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帝博好文章,……每有祯祥及游幸燕巢,辄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则请托不暇,困于课限,或买以应诏焉。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
皇帝提倡于上,王融、沈约、谢眺一班人鼓吹于下,于是文学遂成了极端的机械化。试举沈约的一首《早发定山》诗作个例:
夙龄爱远壑,晚莅见奇山。标峰彩虹外,置岭白云间。倾壁忽斜竖,绝顶复孤圆。归流海漫漫,出浦水溅溅。野棠开未落,山樱发欲然。忘归属兰杜,怀禄寄芳荃。眷言采三秀,徘徊望九仙。
这种作品只算得文匠变把戏,算不得文学。但沈约、王融的声律论却在文学史上发生了不少恶影响。后来所谓律诗只是遵守这种格律的诗。骈偶之文也因此而更趋向严格的机械化。我们要知道文化史上自有这种怪事。往往古人走错了一条路,后人也会将错就错,推波助澜,继续走那条错路。譬如缠小脚本是一件最丑恶又最不人道的事,然而居然有人模仿,有人提倡,到一千年之久,骈文与律诗正是同等的怪现状。
但文学的新时代快到了。萧梁(502—554年)一代很有几个文学批评家,他们对于当时文学上的几种机械化的趋势颇能表示反对的批评。钟嵘的议论已引在上文了。萧纲(简文帝)为太子时,曾有与弟湘东王绎书,评论文学界的流弊,略云:
比闻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既殊比兴,正背**。……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
梁时又有史家裴子野著有《雕虫论》,讥评当日的文学家,说他们:
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荀卿有言,“乱世之徵,文章匿而采”。斯岂近之乎?
“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这八个字可以抹倒六朝时代绝大部分的文学。
最可怪的是那主张声律论最有力的沈约也有“文章三易”之论!他说:
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见《颜氏家训》)
沈约这话在当时也许别有所指:“易见事”也许即是邢子才所谓“用事不使人觉”;“易读诵”也许指他的声律论。但沈约居然有这种议论,可见风气快要转变了。
这五六百年中的乐府民歌到了这个时候应该要发生影响了。我们看萧梁一代(502—554年)几个帝王仿作的乐府,便可以感觉文学史的新趋势了。萧衍(武帝)的乐府里显出江南儿女艳歌的大影响。如他的《子夜歌》:
恃爱如欲进,含羞未肯前。朱口发艳歌,玉指弄娇弦。
阶上香入怀,庭中草照眼。春心一如此,情来不可限。
如他的《欢闻歌》:
艳艳金楼女,心如玉池莲。持底报郎思?俱期游梵天(底,是“什么”)。
这都是模仿民间艳歌之作。
他的儿子萧纲(简文帝)也作了不少的乐府歌辞。如《生别离》:
别离四弦声,相思双笛引。一去十三年,复无好音信。
如《春江曲》:
客行只念路,相争度京口。谁知堤上人,拭泪空摇手?
如《乌栖曲》:
浮云似帐月如钩。那能夜夜南陌头!宜城酝酒今行熟,莫惜停鞍暂栖宿。
青牛丹毂七香车,可怜今夜宿娼家。高树乌欲栖,罗帏翠帐向君低。
如《江南弄》中的两首:
江南曲
枝中木上春并归。长杨扫地桃花飞。清风吹人光照衣。光照衣,景将夕。掷黄金,留上客。
龙笛曲
金门玉堂临水居,一颦一笑千万余。游子去还愿莫疏。愿莫疏,意何极?双鸳鸯,两相忆。
在这些诗里,我们很可以看出民歌的大影响了。
这样仿作民歌的风气至少有好几种结果:第一是对于民歌的欣赏。试看梁乐府歌辞之多,便是绝好证据。又如徐陵在梁陈之间编《玉台新咏》,收入民间歌辞很多。我们拿《玉台新咏》来比较那早几十年的《文选》,就可以看出当日文人对于民歌的新欣赏了。《文选》不曾收《孔雀东南飞》,而《玉台新咏》竟把这首长诗完全采入,这又可见民歌欣赏力的进步了。第二是诗体的民歌化的趋势。宋齐梁陈的诗人的“小诗”,如《自君之出矣》一类,大概都是模仿民间的短歌的。梁以后,此体更盛行,遂开后来五言绝句的体裁,如萧纲的小诗:
愁闺照镜
别来憔悴久,他人怪颜色。只有匣中镜,还持自相识。
如何逊的小诗:
为人妾怨
燕戏还檐际,花飞落枕前。寸心君不见,拭泪坐调弦。
秋闺怨
闺阁行人断,房拢月影斜。谁能北窗下,独对后园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