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鼎盛的隋唐概述（第2页）

隋炀帝认为，洛阳“水陆通，贡赋等”，即水陆交通方便，各地到洛阳的距离相等，以此为中心，最便于控制全国。仁寿四年（604年）下令营建洛阳，以为京都。第二年，宰相杨素和著名建筑家宇文恺设计营建洛阳，每月征发男丁200万人修建，用10个月完工。新的洛阳城修好以后，隋炀帝把原洛阳城的居民和各地的富商大贾，都迁到那里居住，使之成为当时国内著名的商业城市和国际贸易的重要据点。虽然当时京城仍为长安，但隋炀帝却常住洛阳，洛阳遂成为政治、军事、漕运的中心，直到唐朝，洛阳仍保持着东都的地位。

在营建东都洛阳的同时，隋炀帝为了便利漕粮和军事运输，利用天然河流和旧有渠道，开凿了一条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全部完工后的大运河（包括隋文帝开皇四年命宇文恺开的由大兴城到潼关的300余里的广通渠）全长5000多里，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运河工程之一。大运河开通后，成为全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适应了当时和以后南北经济交流的需要，加强了南北的联系，促进了沿河流域经济的发展，对于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交流和统一，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文化科技等社会事业的发达，与这一时期的经济繁荣有着必然的联系，并与经济的繁荣一起，构成隋唐时期经济社会的整体文明与进步。

古代风景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领域，发明创造层出不穷。在天文历算方面，唐初王孝通的《缉古算经》，第一次用解三次方程式的方法解决一些复杂的工程计算问题，高宗时李淳风等人审定并注解了10部算经，成为唐王朝规定的算学教本。唐玄宗时，僧一行完成的《大衍历》，比较正确地掌握了地球在绕太阳运行时速度变化的规律，他还与梁令瓒合作，创制了能够直接测量黄道坐标的黄道游仪，制成了以漏水转动的浑天铜仪，是后世天文钟的前身。在医学方面，隋朝巢元方等人的《诸病源候论》，隋和唐初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唐玄宗时王焘的《外台秘要》，唐高宗时苏敬等人修定的《唐本草》，把这一时期的医药学推向一个高峰。在建筑技术方面，隋代工匠李春设计建造的赵州安济桥，隋代建筑家宇文恺、高龙义和唐代建筑家阎立德等设计的长安城，堪称世界之最。隋末唐初发明的雕版印刷术，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印刷术。

文学艺术领域，更是高峰迭起。以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诗歌创作，把这一文学形式发挥到了极致。以韩愈、柳宗元为核心人物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和古文创作，一扫六朝以来柔靡浮艳和形式僵化的骈体文风，对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一时期出现的小说，以及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和佛教流传而出现的俗讲和变文，也为文学领域增添了新的奇葩，并为后世的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途径。在艺术领域，以石窟寺造像，陵寝前的石雕。墓葬中的俑器为主要种类的雕塑艺术，如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太原天龙山、四川大足北山等的石窟雕刻，唐太宗昭陵六骏的浮雕，以及唐代的彩陶俑，最能代表这一时期雕塑艺术的水平。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的人物故事画，吴道子的佛道画，张萱和周昉的仕女画，展子虔、李思训、李昭道的山水画。以及边莺的花鸟画，韩混、戴嵩、曹霸、韩干的牛马画，把这一时期的绘画艺术不断推向高峰。欧阳洵、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孙过庭、张旭、怀素等人各具特色的书法艺术，至今为世人称道。在汉族传统乐舞的基础上，借鉴边疆民族和邻近国家乐舞精华而形成的隋唐宫廷乐舞，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精美绝伦，并广泛地传播到民间和周边地区，至今仍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哲学、宗教等思想学术领域的研究，也有很大的成就。宗教方面，汉代传入中国的佛教，从南北朝到隋唐之际，开始出现宗派，隋唐时期的主要宗派有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各派教义互有异同，繁简不一。消长也不定。在隋唐统治者的提倡下，佛教广为流传，寺院遍布，僧尼众多，虽然唐武宗曾下令灭佛，但不久又兴盛起来，成为国中主要的宗教形式。道教在唐代也很盛行，许多著名的道士为皇帝所宠信，但由于道教多讲炼丹服食之术，主要在上层社会流行，其影响不及佛教广。西方的袄教（又称大袄教或拜火教）、景教（基督教的别支）、摩尼教（又称明教）、伊斯兰教等，随着这一时期中西方交通的发展，也相继传入中国。哲学方面，唐初的傅奕和吕才，以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抨击宗教迷信；后来的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从不同角度，批驳传统的孔孟唯心主义的道统和人性论，力图正确阐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宣传无神论和人定胜天的思想，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学术方面，这一时期的史学和地理学成就最大，隋文帝时曾下令禁止私人撰辑国史，臧否人物。唐太宗则置史馆，修撰前代和本朝的历史，并令宰相监修，使官修正史和宰相监修成为定制；唐代刘知几撰写的《史通》，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著作；唐玄宗时编纂的《唐六典》，唐德宗时杜佑编撰的《通典》，都详细记载了当时的各项典章制度，并开创了新的史学编纂形式和体例。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撰写的《元和郡县图志》，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舆地总志，史料价值很高；唐懿宗时，樊绰搜集有关云南地区的史料写成的《蛮书》，是研究今天云南地区各兄弟民族历史的最珍贵的文献；唐德宗时，宰相贾耽制作的《海内华夷图》，长三丈三尺，宽三丈，图上每一寸表示实际的100里。这个图虽已失传，但伪齐阜昌七年（1137年）时把它缩成《华夷图》和《禹迹图》，刻于石上，现存西安碑林，《华夷图》中所绘我国山川及平面地形的轮廓，大致和今天的地图相似，这是留传下来的我国最古的地图。

对外交往的扩大

隋唐时期，中央王朝与边疆各族和邻近各国之间，有战有和，实际控制的版图也随之伸缩。对外交往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都呈扩大态势，成为后世称道的“盛唐气象”的重要内容和标志。

隋唐王朝主要出于维护和扩大封建帝国的主权与领土的考虑，在不同时期和情况下，对邻边民族和国家，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措施，既有成功的经验，也不乏失败的教训。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灭突厥、和吐蕃、伐高丽。

隋朝初年，突厥贵族经常带领骑兵，在东起幽州、西达河西的界线上，对隋进行骚扰。隋开皇三年（583年），隋王朝派重兵打败了突厥，促使突厥内部发生分裂，形成以达头阿波为首的西突厥集团和以沙钵略突利为首的东突厥集团。唐王朝建立之初，东突厥经常侵犯唐的边疆，并把大批边疆居民掳去当奴隶。唐太宗即位以后，派大将李勣、李靖带领十几万大军，分道出击，于贞观四年（630年）击败东突厥，俘颉利可汗，并在东突厥故地设置都督府州，置于唐王朝的控制之下。唐与西域诸国的通道，也随着贞观九年（635年）击溃吐谷浑而彻底打开。接着，唐王朝又派侯君集率军灭高昌国，设置西州，有效地控制了西域通道。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发两路大军进击，消灭西突厥，在其旧境设置了许多府州，受唐王朝直接统治。隋唐时期中央王朝消灭突厥，击败吐谷浑与高昌等，总的来说带有防止骚扰、保障内部安定、发展东西贸易及开疆拓土的性质，具有进步意义。

吐蕃在今西藏高原一带。6世纪时，西藏高原上有三股强大的势力。西部是羊同，以畜牧为业；中部和北部是苏毗，以射猎和畜牧为主，部分地方也经营农业；西南部为吐蕃，已有较发达的农业。7世纪初，吐蕃的朗日论赞吞并了苏毗，他的儿子松赞干布又击灭了羊同，统一西藏高原。在松赞干布统治时期，吐蕃社会进步较快，他曾几次向唐请婚。贞观十五年（643年）唐太宗派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松赞干布亲自到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扎陵湖）迎接。唐、吐蕃通婚以后，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对各自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松赞干布死后，吐蕃贵族征服了不少邻近民族，并曾一度攻占唐朝的安西四镇。但长期的战争使吐蕃人民疲于徭役，开始起义，被征服的各族也纷纷起来反抗。长安二年（702年），吐蕃赞普遣使与唐和好。景云元年（710年），唐朝又把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尺带珠丹，唐、吐蕃又开始和好与交流。在整个隋唐时期，吐蕃虽与中央王朝有和有争，但唐王朝坚持以和为主的政策主旨，创造了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的范例。这一时期在处理与回纥等民族的关系上，也曾实行和亲政策，取得一定的成效。

高丽位于今朝鲜半岛。当时朝鲜半岛尚未统一，其北部为高丽，中部为新罗，西南部为百济。主要出于大一统的领土扩张企图，隋和唐前期，曾多次发动对高丽及朝鲜半岛的侵略战争，但败多胜少，对两国人民都造成灾难。

虽然隋唐王朝在处理与边疆各族和邻近各国的关系方面，有得有失，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一时期的边际关系是相对安宁的，国内形势是稳定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在当时世界上是领先的，这使隋唐王朝较前代统治者有更多的自信，敢于在更多的领域内实行开放政策，对外交往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大态势。

在经济领域，这一时期的中外商贸交易更为频繁。凭借便利的交通和繁盛的都市，中外商品贸易的范围和种类较前代更为扩大，出口商品除丝织品外，陶瓷、茶叶、纸张文具等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多；进口商品中，除珍珠、宝石、香料、药品、犀角、象牙等奇珍异宝以外，服、食等日用品也多了起来。由于对外贸易的发达，隋朝在京城建国门外设有四方馆，管理外国商人和国外贸易的具体事务；唐朝除了管理陆上贸易的机构外，又在广州设置市舶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海关机构。此外，隋唐政府为了扩大对外贸易，提高自身的威望，还实行一些优惠政策，对外国商人在交通食宿等方面给予优待，在“朝贡”与“回赐”的贸易形式中，也有明显的体现。当然，隋炀帝时对外国商人的“夸富”，则另当别论。

在文化领域，中外交流的范围更广，相互影响更大。仰慕于当时中国文化的灿烂，新罗、日本、越南等国曾多次派遣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来中国，潜心学习中国的文化艺术及科学技术。相应地，中国的一些学者也走出国门，学习外国的文化艺术，其中唐朝前期的玄奘到印度、义净到印度尼西亚学取佛经，影响和成效很大；鉴真几次东渡，并长期居住日本，在宣教受戒的同时，在建筑艺术、医药等方面，也为日本人民做出很大贡献。通过中外学者、人士广泛的往来，这一时期中国的许多科技文化传播到国外，国外的一些先进技术也传到中国。特别是这一时期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播后，对中国当时的文字、文章、文学创作、绘画、雕刻乃至印刷和建筑等许多方面，都增添了新的成分。

最值得重视的，是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已深入到政治生活领域，其主要标志，是外国籍和前来中国学习的外国人士，可以进入中国的政界仕途。如大食人李彦升对中国文化造诣很深，在中国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后来留在中国服务。波斯首领穆诺沙于开元时期两次来唐，被授予军职，留宿卫。天竺人迦叶济，唐德宗时任泾州大将试太常卿。新罗人朴球当皇帝侍从。高丽、百济也有不少人担任唐朝的武将，其中最著名的有黑齿常之、泉男生、高仙芝、王思礼等。日本文学家阿倍仲麻吕，在长安50余年，从校书郎一直到秘书监，得到很高的待遇。唐王朝允许这些外国人进入仕途，一方面是满足他们学习中国行政管理经验的愿望，另一方面，也从他们身上汲取各种可以资治的东西，并不惧怕对自身政治造成不良影响。这一现象说明，唐朝的对外开放的确是全方位的，充满了自信心的，达到了它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峰。

治乱兴衰的启示

隋唐时期的治乱兴衰之中，值得总结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很多。对于各种具体的历史启示，我们将在本书以后的各篇中论及。这里只从宏观的历史角度，做一个概括的阐述。

统一国家的重建，以及较长时间的维护，表明秦汉建立的以汉民族为核心的统一国家形态，在经历了南北朝的治乱和隋唐的加工后，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而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的长期实现，与这一时期采取的一系列维护统一的措施密切相关；分裂与割据的出现，也与统治者在一些重大关系上处置失当有关。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事关统一与分裂的大局。针对汉末以来的实际，隋唐王朝建立伊始，都着力加强中央集权。三省六部制及宰相制度的确立与完善，标志着中央集权统治的成熟；在地方实行州、县两级制，在县以下的基层加强户口编制与管理，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州县官员，由监察部门定期与不定期地对地方进行专项或综合的监督考察，都古代风景使中央政府能有效地控制地方政权；废除汉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既改变了前代地方门阀垄断仕途的状况，又为中央王朝加强对国家的治理提供了有用的人才；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实行府兵制，并有意形成“内重外轻”的格局，更使中央王朝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威慑和驾驭四方。当这些措施在某些地方处置失当，就会给统一局面造成严重威胁。唐玄宗时出于对边塞用兵的考虑，有意将“内重外轻”的军事力量分布变为“内轻外重”，导致了“安史之乱”，几乎使唐王朝覆灭，此后又因府兵制的彻底破坏和节度使专兵，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唐后期的中央三省六部及宰相政事堂议事制度遭到破坏，皇帝在扩大皇权的同时，不得不倚重宦官，又给宦官专权造成可乘之机，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地方的分裂与动乱。

经济利益的分配与思想文化的导向，对社会的统一与稳定关系极大。隋唐时期采取的一些经济政策与措施，比较注意照顾社会各方面和各阶层的利益，均田制、租庸调制，以及后来的两税法，就政策本身而言，是既要增加国家的财赋收入，又要维护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还要适当照顾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用心是良苦的，在总体上也较好地协调了各方的利益关系。而一旦这些政策本身出现偏颇，或在实际贯彻中“走样”，就必然伤害某一方的利益，其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伤害百姓的利益，从而酿成社会动乱。隋炀帝时期的横征暴敛，唐后期“两税法”的变态，都严重地加剧了农民及工商业者的负担，引发了农民大起义和统一王朝的动乱与分裂。与经济利益分配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思想文化的导向。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以及忠孝仁义等道德观念，已广泛深入到社会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并在封建法律制度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开皇律》与《永徽律疏》就是典型的代表，而隋律与唐律的相对稳定与实施，对隋唐社会的长期统一与稳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制度文明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保障。隋唐时期的制度革新，是广泛而又深刻的，对于当时高度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保障作用。这一时期制度革新的成败得失之中，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经验与教训。

把握机遇，顺应时势，是革新制度的首要一环。隋文帝取代北周之际，大刀阔斧地改革北周官制，采用汉魏之制，是因为他看到了北周六官之制早已不适应当时统治的需要，汉魏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三省六部制，更能顺应时势所需，故能在大动作之中取得大成效。唐初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也是抓住了当时战乱之后人口凋敝、土地荒古代舞女芜、经济萎靡，具有推行这些制度的物质前提和社会前提，顺应了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经济需要恢复发展，赋税需要均平，社会需要安定的时势要求。唐中期以后，改革赋税制度，变租庸调制为两税法，也是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的顺势之举。相反，武则天时期，单凭个人主观愿望，以个人专制为目标，对中央官制屡屡变更，令人目不暇接，鲜有为后人称道的地方。

培养力量，稳步推行，是革新制度的重要保证。一般而言，顺应时势的制度革新，本身具有推行的社会基础。但革新与推行是互动的，因而在许多时候，又需要充分的准备，周密的部署，科学的步骤。其中最重要的，是培养制度革新的力量，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行革新的制度，以降低制度革新的成本，扩大制度革新的效益。在封建时代，所谓培养力量，除了某些时候集中优秀人才外，最主要的是整顿吏治，这既是革新的内容，又是革新的保证。隋唐时期，废九品中正，行科举考试，废弃官员世袭，规定任期与回避等，都既是一种制度革新，又是其他革新制度实施的保证。隋朝和唐朝前期推行一些重大改革措施时，革新者都十分重视聚集志同道合的力量，整肃吏治，扩大宣传力度，并加强督促检查，使这些改革措施得以有条不紊地顺利推行，这在唐前期的均田制、户口调查登记制等的实行中，反映得比较明显。相反，唐中后期“两税法”本身，不失为一种顺时应势的革新，但由于当时推行这一制度的主要力量——官吏队伍的腐败与失控，在贯彻实施中上下其手，造成了立法者始料不及的严重弊端。“永贞革新”的许多内容，无疑是进步的，但因革新者没有聚集更多的力量，又操之过急，结果只能是昙花一现。

掌握动态，适时修正，是革新制度时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法立弊生。一项再好的制度，即使创制者考虑得周密再周密，一旦实施之后，与多变复杂的实际情况之间，就会出现不相符的地方，而且在实施一段后，制度当初的针对性，会因被针对情况的变化而成无的之矢，甚至由治病的良药变为害民的弊政。从理论上说，制度革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一劳永逸。从实践上说，则要求革新者必须始终掌握革新动态，适时修正革新措施。隋唐时期比较贤明的统治者，在革新制度的过程中，都比较注意根据实际情况而有不同的实施要求；对那些所针对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而显得过时的制度，也能适时加以修正，这在律、令、格、式的及时修订中，可以体现出来。而那些比较昏庸的统治者，则往往满足于一时一事的举动，不懂得也不愿意甚至懒于去掌握动态。适时修正，因而大都难免在“法立弊生”中苟且偷安，由革新变为保守，由进步走向反动。

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封建时代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措施，主要有两条：一是刺激与鼓励劳动者增加生产；二是轻徭薄赋减轻负担。这两条措施，在几乎所有的封建王朝中都曾实行过，但程度有所不同，成效也有大小。隋唐时期，在多数情况下，尤其在前期，都比较注意实行这两种办法，如限制官僚地主占田过多，适当抑制工商业的规模，加重工商业者税收，以促使更多的劳动者归于田亩；政府出面组织兴修水利等工程，改善生产条件等，有利于劳动者增加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实行租庸调法、两税法，加强对户口的调查统计和对户等的评定，精简政府机构，倡导节俭之风，这些又都利于公平税赋，减轻劳动者的负担。而在灾荒时期实行的各种“荒政”，如义仓、平粜、减赋、免役、救济、就医等等，带有强烈的封建“仁政”色彩，客观上也有利于恢复劳动者的生产能力，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这一切都有效地促进了隋唐经济的恢复、发展与繁荣。

科技是介于狭义的经济与文化之间的一个因素。科技的进步，既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也有益于文化的繁荣。隋唐时期，在前代积累的基础上，科学技术有了新的明显的进步，而统治者在通常情况下，也比较注意把新的科学技术推广运用到社会的经济文化领域，使科技、经济、文化相得益彰。如这一时期发明的曲辕犁，较前代的直辕犁，有许多优点；耙和砺（用于水田）、磟碡（水旱田兼用），便于平治田地，除去杂质；利用水力转动的筒车，既节省人力，又能把低处的水引到山田，这些农业工具经推广运用后，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纺织技术、造船技术、制瓷技术、焙茶技术、造纸技术、采矿技术、建筑技术，都有新的进步，对于手工业各领域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主要在官方支持和倡导下发明的新的天文历算技术、雕版印刷技术，以及医药学领域的技术进步，对当时文化艺术的发展与传播，更是功不可没。

由国家出面，动员和组织各方力量，集中兴办一些大的基础工程，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经常采取的一项发展经济的措施，也是隋唐时期经济社会得以较快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隋和唐初大规模地营建长安和洛阳，以及对一些地处要冲的城镇的集中建设，都有利于经济尤其是商业贸易的发展。始于隋文帝、毕于隋炀帝的连接南北的大运河，对沟通南北，方便漕运以及沿河经济的繁荣，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唐朝前后期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出面组织力量修建的许多大的水利灌溉工程，对于保持当时农业生产在较大规模和较高水平上持续发展，贡献很大。当然，在由国家出面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必须注意量力而行，注意社会各方主要是人民群众的实际承受能力，否则。就会出现好心办坏事的结果，如果本来就不含多少好意，情况就可能更糟。隋炀帝修大运河，营造东都洛阳，就有这方面的历史教训。

隋唐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即不仅在经济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对外开放，就是一直被封建统治者视为禁区的政治领域，也实行对外开放。正是这种空前绝后的全方位的开放，给隋唐王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增添了许多活力，注入了许多创新的动力，造就了这一时期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可以说。没有这种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隋唐的封建文明就要打许多扣折。如果隋唐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都能坚持这种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那么中国社会进步的速度和程度，完全有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隋唐的对外开放，多数情况下是互通互利的。互通互利，是对外开放的本来含义。但历史上，也不乏以强凌弱、有来无往、有往无来、利益独霸的情况。作为当时世界上国力最强、文明程度极高的隋唐王朝，在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做到有来有往，平等相待，有时还能给予外来者更多的优待。这不能不被当时和后世所称道。正是因为隋唐王朝能做到这一点，才吸引了更多的外来者，在带来国外文明的同时，传播着中国的文明；而且促使许多中国人走出国门，在传播中国文明的同时，带回世界许多民族与国家的文明，相互促进着那个时代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

隋唐时期对外开放的全方位、互通互利的特点，是隋唐王朝自身强大的表现，又是隋唐王朝强大自身的途径。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实行对外开放是需要有勇气和自信心的，没有勇气和自信的国家与民族，是不敢和不能实行对外开放，尤其是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这种勇气和自信，通常植根于自身强大之中，但更重要的，是来自统治者对实行开放的正确认识之中。否则，就只能是强大之国才可以对外开放，弱小之国就必须闭关锁国。这显然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趋势。可以说，隋唐王朝的对外开放，既来自统治者基于自身强大的勇气和自信，又来自统治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实行开放的正确认识。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才持续地保持在空前的规模和水平之上，促使隋唐王朝走上强大自身之途。

在总结隋唐时期治乱兴衰的基本经验时，除了上述各条外，还有三条很重要的经验，即：广开言路，重用贤才，依法办事。“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元和中兴”，无不因此而实现，反之，衰乱就会接踵而至。

广开言路，是治世的前提，在隋唐治世时期，是较好的。封建时代的广开言路，实质就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一定的民主。这要求君主有一定的气度，能够虚心纳谏；臣下有一定的胆略，敢于和善于进谏。皇帝求仙图在君主专制的封建制度中，只有广开言路，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一定的民主，才能有效地防止个人决断可能造成的种种失误，实行比较科学民主的决策，使封建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后人称颂的“贞观之治”，就是以唐太宗能够虚怀若谷地纳谏，以魏征为代表的一批大臣敢于和善于进谏为基本特征的。当政前期的唐玄宗，也是在姚崇、宋璨等一批忠直贤能之士的匡谏之中，实现“开元盛世”的。“元和中兴”时期的唐宪宗，更是对转衰为兴的谏言广为吸纳。相反，隋炀帝的拒谏饰非，导致了隋朝的覆亡。唐太宗、唐玄宗、唐宪宗本人后来的志得意满，不听谏言，又直接导致了治世、盛世和中兴局面的逆转。

依法办事，是治世的重要保障，在隋唐治世时期，也比较明显。多少年来，人们有个误解，似乎在封建社会，是无法制可言的，也谈不上依法办事。其实不然。只要稍微仔细研究一下封建社会历史，就会发现，封建社会中，是有法制可言的。尤其隋唐时期，更是中国古代法制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而这一时期的治乱盛衰，又都与法制建设的好坏直接相关。隋文帝的“开皇之治”，与《开皇律》的制订和实施不无关系；隋炀帝时期的衰乱，更是直接与法制被践踏相关，这是几乎所有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人们所无可否认的事实。贞观时期的唐太宗，更是强调法律的统一、稳定和严格执行。有许多典型的事例，表现这一时期在依法办事方面，的确做到了有法必依，赏罚严明，并出现了一批能坚持依法办事的良吏、循吏，他们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就是在现代社会中也堪为楷模。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坚持依法办事的执法官员，才能使社会上遵纪守法蔚为风气，使守法为国者能得到扶持重用，使贪赃枉法者能受到严厉惩处。就是皇帝本人，有时也不得不在他们面前收敛自己不够检点的言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使君主专制下可能发生的不法行为得到遏制。当然，在封建君主制度下，又是不可能做到完全依法办事的。专制皇权及其代表的封建剥削阶级的利益，总要与法制相冲突的，即使这个法制本来是由他们自己制定并基本上代表了他们的意志的。这也就决定了依法办事，只能是暂时的，不能坚持到底，由此而来的封建治世，也只能是一时的，不能长治久安。“贞观之治”后的武则天的坏法，“开元盛世”后的“安史之乱”，“元和中兴”后的国家再度分崩离析，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君主专制与依法办事相冲突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