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白莲教起义（第1页）

白莲教起义

以“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号召群众的白莲教，在元、明、清三代均被视为异端，而加以取缔。

顺治十三年（1656年）十一月初七，清帝谕礼部：“儒、释、道三教并垂，皆使人为善去恶，反邪归正，遵王化而免祸患。此外乃有左道惑众，如无为、白莲、闻香等教名色，邀集结党，夜聚晓散，小者贪图财利，恣为**，大者招纳亡命，阴一谋不轧”。“向来屡行禁饬，不意余风未殄”，“若不立法严禁，必为治道大蠹”。“尔部大揭榜式，今后再有踵行邪教，仍前聚会烧香、敛钱号佛等事，在京著五城御史及该地方官，在外著督、抚、按、道有司等官，设法缉拿，穷究奸状，于定律外加等治罪。”①

查办邪教，官逼民反。

清朝廷在平定清水教王伦起事后，对秘密宗教进行更为严厉的镇压。乾隆四十年（1775年），河南巡抚徐绩（王伦起事时为山东巡抚）破获混元教（白莲教一支），处死十四人，发边充军者三十一人。在被发配的教徒中，有一人名唤刘松，他在发配地甘肃与前来探望的徒弟刘之协“商复旧教”，将混元教改名为三阳教（乾隆五十三年）。刘之协在原籍安徽以及湖北等地广为传教，并将从教徒处敛得的根基钱送往刘松处收藏。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刘松在发配所传教案发，刘之协及其所传徒弟宋之清、齐林等均在被通缉之列。刘之协因一起窃案牵连，前往河南扶沟②，得到被通缉的消息后，立即潜逃。

为了抓获刘之协，地方官株连无辜，“胥役衙书四处滋扰，闾阎无赖借事吹求”③。“因查办教匪，竟将轿头作教头，连逮数百人”④，甚至以查办教头“吓诈富家无算，赤贫者按名取结，纳钱释放；少得供据，立与惨刑，至以铁钉钉人壁上，或铁捶排击多人；情介疑似，则解省城，每船载一二百人，饥寒就毙，浮尸于江；殁狱中者，亦无棺敛。聂杰人号首富，屡索不厌，村党连结拒捕”⑤，“以致人心逼反变生意外”⑥。

楚、川、陕三省并起。

面对血腥的镇压，白莲教首领决定在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为丙辰年，三月为辰月，初十为辰日）发动起义。湖北荆州一带为准备起义，制造刀枪，屯积粮食，缝制衣帽，被当地政府觉察，只得在首领张正谟的率领下在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据守灌脑湾，以三百多杆鸟枪、六个栗木炮、几百枝弩箭（箭头都抹了毒药）同前来搜捕的清军对抗。“进山的道路都埋了火弹地雷，四路扎了石卡，卡上都有滚木擂石，地下挖有土坑”⑦。参加起义的群众二万余人⑧，“头上带白布号帽，身上带有黄绫符”⑨。富户聂杰人因不堪胥吏敲诈而与张正谟共同举事。

张正谟、聂杰人倡议之后，湖北纷纷响应，“荆门则有熊道成、陈德本破当阳县，跨其城池；南则有杨子敖起来阳，谭贵起旗鼓寨；郧阳则有曾士兴、曹海阳起竹山，破竹山、保康；汉阳则有楚金贵、鲁惟志起孝感；宜昌则有林之华、覃起耀起长阳”⑩。

该年九月，四川东乡、巴州及川东、川北各地亦相继举兵，“徐添德与弟添寿、王登廷、张泳、赵麻花起达州；王三槐、冷天禄与张子聪、庹向瑶、符日明起东乡，破东乡；罗其清、苟文明、鲜大川起巴州；通江则有冉文俦、冉添元诸贼;太平则有龙绍周、唐大位、王国贤等”，“大股数千人；小股千余人，下者亦数百人”，“扰四川”。同年十一月，陕西白莲教揭竿而起，“冯得仕踞安康之将军山；翁禄玉、林开泰起米溪；王可秀、成自智起安岭；胡知和、廖明万、李九万起汝河、洞河”，于是三省白莲教并起。

王聪儿、姚之富转战楚、川、陕。

王聪儿，又称齐王氏，世称“齐二寡妇”，襄阳人。“襄阳县总差役齐林娶为第四妾，居黄龙挡”。齐林系刘之协之徒宋之清的弟子。宋之清原为三阳教徒，后因“徒众日多”，另立西天大乘教，其教义与三阳教无异。乾隆五十九年，刘松教案发，宋之清、齐林均被逮杀，同时被杀者，“凡一百余人，悬齐林首于小北门”。“齐林之徒刘启荣、王廷诏、张汉潮、高均德、曾大寿、樊学明之子樊人杰及张添伦、王光祖、姚之富谋为齐林发丧复仇”，“遂以齐林妾齐王氏为主而统属焉”。

嘉庆元年二月初二，王聪儿、姚之富等“聚万人，屯黄龙挡”，揭竿为变，“三月攻襄阳城不克，焚掠樊城而去”。

王聪儿、姚之富部纪律严明，在所发布的告示中要求：“经管头目，务须严加管约弟子，毋许一人滋事”；“弟子住札营房，各归各营，毋许乱营混杂”，“毋许酗酒撒泼，偷窃物件”；“出阵斗勇务须奋勉踊跃，争先上前，毋许一人退后”；“遇有妇女，毋许**，违者立斩”。

该部坚持流动作战，避敌锋芒，姚之富叮嘱部下：“断莫与官兵接仗，遇见时即四散奔走，总要官兵不知我们出没才好”。“俟官兵追逐疲乏之时，再拚死上前抗拒，若敌不住，再逃不迟。”嘉庆二年（1797年）正月，王聪儿、姚之富将所部分为三路，进入河南，袭南阳，攻嵩县，相继在裕州煤炭坡击败清军。该部流动范围从一省扩至楚、豫、陕三省，在行进中“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唯数百为群，忽合忽分，忽南忽北”，以牵制清军之势。而“陕、楚接壤一带大山，素习邪教之人，处处皆有”，此次各股义军“过郧西、商南、商州一带，随入逆伙者不下数千”。“山阳县属，山僻村庄，邪教尤多，竟有自焚其屋随去者”，难怪清朝廷将领发出“贼愈杀而愈多”、“兵日添而日少”的惊叹。同年五月，三路军会师于镇安，在表带铺大败清军，击毙护军统领阿尔萨瑚，旋又在王家坪设伏，重创尾随而至的清军。六月，王聪儿、姚之富率部强渡汉水后，兵分三路入川，穿越大巴山，抵达通江、达州，在东乡与四川义军会师，“延亘三十余里”。

王聪儿、姚之富有与四川义军合并之意，但却遭到四川方面的拒绝，王三槐说：“我们四川地方犯不着叫他们湖北的人糟踏”，致使川、楚义军彼此防范，不能团结对敌。兼之川东人烟稀少，粮食供应困难，王聪儿、姚之富决定率主力返湖北，留李全、樊人杰等在四川转战。

嘉庆二年八月，王聪儿、姚之富所部二万人由兴山北上，再攻襄阳。清朝廷“诏发吉林、黑龙江索伦兵三千，令侍卫惠伦、都统阿哈保以木兰进哨兵百余为先锋，并解察哈尔马八千匹赴河南、湖北”。九月，义军在关庙河歼灭副都统丰绅所部二千清军，又在郧县草甸设伏，击毙护军统领、御前侍卫惠伦。但义军攻取襄阳的计划，却因清军防守严密未得实现，王聪儿、姚之富等遂率军西入陕西，与从四川北上的李全、樊人杰部在兴安会师。

为了对付义军分股流动作战，清统治者责成参加围剿的将领“各办各贼”，“其各自为战”，令宜绵对付王三槐、徐天德、罗其清、冉文俦部义军；令额勒登保对付覃加耀部；令惠龄、恒瑞、庆成对付李全、樊人杰部；令德楞泰、明亮等追剿王聪儿，姚之富，而且“劲兵健马，俱在明亮、德楞泰一路”。

为了打破清军以重兵围剿的局面，王聪儿、姚之富兵分四路出击：以王聪儿、姚之富为一路；以王廷诏、高均德为一路；以李全、樊人杰为一路；以张汉潮、刘永泰为一路。嘉庆三年初（1798年），王聪儿、姚之富进抵汉中东部，吸引清军，高均德率一支褊师强渡汉水后穿越秦岭，直逼西安，“全陕震动”。明亮“遂舍齐王氏，率大兵八千驰赴汉中”。王聪儿、姚之富乘机从西乡奔石泉，在黑石头渡汉水。该年三月，王聪儿等与高均德等会师，奔镇安、山阳、商州。李全、王廷诏等则从城固北上，出宝鸡、岐山，攻郡县、周至。

青花福寿缠枝莲纹扁瓶王聪儿、姚之富一路被清朝廷视为“贼中首逆”，清军集中优势兵力追剿。该部义军入陕后一直被围追堵截，在山阳县的石河、宽坪一带接连被围，退至湖北郧西的三岔河。三岔河两旁俱是高山峻岭，义军“从沟口窜出大路”，郧西知县孔继擀率乡勇数千堵住沟口，前有乡勇堵截，后有清军追击，义军只能攀上山梁，“奔突冲口”，冲击多时仍不得突围。王聪儿、姚之富部八九千人被困在左右两个山梁上。清军得知王聪儿、姚之富被困在名为卸花坡的左边山梁上，便集中全力攻击。王聪儿、姚之富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跳崖身死。

但张汉潮、高均德、王廷诏、樊人杰等依旧率部众转战川、楚、陕。嘉庆四年（1799年），张汉潮在陕西阵亡，高均德在四川被歼；一年后齐国谟（齐林之侄）在仪陇战死；嘉庆六年（1801年），王廷诏在川陕交界的鞍子沟兵败被杀。直至嘉庆七年（1802年）樊人杰在竹山被歼，黄龙挡起事的义军才被彻底消灭。

罗其清拒守大鹏山。

嘉庆元年十二月，罗其清、苟文明等在方家坪起义，这支义军“占据大神山，连营数十里”。嘉庆三年七月，清军大举进攻，罗其清等率部转移到营山县的箕山，适值湖北义军王廷诏、高均德等率部至。两支义军在箕山“排栅三层山后寨卡林立”，湖北义军“左右立寨依之”，无懈可击。该年九月，清军诱罗其清等率部下山，罗其清中计战败。湖北义军北上，清军分兵追击北上的义军。罗其清乘机派兵六千攻打营山县，袭清军后路，徐天德部则东扼清军渠县饷道，夺取清兵粮草。罗其清旋即将营地移至大鹏山扎营。

大鹏山“宽广一百余里，半属悬崖”，山后“悬削数十余丈”，山前“各隘皆垒石严守”，山寨周围分立卡隘，寨内屯积粮食。同年十一月，清军兵分四路围困大鹏寨，纵火焚寨。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清军从南面、西面突破山寨防线，罗其清率部从大鹏山撤离，退守虚空寨，再次被围，在向方家坪突围的过程中罗其清被俘就义。

冉文俦、冉天元血战四川。

冉文俦及其侄冉天元、冉天泗等在王家寨起义后，一直活动在川北一带，一度曾与罗其清据守大神山。大神山失守后，冉文俦等率部投奔已在箕山扎营的罗其清，罗其清却“不许上山”，冉文俦等只得“退据通江，在地势险峻的脂麻坝建造工事，分筑寨门，外设木城三座”。嘉庆三年腊月三十，清军逼近通江营寨，双方展开激战，义军击毙清守备何胜华等人，冉文俦在率部突围时，受伤被俘，旋即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