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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第3页)

“陛下,臣腹内结起一个硬块,且一天比一天肿大——恐怕好不了。”

“是吗?朕再换个御医,给你好好看看。”朱元璋一副关注的神色。

“臣恳乞陛下,恩允臣将这把老骨头,带回家乡调养。”

将老骨头带回家乡,不就离人那块有王气的墓地更近了吗?刘伯温的随口回答,再次触动了朱元璋的心病。他连连摇头,答道:“乡下哪有好郎中?还是在京城治疗吧!”

刘伯温的恳求被顶了回去。

从这天之后,皇帝虽然不断派御医前去探视,但刘伯温的病,却一天重似一天。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三个月后,已是气息奄奄,连话也说不利落了。朱元璋心下一块石头落了地。重病的人经不住路途颠簸,他立刻颁下一道诏书,命刘基“回乡安养”。

洪武八年三月底,刘伯温虽然活着回到了老家,但已经是神智恍惚,不知身在何处。

四月十六日傍晚,刘伯温忽然回光返照,清醒过来,他把两个儿子叫到床前清晰地嘱咐道:

“我死之后,不要成殓安葬。将尸骨用火焚化,骨灰撒到青田的山野间。”

“父亲,不能那样呀。自古以来,哪有这样的规矩?”两个儿子一齐痛哭恳求。

“不准哕唣,你们如果有孝心,就一定要遵办!不然……”后面的话,他没有说出来。

为了彻底解除朱元璋青田有“王气”的疑忌,以保全他的家庭和宗族,刘伯温做出了痛苦的选择。他知道两个儿子最终是会理解自己的一片苦心。喘息了一会儿,他又嘱咐道:

“刘琏,为父珍藏的《观象》、《玩占》等书,等我死后,赶紧送给皇上,万勿转送给别人。”

“儿遵命。啊——”刘琏明白了一切,只能用失声痛哭,回答父亲的嘱咐。

刘伯温又将一封遗表交给次子刘璟,断断续续地说道:“璟儿,切切记住: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于修德省刑,祁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联络。我欲修表上呈,但胡惟庸在,有害无益也。待胡惟庸失宠后,皇上必然思我。如有所问,以此表密奏之。”

说道这里,刘伯温忽然不再出声。眼珠上翻,两眼瞪得大大的,一代天才,撒手而去……

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仍然希望皇帝“修德省刑”,要害之地加强防御。刘伯温真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然而,刘伯温永远也不会知道,是慢性药物中毒,夺去了他的性命!

刘伯温去世后,刘琏按照父亲的遗嘱,将老人的遗骨焚烧,然后撒到山野间。处理完了后事,刘琏直奔京城,向朱元璋敬献父亲的藏书。

得知刘伯温死后没有入土,而是将骨灰抛洒到山野间,朱元璋彻底放了心。看到刘琏泪痕满面的痛苦样子,他忽然有些动容。不由反问自己:“那胡惟庸一而再,再而三地迫害刘基,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呢?”

为了安慰刘基的在天之灵,同时也是为了抚平自己的心灵创伤。朱元璋希望刘琏能留在京城做官。但刘琏坚请为父亲守三年孝,他只得惋惜地点头应允。

三年孝满,朱元璋命刘琏作考功监丞,很快又擢升监察御史。第二年四月,升为江西参政。但刘琏也没能逃脱胡惟庸的网罟,两年后的六月,被胡惟庸的党羽逼迫死了,年仅三十二岁。刘伯温忠良一生,不但自己死后不能入土为安,连儿子的性命也赔上了!

除掉了足智多谋的刘伯温,胡惟庸更是权倾朝野,肆无忌惮,简直就是一只吃人的猛虎。

就像赤手空拳打死老虎的武松,连杀四虎的李逵。御史台衙门里竟然有个不怕被老虎吃掉的御史。此人名叫韩宜,正直清廉,疾恶如仇。他早就看不惯胡惟庸的刚愎自用、横行霸道。刘伯温被害死后,他忍无可忍,愤而上了一道本章,将胡惟庸和他的同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一并进行弹劾:

“险恶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宠,残害忠良,擢置台端,擅作威福。请斩其首以谢天下。”

不料,朱元璋一读到韩宜的本章,竟然勃然大怒。认为是挟嫌报复,排陷大臣。立即将韩宜逮进锦衣卫大狱,严刑拷问。

这样一来,朝臣们更加凛凛慌休,敢怒不敢言。有人找到功勋最高的徐达,希望他能在皇帝面前伺机进言,揭露胡惟庸及其帮凶的劣迹。

徐达何尝看得惯胡惟庸的擅权胡行。可是,眼下这位左丞相不仅圣恩正隆,炙手可热,而且正在打自己的主意。自身尚且难保,焉敢再出头惹事?听罢对方的劝说,忙不迭地摇头拒绝:“哎呦呦,咱可不敢戳那老虎屁股!”

谁知被抓进来的拼命三郎韩宜,却被无罪释放。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说明皇帝对胡惟庸并非无条件宠信。于是,在与朱元璋的一次闲谈时,徐达顺便提起,要注意防范大臣专擅。朱元璋听了,岔开话头,未置可否。

不料,这话立刻传到了胡惟庸的耳朵里。他知道,越是功劳大的勋臣武将,皇帝对他们越是怀有戒心。利用皇帝的疑忌,徐达这棵大树也未尝不可以搬倒。要紧的是,抓住把柄,搞到证据。于是,他派人买通了徐达的老仆福寿,让他随时提供情报,或者乘机干掉徐达。福寿表面答应,却立刻向主人报告了事情的原委。徐达怵然而惊,此后处处小心提防。

胡惟庸的目的一时没有达到。

其实,胡丞相的专擅独断,朱元璋早有警觉。他之所以不动声色,一则是希望胡惟庸为他分忧代劳,二则是暗暗观察胡惟庸和其党羽的言行,什么时候可以除掉。他充满自信,任凭胡惟庸等如何兴风作浪,也逃不出自己的手掌心。但为了预防意外,朱元璋仍然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下达了一道谕旨,“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实封直达朕前。”

这就是说,臣民们可以绕过中书省,直接向皇帝密封上书奏事。

谕旨一出,一片欢呼。胡惟庸心下明白皇帝的用意,但只能装作拥护。只有一个书呆子儒士,上本提出异议。说什么,考之历朝典章制度,还是应由中书省揆度轻重缓急。然后上达为好。那样,既可减却皇帝的劳烦,又不会贻误朝政,一举两得。

但这个关怀皇帝劳烦的建言,却受到了皇帝的严厉斥责。朱元璋在朝堂上声色俱厉地说:

“朕需要的就是‘实封直达’,洞彻下情。为了社稷苍生,朕躬何惮繁剧!好一个糊涂蛋!难道你们都忘了?胡元之世,中书专政,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昏蔽,以致民情不通,酿成大乱,深可为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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