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居延简中所见汉代囚律佚文考（第3页）

三

主件的御史书律令，其原来的样式是否如目前所见的，不得而知。现存的简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一）年月日、发文官府、事由[（1）至（2）的“逐得试知”止]

（二）综述被通缉者的行迹、特征[至（（6）的“讬廋少言”止]

（三）命令和要求[至（9）的“毋留如律令”止]

现将御史书的重要内容，作一简略考述：

“丞相少史充、御史宁少史仁以请：诏有逐验大逆无道故广陵王胥御者惠、同产弟故长公主弟卿大婢外人。移郡太守，逐得试知。”。

按，丞相、御史府，为当时中央的两个最高的行政权力机构，俗称“两府”或“大府”。此令由两府署名，但册中单称“御史书”。汉时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专司执法授令、纠察吏民，号称“掌副丞相”。这里的丞相府可能是虚领其衔。以请，多指报告、请求，是下对上的用辞，这里出现在下行文书中，是说此事已闻于上并得到批准的。诏有逐验，是说先前已有诏书追查、案验某某，现奉诏行事，这是发布此令的事由。逐得试知，为已经初步查明。逐，追逐试知，试证得知。郡，原简作“阝君”，乃是书吏草率书就的别字。

御者，车夫，惠为车夫之名。居延简的“大奴”、“大婢”，指年十五岁以上的奴婢。外人，为大婢之名。《汉书·武五子传》有“丁外人”，《居延汉简甲编》75简有“卒外人”即戍卒外人，皆人名。御者惠、大婢外人，是诏书所要追查的。

大逆无道，并非罪大恶极等形容词，而是汉代最严重的罪名，亦即汉律“谋反”、“大逆”、“不道”、“不敬”、“诽谤政治”、“沃恶言”、“祝诅上”、“诬罔主上”，等政治重罪的概称。或又作“大逆亡道”、“大逆毋[谋反，见‘汉书·景纪》三年十二月诏；大逆，文纪元年诏；不道，杜延年、丙吉传等；不敬，灌夫、赵充国传；诽谤政治，严延年传；訞恶言，夏侯胜传；祝诅上，诸侯、王子侯表；诬罔，武帝纪等。]道”、“大逆不道”、“逆乱不道”等[引文分别见《汉书·江充传》、《昭帝纪》元凤元年诏、《景帝纪》如谆注、《宣帝纪》地节四年诏等。]，统指反上作乱，危倾政权、阴谋政治及诽谤罔欺朝廷之类。汉律，“大逆无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甚至“夷三族”[引文分别见《晋书·刑法志》、《汉书·景帝纪》注引汉律，《晁错传》，《高帝纪》十一年三月、《文帝纪》后元年十月。按夷三族，古有二说，一为坐连父母、妻子、兄弟，一曰父族、母族、妻族。《晋书·刑法志》曰，魏改汉律大逆无道，坐连不及祖父母孙，是知夷三族并不限于父母兄弟。]。犯此罪的，主要指广陵王和长公主，外人等是参与其罪的从犯。

广陵王胥，即武帝第四子刘青，元狩六年封王。据《汉书·武五子传》、《楚元王传》及武、昭、宣等纪，刘青在武帝时，即“行骄嫚”，“好倡乐逸游”，“动作无法度，终不得为汉嗣”。昭帝即位，“青见上年少无子，有觊觎心”，阴使巫祝下神诅咒，制造“必令胥为天子”的舆论，谋篡帝位。昭帝死，众臣议立胥，大将军霍光不许，以此怨恨，诅咒新立的昌邑王贺。宣帝初立，政局未定，“青曰：太子孙何以反得立?”“复令女须祝诅如前”。其时，楚王刘延寿以刘青为武帝子当立为天子，阴谋发兵助青谋反。二人结连私通。后又因子坐罪弃市及削夺草田而不满，继续诅咒，为乱多年。五凤四年事败露，药杀巫人宫女二十余人灭口，畏罪自杀。诸记载刘青的主要犯罪是“诅祝上”，此册作“大逆无道”，因知二罪可互通，前者属于罪状，后者为罪名，并包括与楚王谋反之罪。

另一大逆无道罪者“故长公主弟卿”，当即昭帝之姊鄂邑长公主。弟卿，为其名字，但史书不载。《汉书·外戚传》长公主师古注，“年最长，故谓长公主”[又《汉书·昭帝纪》师古注：“帝之姊妹则称长公主”，与此稍异。按长公主当指帝（或太子）姊之年长者，如景帝为太子时，姊嫖即称长主，戾太子姊于武帝时亦称长主。昭帝立，帝姊盖主始称长公主等。]。宣帝以前有四长公主。文帝女馆陶长公主嫖，尚陈午；景帝女阳信长公主（又称平阳公主）先尚曹寿（或曹时），后尚卫青，此二人均未犯罪，史实与本册不合。武帝之女有二人封长公主，一卫皇后女卫长公主，尚栾大，见汉书《郊祀志》；一即李姬之女，燕王旦、广陵王胥同母姊鄂邑盖主，昭帝立，以帝长姊封长公主[见《汉书·昭帝纪》。按武帝陈后无子，卫后三女皆有名，王夫人生齐怀王閎。外戚传言盖主为燕王旦之姊，当系李姬生。]。《汉书·外戚传》云：“昭帝始立，年八岁，帝长姊鄂邑盖长公主居禁中共养帝。盖主私近子客河间丁外人，上与大将军闻之，不绝主驩，有诏外人侍长主。”同上《昭帝纪》元凤元年九月，“鄂邑长公主、燕王旦与左将军上官桀、桀子票骑将军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谋反，伏诛”；十月诏：上官桀、桑弘羊与燕王通谋，“共谋令长公主置酒，伏兵杀大将军光，徵立燕王为天子，大逆毋道”。“王及公主皆伏辜”。此册明言：长公主为大逆毋道罪，“元风元年中，主死，绝户，奴婢没人诣官”，又大婢外人曾为其抚养男孙姓丁名子沱等情，足证此长公主弟卿必为鄂邑盖主无疑。

按盖主与燕王等谋反事，其起因与内幕十分错综复杂，曾蔓延数年，又见汉书武五子、霍光、苏武、张汤、杜延年、车千秋、胡建诸传。先是武帝末，燕王旦见戾太子被废，野心“以次第当立为太子，上书求入宿卫”，武帝不许。昭帝初立，即与中山哀王子刘长、齐孝王孙刘泽等宗室势力结谋，伪言武帝死因不明、昭帝非武帝子等，蛊惑动摇人心；一面诈称曾受武帝诏书：“得职吏事，修武备，备非常”。于是蓄集甲兵，操阅军卒，以围猎为名陈兵待起。始元元年，刘泽等败，稍有收敛。此后，盖主以帝姊供养有功，骄恣无法，怨恨霍光阻拦为丁外人求侯封爵。而上官桀、安，因盖主、丁外人之力，以女为昭帝皇后，与霍光争权。桑弘羊则以武帝功臣自居，为子弟求官，也受到霍光抵制而大相龃龉。于是，四股势力结为死党，内外互应，燕王上书诬告霍光，并应许立上官桀为王。上官、桑弘羊却另“谋杀光，诱徵燕王至而诛之，因废帝而立桀。”到元凤元年，这一政治阴谋才被人揭发而全部暴露出来。

御史书的第二部分，是对盖主大婢外人姓名、年龄、身份、形状习性、家庭亲属、个人历史经历的综合叙述。这些情况，是在诏书通令全国追查前述二人之后，由盖主家奴“千口”等人提供的。御史书公布这些材料，是为再次追查通缉外人，提供线索和依据。

“外人，一名丽戎，字中夫，前太子守观奴婴齐妻”。宣帝时谓“前太子”，当指武帝的戾太子刘据而言，《武五子传》又称“故太子”；而昭帝为太子三天登帝位，为时甚短，亦不得称“前太子”。观，即阙，见《尔雅》释阙。汉时府第门前的双阙，是礼仪、守望之所，守观奴就是守门奴。

“前死”以下：是说婴齐早就亡故了，丽戎归从其母（名捐之，字子文），并与姨母之子、“故安道侯”的家奴名偃的私通，住在盖主府第所在的“焉市里”地方。安道侯，即《武帝纪》的按道侯韩说，征和二年，奉诏与江充共治卫皇后、戾太子的所谓“巫蛊”案，发生兵乱被杀。再下，“杜取不同县里男子字洊为丽戎聟”，聟，婿之俗字，见《礼记·皆义》：“婿执雁人”，《释文》：“婿，本作聟”。即偃阴与丽戎私相来往，却阳为丽戎假取另一县里的名字叫洊的男子为夫。自假于人曰杜，如杜撰；取，作选择、纳取。“以牛车就载、藉田仓为事”，是说洊靠牛车为农田、官仓拉货运脚为业。以上是发生在武帝时期的事。

“始元二年中，主女孙为河间王后……”，查《景十三王传》、《诸侯王表》，此时为河间王的。是孝王刘庆。“与捐之随之国”，指丽戎二人与母共随盖主女孙去河间国。看来，这大概是受了盖主派遣前去服侍王后的。汉河间国，今河北省献县一带。后又返回，跟随盖主住在“杌[棻]第”，为盖主抚育男孙丁子沱。杌[棻]第，中间一字不清，末字作弟，假为第。即府邸，疑是盖主府第名，在长安。据前引《外戚传》，盖主、丁外人的私幸关系，已经公开、合法，所以，丁子沱显然就是丁外人之孙。“元凤元年中，主死”，与《昭帝纪》元凤元年九月盖主、燕王谋反伏诛的记载吻合。“绝户”以下，谓盖主自杀，因罪削夺宗室籍，幸存者免为庶人，财产奴掉没收入官。于是，二人一起逃亡，丽戎从此“脱藉”，即奴婢籍簿虽载其名而人已失亡。再下说，怀疑丽戎已经化名隐藏在民间，重新嫁人，似已死亡，却无从知其下落。这一句是御史书对丽戎去向的分析判断。

关于丽戎的年龄、形态等：“此时年可廿三、四岁，至今年可六十所”，所、可，皆约略之辞，即“左右”、“相当”之类。但这里似乎有错。因为，元凤元年丽戎逃亡到甘露二年仅相隔二十七年，不应当是六十岁；如以元凤元年的廿三岁为准，上溯到戾太子死的征和二年，丽戎为太子守观奴妻，最大也才十二岁，也很不合情理。所以，“廿”极可能是“卅”的笔误。

“中状，黄色”；指丽戎的大形和肤色。“小头、黑发、楕面、枸颈，常低额如颛状”，是头颈的特征、情态。枸，枝干屈曲状；或假为拘，为拘执不灵。额，同专，谨小慎微之态。“身小长”，身指上体，小谓细，小长可释为细而长。“讬廋少言”，讬，作推诿；廋为隐匿不明。总之，丽戎的为人习性，经常是低头谨慎状，善于隐晦而少有言语外露。

御史书的第三部分，向全国发布的命令，有三个中心内容：

（一）清查的步骤、方法和范围。要求郡国守相派遣干练可靠的检查官循行、督诫县令以下至地方乡官，共同审查吏民，凡是娶女婢（包括免除奴婢身份者）为妻，年龄五十岁以上，特征类似丽戎的，都要弄清其父母兄弟亲属关系等，务必报闻上级。

关于“毋害都吏”，毋害一词，或作无害、不害、文毋害等，每见于史汉诸书和居延简中，但历来的解释纷纭不一。《汉书·文帝纪》如淳注引律：“闲惠晓事，即为文无害都吏”，《史记索隐》引韦昭曰：“有文理，不伤害。”毋害，为律令文辞，即无伤害、违碍。汉律“矫诏”罪，有大害、害、不害之别。《汉书·终军传》：徐偃“矫制大害，法至死”，《功臣表》：浩侯王恢“坐使酒泉矫制害，当死，赎罪免”，《恩泽侯表》：宜春侯卫伉“坐矫制不害，免”。诈称或私变诏制曰矫制。虽矫制而又曰不害，是说并未违伤诏制本旨。又，《唐律疏议》：“有害，谓当言勿原而言原之”，法令所不容许，却以法为名容许之，有伤于法，故称有害。据此，害与不害的确切定义是极清楚的。文，指法制、道德。文毋害，即官吏毋害于文。亦即晓习文法，循章守成之谓。

此段之“严教属县官令以下”，属，通嘱。但也可从下句读，作“所属”。“啬夫、吏正、三老”，皆乡官，见《汉书·百官表》，但有“游徼”而无“吏正”，疑吏正即游徼之属，掌乡里“徼循禁盗贼”。“杂验问”，杂字，原简作“雜木”，谓共同、互相参与案验讯问。验问为司法用语。又汉书多见“杂治”，义同此。

（二）强调案件严重，明申法令。“发主从迹，毋□聚烦”，发，有明、尽等义。从，汉简假为踪（见甲120简）“不知何一步人迹……不得从迹”。聚烦，谓聚积纷乱。“复庇大逆，同产当坐”，复，汉律有“复作”、“诈自复免”条[分别见《汉书·宣帝纪》，孟康注引津、《晁错传》臣瓒注；《晋书·刑法志》，引汉律令甲。]，谓免其刑罚而劳作赎罪，和私自免除劳役，此处作复免解。庇，包庇。此语概亦引之汉律。前引大逆弃市条，指大逆罪，此条指复庇大逆罪，有所不同。“重事”，大事。“推迹未罢，毋令居部家中不举”，推，推究；举，检举[“举”，作列陈解，故陈奏于上、检举不法、选誉良善，皆可曰“举”。居延汉简中的“举”，多为检举揭发，如“各如府都吏所举”（74。EP。T57:108）。又有“举书”（464。2，18。16，甲211、287），日人永田英正氏以为是烽隧举升蓬烟信号之记录（见《东方学报》京都第四十七册永田英正著《破城子出土的定期文书》），非是。按，此类举书系检举烽隧蓬烟信号不合规定的罪状文书。]。整个一段话的意思是：清尽盖主罪恶余孽，勿使其重为祸乱；私自容忍和包庇大逆罪的，连其兄弟一起治罪；都是关系重大的事，追查并未结束，不要让罪人藏匿起来不予检举!

四

本册辅件的三道行文命令，经历了四级行政、军事组织，即郡太守、都尉、鄣塞候官（县）、部候长（关）。

张掖太守的行文，将御史书同时批移给军事系统的各部都尉和直属的民政系统的各县，要求按御史书迅速办理、报告。“趣报”，趣是催促急速之辞。毋适、勋，分别是太守和太守府丞的名字，适字，即敌，毋适即无敌之意。

肩水都尉以下的行文，属于军事系统。“张掖肩水司马阳，以秩次兼行都尉事”，即肩水都尉的司马名阳者，因都尉任缺，以秩别次于都尉而代行都尉职事。凡秩别低而摄代秩别高的职务，曰“行”。司马，军事官吏，秩六百石或比六百石，此处为都尉属吏。这道行文，除向下批移御史书、太守书以外，还提出新的要求：“逐索部界中，毋有?以书言，会廿日”。逐索，追查搜索。界中，即各部属管辖的界限范围。前文摄“部家中”，此处作“部界中”，是因为边郡军事系统区辖，以治军为主，少有居民百姓的缘故。毋有，秦汉时俗语，即“有没有”，见云梦秦简《爰书程式》[见《文物》1976年8期《云梦秦简释文》（三）之五：《有鞠》、《覆》、《告臣》、《黥妾》等节。]，此处似作疑问句，意思是有、或没有，都要最晚于七月廿日之前上报。

“肩水候福，谓候长广、啬夫□”。候，亦军事职称，如军候、曲候，秩六百石或比六百石。此处的候为鄣候，或称塞候，相当于地方的县级，鄣、塞为都尉下一级建置。主烽火候望警戒。候的文书重复了都尉命令，但将会期提前五天，留有余地。

汉代边郡的组织建置，王莽以前，是以那太守为主，下属民政、军事两个系统。太守除辖属各县，同时管辖军事系统的都尉，并节制直属中央的属国都尉（司民族事务）、农都尉（屯田农事）等。本册反映的组织体系，正是这种情况。但王莽后期到东汉初年有所变改，以居延地区与河西为例。居延都尉“治民比郡”直属河西大将军府，与张掖太守平级，相互不再发生辖属关系。所以，也就不见张掖太守直接行文居延都尉的现象。关于居延地区行府、军事的组织系统和地望、职责等，前人已有论著[陈梦家《汉简考述》，《考古学报》1963年1期；《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同上1964年1期。]，可资参照，不再赘述。

《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册所反映的历史背景与史实，正是这一严重政治危机的继续和解决。它为研究西汉中期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政治状况，提供了很宝贵的史料。

此册于宣帝甘露二年左右，三令五申地追查盖主、广陵王谋反事，时隔三十年或已数年，牵连波及到御者、奴婢，行文全国，下达基层，足以说明这两个案件本身及其影响的严重性。同时也可以看出，宣帝时期，不仅对广陵王，而且对继续承办前代昭帝时发生的盖主事件，也是何等地坚决彻底。史称宣帝之法治，往往颂赞其“宽厚”、“廷平”，而忽略严峻的一面。其实，霍光死后，宣帝在限制、治裁霍光子侄等专权、谋反时，是非常得当严肃的。此册的发现，也可以说是宣帝时期政治严明的一个典型事例。

此册由中央通令全国，动用司法行政一切手段案讯逐验大逆不道的刑事犯罪。像这样长篇而又形式完整的重要律令文件，在居延汉简和汉代文献古籍中，不仅极为详尽，而且也是罕见的。它对于研究西汉时期的律令、司法以及行政、文书简牍制度，都是难得的文物实例。其重要价值是不待赘言的。

（原载《考古》，1980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