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四大事还是我办（第1页）

四、大事还是我办

太上皇帝没参加授受大典之后在太和殿举行的嘉庆皇帝的登极大典。在乘舆还宫的一路上，太上皇帝的心情也一直很好，然而，当他回到已居住了六十年之久的养心殿时，一种莫可名状的失落感慢慢地弥漫了整个胸臆。

养心殿位于乾清门以西、遵义门之内，在一个三合式的院落中。坐北朝南便是养心殿的正殿，正殿明间设有皇帝御座，东、西暖阁则可备召见军机大臣和起居燕闲之用。这座殿庭与乾清官隔墙相望，在宫廷中位置适中，北边与嫔妃所居各宫相接，南边则密迩国家中枢——军机处。因此，养心殿虽不如乾清宫宏伟壮观，却以其舒适的环境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乾隆皇帝相中，自即位以来，不仅召见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在此，引见官员在此，而且饮食起居俱在于此。六十年了，这里的一窗一几，一字一画，一草一木，皇帝都那样熟悉。如今，已经到了他告别宵旰寝兴六十载的养心殿，移居早已修竣备用的宁寿宫的时候了，太上皇怎能不有一种怅然若失的迷茫之感呢?

其实，太上皇对终有一日要归政退闲是早有充分思想准备的。

圆明园中有一处景点叫“问津堂”，那不过是假山上的三间朴屋而已，而上面却有雍正皇帝御书题额“问津”二字。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皇帝偶幸此地，用陶渊明《归去来辞》中语，亲题“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一联。四十年后，皇帝在“问津堂口号识语”中说他当时乃“有意所题”，说明白一点，“鸟倦飞而知还”的心早已有之。

如果说此联语不过是皇帝当年无意所书，不足为证，那么，修葺宁寿宫，则表明皇帝正在切实准备归政后的颐养之所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皇帝特命在宁寿宫修一“养性殿”，规模结构要“一如养心殿之制”。养性殿告成，皇帝题句云：

养心期有为，养性保无欲。

有为法动直，无欲守静淑。

可见，皇帝已为自己归政后“无欲”、“养性”作了心理上、物质上的准备。直到乾隆六十年，即归政前夕，皇帝仍然未改归政后移居宁寿宫养性殿，从此“优游无为”的初衷。

当乾隆完成了授受皇帝玉玺典礼，走下皇帝宝座，第一次以太上皇帝的身分回到养心殿后，才慢慢地品味出，自己内心深处并不完全是出于安土重迁的心理，对住惯了的旧居的那种难以割舍之情，除此之外，还有比这更深刻的因由——养心殿这座寻常的殿宇集中体现了国家最高权力的所在。

皇帝依恋的是权力，他的失落感归根到底是权力的失落。

皇帝还不愿养性无欲，他宁愿养心有为!

皇帝在交出“皇帝之宝”，告别太和殿皇帝御座之后，绝对不能远离国家最高权力中心之外，哪怕仅仅是形式上也绝不可能!

为乾隆皇帝精心营建，以作为归政后退闲颐养天年的，包括养性殿在内的宁寿宫，算是国帑虚掷了；圆明园内的长春园亦建而未得其用。对此，太上皇帝曾抱愧地写过一首题为“问津堂口号”的小诗：

四十年前问津处，知还出岫寓心书。

长春园建斯无用，日引月长过在予。

谁也不敢质疑的事实是，在太上皇乾隆有限的余生中，始终占据着本应嘉庆皇帝“宵旰寝兴”的养心殿。据太上皇自己强辩，说什么“仍照常居此，非惟自便，兼欲便于大小臣工也”。在另一处他说得似乎更坦率一点：“予即位以来，居养心殿六十余载，最为安吉。今既训政如常，自当仍居养心殿，诸事咸宜也。”

乾隆的留恋权力，在当时就有各种传闻。据来华朝鲜使臣所述，乾隆当内禅时，并不想将“大宝”交给嗣皇帝：

传禅时，“临当受贺，高皇帝（按指乾隆）不肯与大宝，则刘墉止贺曰：“古今安有无大宝之天子?”遂即入奏高宗曰：“陛下不能无系恋天位之心，则传禅可已；传禅而不与大宝，则天下闻之，谓陛下如何?”半日力争，卒大宝而出，始行庆贺礼。

刘墉是乾隆朝名臣刘统勋之子，时任吏部尚书，以刚直闻名于世。乾隆禅位若真的不肯交出“皇帝之宝”，刘墉挺身进谏并非全无可能的。但传位大典，缺少乾隆父子授受“皇帝之宝”这一幕，令人难以置信。乾隆授宝一节，在传位大典前早已奉旨议准，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十六日皇帝谕旨中说：

朕纪年周甲，于丙辰（嘉庆元年）元旦举行授受大典，王公等及文武百官庆贺礼成，本应筵燕，但是日朕临御太和殿授宝后，嗣皇帝御殿登极，若于是日复举行筵燕，仪节未免繁缛，是以初四日特举千叟宴盛典，胪欢申庆，宣恺颁酺，即以示元正授政。

据此，不仅可证传位大典前半个月乾隆已明示“授宝”，而且，嘉庆元年（1796年）正旦传位、登极大典的当天也没有举行照例的“筵燕”，而是改在正月初四千叟宴时一并举行了。朝鲜使臣所记上述传闻不尽可信，不过，外间毕竟多少窥知一点乾隆有“系恋天位之心”，于是才造出种种流言。

“系恋天位之心”不仅从太上皇乾隆未移居宁寿宫一事可以得到某种暗示，而且传位嘉庆皇帝不久，太上皇即通过敕旨，明白无误地宣告：“大事还是我办!”

嘉庆元年正月十九日黎明，朝鲜进贺使李秉模接到礼部知会，即速前往圆明园。太上皇帝在“山高水长”召见朝鲜、安南、暹罗等国使臣。“山高水长”在圆明园西南隅，那里楼阁层叠，登楼临瞰，远山如黛，楼前则是一片开阔地带，每年新正在这里陈设各色彩灯，施放焰火，以款待来朝的各国使臣及蒙古、回部王公等。当朝鲜使臣午后赶到这里时，太上皇即命前来觐见。朝鲜使臣李秉模记述了乾隆以太上皇身分召见属国来使的情况：“礼部尚书德明引臣等及冬至正、副使至御榻前跪叩，太上皇帝使阁老和珅宣旨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路辽远，不必差人来谢恩。’通官以我国音传于臣等。”李秉模回国后，还向朝鲜国王汇报了太上皇召见时侍坐一旁的嘉庆皇帝的状貌举止：

新皇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

这个朝鲜使臣接着含蓄地说：“于此亦有可知者矣。”“可知”什么，他没有说。其实，嘉庆皇帝在太上皇旁边如影随形的举止，除了表明嗣皇帝韬晦之状外，正好作为太上皇“大事还是我办”这句话的生动注脚。

太上皇帝乾隆为什么如此热恋权力?

如果仅仅用权力可以保障穷奢极侈的享受来解释的话，可能会失之肤浅。须知清帝为“家法”所拘，自有“勤政”传统；而“勤政”二字，对清朝皇帝而言，不能完全视之标榜。康熙饱尝为帝之苦，所言尤为深切：

朕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括耶?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一人耳。若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鞠躬尽瘁，诚谓此也。

雍正更是个苦行僧式的皇帝，他白天接见廷臣，引见官弁，夜晚灯下批阅奏折，往往至二鼓、三鼓。全部朱笔手批，有的数十言，有的数百言，甚至有多至千言的，从无一字假手于他人。临御四海的十三年间，仅批阅有关重大军政事务的机密奏折即不下四五万件，处理过的日常政务的题本就更不知凡几了。乾隆皇帝恪承“勤政”家法，虽极尽人间享乐，但并未因此而贻误或荒疏政务。他终生保持着卯刻（晨五一七时）起床的习惯，冬天夜长，五更刚尽，天色漆黑一片，皇帝已经从寝宫起驾了。长期入直军机处的赵翼对乾隆勤政有生动描述：

上每晨起必以卯刻，长夏时天已向明，至冬月才更尽也。时同直军机者十余人，每夕留一人宿直舍。又恐诘朝猝有事，非一人所了，则每日轮一人早入相助，谓之“早班”，率以五鼓入。平时不知圣躬起居，自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上自寝宫出，每过一门必鸣爆竹一声。余辈在直舍，遥闻爆竹声自远渐近，则知圣驾已至乾清官，计是时，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

赵翼于是感慨地说：“余辈十余人，阅五六日轮一早班，已觉劳苦，孰如上日日如此?”皇帝的劳苦当寻常无事时犹如是，一遇大战事，军书或深夜驰递宫门，就休想安眠了。赵翼这位深悉内情的军机章京记述说：“当西陲用兵（指准回之役），有军报至，虽夜半必亲览，趣召军机大臣指示机宜，动千百言，余时撰拟，自起草至作楷进呈或需一二时，上犹披衣待也。”

乾隆晚年，一夜只能睡上五六个小时，到四鼓时就醒了，在**辗转反侧等待天明上朝时。皇帝也曾感到为帝之苦，想过平民之乐。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他在一道题为《晏眠》的小诗中说：“质明乃夙兴，斯苦向谁语?问不早朝人，其乐诚何取?”因此，乾隆早就表示过自己盼着“倦勤归老，乃可以释重负而图真乐”的一天。如今已归政嗣皇帝嘉庆，太上皇本来有理由倦勤了，也完全有条件过一种悠哉林泉、置身物外的神仙似的日子，但他仍愿意继续为军国大政而操劳，似乎让人难于理解。

人们可能会问，太上皇是不是感到离开权力后有一种不安全感?这种推想如果用在他的父亲雍正皇帝身上那是再恰当不过了。雍正在位的十三年间，一天也不能离开权力，甚至不敢远离紫禁城。因为他感到身边潜伏着一个又一个强劲危险的政敌，只有靠手中的权力，才能控制别人，战胜对手，摆脱像噩梦一样纠缠着自己的宫廷危机。他严肃刻板，感到工作过度，活得很累。尽管如此，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需要，使他自始至终保持着对政治的热爱，批阅奏折到得意处，往往发出会心一笑。从表面上看，乾隆皇帝酷似其父，他同样热爱政务，热恋权力，同样精力充沛地、不辞劳苦地从事各项政治活动，但父子二人内心深处却有很大差别。乾隆一生不是没有经历过各种政治危机，但总的来说，在他身边足以构成威胁的政治势力已全部被他削平了，制伏了，像雍正朝那样险象环生，随时可能发生宫廷政变的险恶环境已一去而不复返了。作为太上皇，他的至高地位稳如泰山，只要一息尚存，他的权威就不会有丝毫动摇。嗣皇帝是太上皇所立的仁孝之子，只要太上皇感到不惬于心，仍然可以随时把他废掉，更不去说其他哪一个朝中权臣了。与雍正不同，乾隆的被政治所吸引，是因为政治为他提供了成功和达到目的的手段，为他提供了受到他人爱戴和歌颂的机会。他对主政周甲以来的超迈千古的文治武功诚然十分陶醉，但并未就此而满足。太上皇对寿跻七旬实现“五世同堂”不满足，他还期望九旬大寿时喜抱来孙，六世同堂；对“十全武功”亦不满足，他还期望十全之外有新的建树。嘉庆二年（1797年）夏，嗣皇帝琰奉敕旨去北郊地坛主持大祀，太上皇则在圆明园斋宫中修省，祈求天父地母像昔日一样降福于他，他默默祷告：“予荷眷佑之福，武功已纪十全。去冬苗疆平定，现仅余白莲教匪四处窜匿。切愿天地助朕，将教匪渠首擒获，指日功成，于十全之外，冀增一全。”归政以后的太上皇把历代帝王不敢比肩而立的唐尧虞舜都没放在眼里，就连平生最敬服的皇祖康熙皇帝，也以为不及自己。嘉庆二年太上皇曾这样想过：“予六十传位，春秋八十有七，精神康健如常，日勤训政，亲见五代元孙，武功十全，诸福备具，隆于皇祖。”

像乾隆这样如此强烈地希望通过权力来满足自己的成就感、荣誉感的政治巨人，是绝不可能置身权力之外，安安静静看着别人去导演人间这幕最为波澜壮阔、最为动人心魄的政治悲喜剧的。

乾隆漫长一生的最后三年就是这样过来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归政后并未退居宁寿宫，仍在养心殿日勤训政，事无巨细，皆余自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