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第十六章 元稹 白居易（第3页）

（二）乐讽：“意亦可观，而流在乐府者。”

（三）古体：“词虽近古，而止于吟写性情者。”

（四）新题乐府：“词实乐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

（五）律诗

（六）律讽：“稍存寄兴，与讽为流者。”

（七）悼亡

（八）艳诗：（见《叙诗寄乐天书》）

元氏的分类，体例不一致，其实他也只有两大类：

（一）古讽

（一）讽诗（二）乐讽

（三）律讽

（二）非讽诗——古体、律体等。

元稹在元和丁酉（817年）作《乐府古题序》，讨论诗的分类，颇有精义，也可算是一篇有历史价值的文字。他说：

乐府古题序丁酉

诗讫于用，《离骚》讫于楚。是后诗之流为二十四名：赋，颂，铭，赞，文，诔，箴，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操，引，谣，讴，歌，曲，词，调，皆诗人六义之余，而作者之言（《长庆集》作“旨”，《全唐诗》同。今依张元济先生用旧抄本校改本）。

由操而下八名，皆起于郊祭军宾吉凶苦乐之际，在音声者，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而又别其在琴瑟者为操引。采民氓者为讴谣，备曲度者总得谓之歌曲词调，斯皆由乐以定词，非选调以配乐也。

由诗而下九名，皆属事而作，虽题号不同，而悉谓之为诗，可也。后之审乐者，往往采取其词，度为歌曲。盖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也。

而纂撰者，由诗而下十七名，尽编为“乐录”、“乐府”等题。除铙吹、横吹、郊祀、清商等词在乐志者，其余《木兰》、《仲卿》、《四愁》、《七哀》之辈，亦未必尽播于管弦，明矣。

后之文人达乐者少，不复如是配别，但遇兴纪题，往往兼以句读短长为歌诗之异。……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余少时与友人白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

昨南（各本无“南”字，依张校）梁州，见进士刘猛、李余各赋古乐府诗数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余因选而知之。其有虽用古题，全无古义者，若《出门行》不言离别，《将进酒》特书列女之类，是也。其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者。则《田家》止述军输，《捉捕词》先蝼蚁之类，是也。刘李二子方将极意于斯文，因为粗明古今歌诗同异之音（似当作“旨”）焉。

他的见解以为汉以下的诗有两种大区别：一是原有乐曲，而后来依曲调而度词；一是原来是诗，后人采取其词，制为歌曲。但他指出，诗的起源虽然关系乐曲，然而诗却可以脱离音乐而独立发展。历史上显然有这样的趋势。最初或采集民间现行歌曲，或乐人制调而文人造词，或文人作诗，而乐工制调。稍后乃有文人仿作乐府，仿作之法也有两种：严格的依旧调，作新词，如曹操、曹丕作《短歌行》，字数相同，显然是同一乐调，这是一种仿作之法。又有些人同作一题，如罗敷故事，或秋胡故事，或秦女休故事，题同而句子的长短，篇章的长短皆不相同，可见这一类的乐府并不依据旧调，只是借题练习作诗，或借题寄寓作者的感想见解而已。这样拟作乐府，已是离开音乐很远了。到杜甫的《兵车行》、《丽人行》诸篇，讽咏当时之事，“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便开“新乐府”的门径，完全脱离向来受音乐拘束或沿袭古题的乐府了。

当时的新诗人之中，孟郊、张籍、刘猛、李余与元稹都还作旧式的古乐府，但都“有新意”，有时竟“虽用古题，全无古义”（刘猛、李余的诗都不传了）。这已近于作新乐府了。元稹与白居易、李绅（公垂）三个人作了不少的新乐府（李绅的新乐府今不传了）。此外如元氏的《连昌宫词》诸篇，如白氏的《秦中吟》诸篇，都可说是新乐府，都是“即事名篇，无复倚傍”的新乐府。故我们可以说，他们认定新乐府为实现他们的文学主张的最适宜的体裁。

元稹自序他的《新体乐府》道：

……昔三代之盛也，士议而庶人谤。又曰：“世理（治）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余遭理世而君盛圣，故直其词，以示后，使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焉。

白居易的《新乐府》的自序，已引在上文了，其中有云：

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要做到这几个目的，只有用白话作诗了。元白的最著名的诗歌大都是白话的。这不是偶然的事，似是有意的主张。据旧时的传说，

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曰：“解”，则录之。不解，则又复易之。（《墨客挥犀》）

这个故事不见得可靠，大概是出于后人的附会。英国诗人华次华斯（Wordsworth）主张用平常说话作诗，后人也造成一种传说，说他每作诗都念给一个老妪听，她若不懂，他便重行修改。这种故事虽未必实有其事，却很可暗示大家公认这几个诗人当时确是有意用平常白话作诗。

近年敦煌石室发现了无数唐人写本的俗文学，其中有《明妃曲》、《孝子董永》、《季布歌》、《维摩变文》等等（另有专章讨论）。我们看了这些俗文学的作品，才知道元白的著名诗歌，尤其是七言的歌行，都是有意仿效民间风行的俗文学的。白居易的《长恨歌》，元稹的《连昌宫词》，与后来的韦庄的《秦妇吟》，都很接近民间的故事诗。白居易自序说他的新乐府不但要“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还要“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这种“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的诗体，向那里去寻呢？最自然的来源便是当时民间风行的民歌与佛曲。试引《明妃传》一段，略表示当时民间流行的“顺而肆”的诗体：

昭军（君）昨夜子时亡，突厥今朝发使忙。三边走马传胡令，万里非（飞）书奏汉王。解剑脱除天子服，披头还着庶人裳。衙官坐位刀离面（离面即杜诗所谓“花门离面”），九姓行哀截耳珰。□□□□□□□，枷上罗衣不重香。可惜未央宫里女，嫁来胡地碎红妆。……寒风入帐声犹苦，晓日临行哭未殃（央）。昔日同眠夜即短，如今独寝觉天长。何期远远离京兆，不忆（意）冥冥卧朔方。早知死若埋沙里，悔不教君还帝乡！（《明妃传》残卷，见羽田亨编的《敦煌遗书》，活字本第二集，上海东亚研究会发行）

我们拿这种俗文学来比较元白的歌行，便可以知道他们当日所采“顺而肆”的歌行体是从那里来的了。

因为元白用白话作诗歌，故他们的诗流传最广。白居易自己说：

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

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

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与元九书》）

元稹也说他们的诗：

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勒”是雕刻。此处有原注云：“扬越闲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此为刻书之最早记载）。其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是（日本本《白氏长庆集》作“自”）售，杂乱问厕，无可奈何。

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白氏长庆集序》）

不但他们自己如此说，反对他们的人也如此说。杜牧作李戡的墓志，述戡的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