢不下他。说真的,我亲了他要回家的时候,真感到过意不去。”
她就这么和儿子说着,好像又在自言自语,儿子就耐心的听,想以此分担并且减轻她的痛苦。她终于把所有的事对儿子说出来了。
莫雷尔最近的情况很不好。有一个礼拜甚至处于危险阶段。后来才慢慢地开始有起色。再后来,全家人知道他好转了,都松了口气,又重新过上安稳的日子了。
就在莫雷尔住院期间,家中的境况倒还可以。矿上每星期会给十四先令,疾病补助会拿来十先令,伤残基金会给五先令,另外其他矿工们每星期也会给莫雷尔太太接济一点——五先令或七先令——所以她手上一直还算宽裕。当莫雷尔在医院里渐渐好起来的时候,家里的人相处得非常和睦。每到星期六和星期三,莫雷尔太太都会去诺丁汉看望丈夫。她也总是带回一些小东西;给保罗的总是一小管颜料和几张画画的厚纸;给安妮带回的是几张明信片,全家会因此高兴好几天,随后才让安妮把它寄给别人;或者是给带阿瑟的一把钢丝锯,要么就是或少许上好的木料。她津津有味地讲述着她在一些大商店里的奇遇。画店里的人很快就认识了她,也明白了保罗的状况。书店的姑娘对她也非常感兴趣。莫雷尔太太从诺丁汉回来总会有说不完的话。三个孩子围着妈妈坐,有时静听;有时插嘴;有时也会争论,直到上床睡觉才会停止。随后通常由保罗干掏炉灰的活。
“我现在已经是家里的男子汉了。”他常信心满满对他母亲说。孩子们终于明白了,一家人和和睦睦就是最美好。让他们稍感惋惜的是——尽管谁也不承认自己冷漠无情——他们的父亲就要回来了。
保罗今年已经十四岁了,觉得自己可以出去找工作。这孩子身材矮小纤细,深棕色的头发,还有浅蓝色的眼睛。他的脸已不像小时候那样圆滑的,长得和威廉还真有些像,面部轮廓分明,几乎有些粗犷——而且表情也非常丰富。通常,他的神色似乎在憧憬着什么,青春散发,热情洋溢;他的笑容和他母亲的很像,来得突然却又非常和蔼;他那敏感多变的心灵一旦碰上不顺心的事情,他的脸就会变得呆滞而且难看。他是那种一被人误会或被人瞧不起就会变得像个呆子或笨蛋似的的男孩;然而,他一旦得到安慰就又变得十分活泼了。
无论什么事,他第一次接触起来,总感觉胆怯和畏惧。七岁时上学,对他来说这就是一场噩梦和折磨。可后来他又很爱去上学。如今他觉得他得学会为人处世,却知道自己因为太羞怯而畏缩不前,感到十分烦恼。在同龄人中,他学画方面是很聪明的了,而且还懂一点法语、德语和算术,这都得感谢希顿先生。但他的所学却一点商业价值也没有。他母亲自个儿就说过,做体力活,他身体还不够健壮。他不喜欢做手工活,而是喜欢到处跑跑,去乡下旅游,或者读读书、画点画。
“你打算成个什么样的人?”他母亲问道。
“随便。”
“这可不能随便说说。”莫雷尔太太说。
但这的确是他现在能说的唯一答案。照此看来,他的愿望就是自家附近,安安稳稳地每星期挣三十或三十五先令,待父亲过世后买个小房子跟母亲住在一起,作作画,心情好时就去外面旅游,永远幸福地过日子。以目前的情况来说,这就是他的全部计划。他内心却傲岸不群,以己度人、说人也不留情面。他想,他也许真的可以成为画家,真正的意义上画家。然而他对此却听之任之。
“那么,”他母亲说,“你应该看一看报纸上的招聘信息。”
保罗静静地看着她。在他看来这是对他人格上的侮辱,也让他顿时感到苦闷。但是他什么也没说出来。他在早晨起床时,让他顿时觉得困惑的就是这样一种想法:
“我要看广告然后就找一份工作。”
一大早就迎头想起此事,把他一天的兴趣和追求平静的想法都给扰乱了。他感觉到他的心都快要死了。
到十点钟时他准备出门。也许他一直被看作是个孤独而安静的孩子吧。他独自安静地走在小镇阳光明媚的街上,突然感觉他遇到的人似乎都在暗地里说:“他要去买报纸找工作。他应该不会找到工作的。看样子他只能靠他妈过日子了。”他悄悄走到合作社布店后面的石阶,偷偷低下头朝阅览室里看看。那里一般会笑着一两个人,就是“靠互助会过日子”的矿工。他走了进去,人家抬头看了下,他便有无处藏身之感,立即在桌旁一坐,装着看看新闻什么的。他知道人家心里会想:“十三四岁的孩子到阅览室能看什么啊?”他心里滑过一丝难过。
保罗郁郁的看看窗外。他现在已成为工业主义的一名囚犯了。对面花园的红色旧墙头里开着大朵大朵的向日葵,笑容满面地盯着手里提着菜匆匆赶回家做饭的女人们。满山的小麦在阳光的照耀下金光闪闪。田野间矗立的两座煤矿正冒出白色的缕缕消烟。远处的群山就是安耐斯利森林,黑压压一片,却让人神往。他的心直往下沉。他就要成为工作的奴隶了。他在可爱的家乡山谷的自由时光马上就会结束了。
酿酒商的货车从凯斯敦驶来,车上装载着一些大酒桶,两边各放四桶,好似裂开了的豆荚里的豆子似的。赶车人高高地坐在车的座位上,左颠右颠,看起来很有气派,在保罗看来却什么也不是。赶车人那小而圆的脑袋上的头发几乎被太阳晒得太白了,他宽厚、红红的胳膊耷拉在麻布围裙上随着车子晃来晃去,胳膊上的白汗毛亮闪闪的。他满脸红光,太阳这么一晒,晒得他几乎快要睡着了。拉车的几匹棕色骏马疯狂地向前地跑着,它们却成了这场演出的主角。
保罗宁愿自己生下来就是个傻瓜。“我倒希望,”他心里想道,“我如果像他那样肥胖,像太阳下的一只肥狗。我宁愿做一头猪,或者是酿酒的赶车人。”
阅览室的人此时终于走光了,他则以最快的速度抄下了两条广告,然后轻松地溜了出去。他母亲看了看他抄下来的东西。
“可以,”她说,“顺便去看一下吧。”
威廉曾用极好的商业用语写过一封求职信,保罗拿过来照抄一封,只是稍稍改动。这孩子的字写得不是很好看,做任何事都很出色的威廉为他涅了一把汗。
当哥哥的现在总爱摆谱儿。他发现他在伦敦所结交的那些人,其地位都比他在贝斯伍德的朋友们高。事务所的一些职员曾学过法律。多多少少有过一段见习期。威廉的人缘一直都很好。所以,他很快成了一些人家里的座上宾,而这些人要在贝斯伍德,是连人家高攀不上的银行经理也看不起的,把造访教区之长也不放在眼中。他开始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了。成为上流人士竟然如此简单,此时他感到非常自豪。
保罗正春风得意,他母亲自然为他感到自豪。他在瓦尔珊斯托夫的住所却十分冷清。但是,这年轻人的每封家书中都带着一股生活热情。眼前的变化之大,让他神不守舍,也站不稳脚跟,他似乎还没有办法去适应新的生活。他母亲也为他犯愁。她能感觉到他已迷失了方向。他跳舞,上戏院,划船,还跟朋友们出游;她知道,他在尽兴之后则独自坐在冷清清的卧室里苦读着拉丁文,因为他想在事务所里干出点成绩,要尽其所能地在法律界求得发展。现在他已不再给母亲寄钱。他挣的那点钱都只用在了自己的生计上。她也不问他要钱,除非她必须要用那几先令度过困境。她现在仍会梦到威廉,梦到他在干什么,他一直是她的依靠。因为他,她是何等抑郁又何等烦心,但她自己都从来不承认。
他在信中还大谈特谈在舞会上认识的一个姑娘,那是个漂亮的浅黑肤色的姑娘,看上去很年轻,也是位小姐,追求她的男人也很多。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追女朋友,孩子,”他母亲在信中说着,“要是你没看见别人在追她的话。你在一大帮人之中是会很安全的,也不会出什么事。但要小心,当你发现你是一个人,并为此自傲时,你就要好好考虑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