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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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印，罚金四两，而布告县官，毋听亡印”意思是通告所有官府，不再承认该亡印，大约是宣布作废。

“盗书弃书官印以上”《竹简》释作“疑指弃去文书上的封泥，然后呈上”。按“以上”，乃犯罪等级、数量的界限词。此处“官印以上”成句。细审其意，似指盗弃封有官印以上的文书。当然，非官印以上所封文书不在此例。官印以上，约指小官印以上直至皇帝玺印所封。

（原载《简帛研究二〇〇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悬泉汉简中涉及国际诉讼的案卷

——简析《康居王使者自言书》册

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大量西域关系、丝绸之路的汉简资料中，有一份西域康居国王使者状告敦煌和酒泉太守的文档特别重要，也非常稀罕。该材料虽已发表，但尚未引起应有的关注[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另外，该册书的标点、句读，以及文书的结构与内容的理解上，均还存在一些欠缺不足。这里再予诠释，并谈点粗浅看法，祈请指正。

一

册书共七枚木简，用二道麻绳编缀一起，十分完整。视其文字，包括几个文书，录如下：

一五五、《康居王使者自言册》（II。0216②：877-883）

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偏阗；苏韰王使者姑墨，副沙囷即，贵人为匿等，皆叩头自言：前数为王奉献槖佗，入敦煌（877）

关，县次赎食，至酒泉昆归官，太守与杨伯刀等杂平值肥瘦。今杨伯刀等复为王奉槖佗，入关行直，以次（878）

等献槖佗皆肥，以为瘦，不如实，冤。（880）

永光五年六月癸酉朔癸酉，使主客谏大夫谓侍郎，当移敦煌太守，书到验问，言状。事当奏闻，毋留如律令。（881）

七月庚申敦煌太守宏、长史章、守部候修仁行丞事，谓县，写移书到，县移康居、苏韰王使者杨伯刀等献槖佗食用谷数，会月廿五日，如律令。掾登、属建、书佐政光（882）

七月壬戌，效谷守长合宗，守丞敦煌左尉忠，谓置，写移书到，具写传马止不食谷诏书，报，会月廿三日，如律令。掾宗、啬夫辅（883）

上述简文的句读，有几处颇需慎密对待。

“姑墨”应从上读，为康居小王苏韰王使者之名，下句为其“副（使）沙囷即”，再下为“贵人为匿”，为苏韰王之贵人。如按原句读，苏韰王使者名变成了“姑墨副沙囷”，即姑墨副使沙囷，又弃“即”字。姑墨虽亦西域国名，在龟兹、温宿之间，即今阿克苏，但此处作人名。又“入敦煌关”、“入关行直”皆当为句。敦煌关指两关，意在强调关内的价格标准，详后文，不当逗断。再次，“具写传马止不食谷诏书”，意为详列按诏书所禁未供给传马食谷的情况。如果将“诏书”作另句，本意全失而疑义歧生。

二

全册包含四部分。首编是康居等外国使臣的“自言书”，共四简（877~880。所谓自言，相当于诉讼中的自述辞，是在无任何它人授意、引诱和胁迫之下，完全自愿的申诉，申诉人要为“自言”负法律责任。二是朝廷大鸿胪移敦煌太守书及自言书，命验问、报告。本案当奏闻到天子，不得滞留（881）。三是敦煌太守移鸿胪全文予效谷县等，命汇报康居“献槖佗，食用谷数”等情（882）。四是效谷长令各置报告关于“传马止不食谷诏书”的情况（883）。以上四书，一、二是同时形成的，自言书约由外国客口述，经译人译转而书就，再由大鸿胪统一下发敦煌，看来康居使者是在京师向大鸿胪投诉的。第一书往往是第二书的“附件”。如果它具有“爰书”性质时，第二书或称“爰书自证”，但此处未称。三、四书是对第二书的逐级执行。再下应有厩置的报告，不知何故不在此册内。悬泉置将县廷转来文件编次存盘即此册。

从以上分析，《释粹》将此册定名《康居王使者册》固然可从，但是否称作永光五年《康居王使者自言书》册更好些呢？

三

册文的以下要点，需作阐释：“使主客谏大夫谓侍郎”，使主客为大鸿胪“主胡客”之官。谏大夫，原释文作部大夫，为光禄勋属吏，秩比八百石；侍郎同，秩比四百石，约为光禄吏而给事大鸿胪。还有二点需注意。一是投诉酒泉太守，文书为何转到敦煌郡？在这件事上，酒泉、敦煌二郡之间有何关系？二是敦煌太守、效榖县的下行文书明文要求的，似与大鸿胪文书不一致，南辕北辙，这是为什么？

“县次赎食”，赎假为续。二年律令《传食律》条目有“续食”，即按前所定标准由后边县置继续供给。续食约凭文书，或有接送人员陪同。县次是路线所经之各县，不是所有的县。由两关到酒泉郡，根据悬泉置出土的《河西道驿置道里簿》和复原研究，所经县、置是：阳关·龙勒厩—敦煌厩—遮要置—悬泉置—鱼离置—广至厩—冥安厩—渊泉厩—干齐厩—沙头厩—玉门厩—某置A—天依厩—某置B—禄福厩，经十县厩五置，其中没有效谷县，有二置不知名称。路程敦煌界607汉里，酒泉禄福以西界468汉里，合为1075汉里。[2]。“县移……杨伯刀等献槖佗，食用谷数”，“具写传马止不食谷诏书”。分别是郡、县要求各厩置上报原告有关情况。这些要求不会矛盾。前者，当然涉及驼的肥瘦黄白和本人为何未见等情，而食用谷数，则指县次续食的情形。后者，或是对前者的补充，要求再报上某诏书所禁传马不得食谷的情形。汉时因形势、财力变化，常裁减厩传及其服务范围。“传马止不食谷诏书”也是倒置句，指诏书所禁传马不得食谷事。当时大约逢到此种情形，外宾接待受到影响，需特别说明。其次，朝廷大鸿胪令“验问言状”奏明皇帝，处置是严肃谨慎的。另一方面，敦煌太守等上报实际情况，便于朝廷的总体评估、把握。可惜册文到此而止，不知后果。但肯定将由大鸿胪最后决裁。康居等使者的主要诉求在于经济利益，对大胪鸿来说这不是什么难题。

四

2000多年前在丝路敦煌、酒泉道上发生的一件小小诉讼案，真实地表明，来华的外国、西域人如遇冤失，可状告相关部门，向中央政府专理外国事务的衙门大鸿投诉，再转发肇事地方调查，最终向皇帝奏报，严肃处理。

这不应当是孤例。也决非流于形式和文牍主义的敷衍塞责。此一史实说明当日由中国主守的丝路东西方的交流、贸易活动，其主流是和谐而有序的，受到法律保护和严格管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国家和政府的文明程度和进步水平。

其次，通过对待非友好联盟国家的态度，本册忠实地反映出汉王朝和平外交，广揖友邦的政策实质。

而此一种睦邻友好，与邻为善的策略，是汉与周边和西域诸国长期搞好关系的准则。正因如此，从而极大地孤立、削弱和最终战胜了强敌匈奴。

最后要强调，类似本册这样的古今中外绝对珍希的第一手史料，也只有像敦煌这样干旱的丝路历史重镇的文化遗址才能发现。而且地下的蕴藏是极其丰富惊人。汉代是大敦煌文明信史的开创时期，其历史遗迹遗物和文化传统不仅是敦煌历史文化的源头和重要组成，极具优势与特色。与前述册书同时出土于悬泉置的大批珍贵遗迹遗物和简牍，其内涵博大精深，具有极高的史料与学术价值，本文不能一一阐述。而悬泉置遗址，不过只是数以千百计的汉代遗存之一。敦煌汉代历史文化的发现、保护、研究、弘扬，比之魏晋隋唐和佛教文化还较落后。而保护和研究好，是进一步利用与弘扬的前提。这正是急需加强与努力的薄弱环节。

（原载《敦煌历史文化的价值与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