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四年,天下田赋总收入不到三千万石。若此物真能推广——不,不必推广,只需在江浙、湖广试种三五年,粮价便会雪崩。
粮价崩,田赋稳,民心定。
然后呢?
然后太子那道“仁厚有余”的匾额,就该换成“圣明”了。
“那个姓李的郎中,”胡惟庸说,“本相还是小看他了。”
幕僚不敢接话。
胡惟庸转过身来,终于看向那枚红色块根。
“种这个东西,需要多少种苗?”
“据闻,一枚薯种可发藤数十株,每株可结薯数枚。有母薯在手,一年可得千百枚。”
“千百枚。”胡惟庸重复。
他顿了顿。
“若是这一枚,被虫蛀了、烂在地里呢?”
幕僚抬头。
胡惟庸的神色平静如常,仿佛只是在商议明日早朝的奏对。
“传信给王御史,”他说,“让他去查一查,东宫后苑那几垄苗,可有不合时宜之处。”
幕僚会意。
不合时宜——可以是违制,可以是僭越,也可以是“来历不明”。
至于查不查得出,不重要。
重要的是有人查。
洪武十五年四月二十。
早朝散后,都察院监察御史王恕上《请核查东宫苑囿疏》,弹劾“东宫左春坊大学士李真,私植异种,来历不明,恐为妖术惑人”。
这道奏本没有被留中。
朱元璋御笔批了五个字:
“着太子回话。”
消息传到东宫时,朱标正在文华殿看李真拟的奏本摘要处章程。
他搁下笔,脸上没有意外之色。
“来了。”他说。
李真站在一旁,同样平静。
“殿下的回话,可拟好了?”
朱标没有答。
他望向窗外后苑的方向——那片绿意盎然的苗圃,郑和正蹲在地头,用小竹签给薯苗松土。
“父皇让吾回话,”朱标说,“不是问吾有没有种这个东西。”
他顿了顿。
“是问吾,敢不敢认。”
李真没有说话。
朱标站起身。
“传吾口谕——”
内侍跪地恭听。
“明日辰时,请父皇驾临东宫后苑。就说太子,有国宝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