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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第4页)

“主公,依属下之见,登基的事,眼下还急不得。”

“为什么?”

“避开敌人的锋芒,于大业有助呀。”

“说得是。”朱元璋涩涩地答道,“我本来就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

“不妨改‘吴国公’为‘吴王’。等到江南平定之后,那时登基为好。”刘基尽量不使朱元璋扫兴。

“就依军师。”朱元璋只得点头答应。

至三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初一。朱元璋借刘伯温的口气,官升一级,自封为吴王。而在此之前,张士诚与元朝决裂后,将姑苏改为平江府,建立吴国,也是自封吴王。

两位枭雄,为什么都喜欢自封“吴王”?一方面,他们控制的地盘,都是古代吴国之地,更重要的是,都是迷信心理作怪。当时流行着一首童谣:

“富汉莫起楼,穷汉莫盖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

既然“吴家国”应着天意民心,他们争先恐后地自封“吴王”,就不难理懈。不过,张士诚的“吴王”,是老子天下第一。朱元璋却把个有名无实的小明王放到头上——他仍然承认在滁州的韩林儿是名正言顺的大宋皇帝。布告、公文、手令等,均署上“皇帝圣旨,吴王令旨”,足见甘居皇帝之下。后来,人们把张士诚称作“东吴”,而把朱元璋称作“西吴”。

封了王,自然要有王爷的规模气魄。朱元璋立即动手,对军政机构、文武百官,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调整。将行中书省改为中书省,置中书省左右相国。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此时右为上,朱元璋登基之后才改左为上),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汤和为左丞,邓愈、杨璨为参政,汪广洋为右司都事,张昶为左司都事。将负责军事的枢密院,改为大都督府,各翼元帅府改为卫。取消枢密、平章、元帅、总管、万户等杂乱无序的武官名,一律以所统兵员的多少编制序列:有兵五千者称指挥,一千者称千户,一百者称百户,五十者称总旗。十人者为小旗。谏议官设起居注、给事中。监察官设按察司,官吏的品级和朝参礼仪。也都作了严格的规定。

经过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一个封建小朝廷的官僚体制,初具规模。

朱元璋重新加封了这么多的显要官吏,军功卓著的刘基为什么没有一席之地呢?其实,他何尝不想重重封赏这位功勋卓著、倚之如干城的军师,但刘基坚辞不受。他义正辞严地说道:“主公,官阶俸禄,刘基早已视为身外之物。我之所以挂剑出山,一则是主公的竭诚敦促,二则是想助主公一臂之力,早日成就大业,岂有他哉?如主公执意勉强,刘基只好挂冠归山,老死园圃。”

人各有志,朱元璋不便勉强。从此以虚衔“军师”称之,私下交谈,常常亲切地以“老先生”相称。

随着官僚制度的逐步健全,机构的大批增加,官吏出现了大量缺额。朱元璋命令中书省广泛搜罗人才,并特地下达了一道谕旨,申明选拔人才的必要和诚意:

自古圣帝明王建邦设都,必得贤士大夫相助,以成至治。今土宇日广,文武皆缺。卓荦奇伟之才,世岂无之?或隐于山林,或藏于士伍,非在上者开导引拔之,则在下者无以自见。自今日起,能有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必须具实上奏。倘若该人虽不能文章,而识见可取,允许诣阙面陈其事,吾将面试之。所有郡县官,年五十以上者,虽练达政事,而精力既表。令有司选民间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资性明敏、有学识才干者,选拔至中书省,与年老者参用之。十年以后,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于事。如此,则人才不乏,而官吏得人。尔中书省其下有司一体遵照办理。

从此之后,对官吏的选聘征拔,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朱元璋所规定的青老年并用、取长补短,以保证政事连续性的设想,今天看来仍然颇具见地。

刘基等幕僚提醒朱元璋,官吏的晋封,机构的增置,都是容易的事。而在“正人心”,即建立适应新制度的纲常礼法方面,却是更大的难题。纲纪不立,则君臣无序。无序则无威,做不到令行禁止。朱元璋谨记谋士们的教诲,大抓纲纪礼法。他最为担心的是一起浴血奋战的那帮淮西旧人,平时见了面,开口你我,称兄道弟,常常连“大元帅”都忘了称呼,实在是不成体统。于是,他先从最高将领入手。

这天,朱元璋把徐达、常遇春、汤和等淮西旧人召来,娓娓训教:“为了天下百姓,你们力劝我封王。你们可知。立国之初,首先要建立的是什么?”见部下沉默不语,他进一步开导道,“是纲纪、礼法。元朝纲纪不振,礼法不立,以致主荒臣肆,威福下移,号令不行,人心涣散,以致天下大乱。你们既然拥戴了我,就要像将相大臣那样辅佐于我,个个以元朝的失误为镜子,戮力同心,以成功业。”

常遇春大咧咧地答道:“嘿!大哥,你尽管放心好啦:为了让你当好大元帅,我等甘愿抛头颅、洒鲜血!”

“常平章,”朱元璋不快地喊着常遇春的官衔,“刚说到礼法,你就违了礼法。大元帅是从前的称谓,以后奏事要称吴王!懂吗?”

常遇春一愣,急忙答道:“是。以后有事,对大哥只称大……不,只称吴王。”

“嘿嘿,‘大哥’也不能再叫,懂吗?”朱元璋被逗笑了。旋即正色说道:“礼法,就是国家的纪纲。礼法立,人心定,上下安。立国之初,难免有些疏忽,以后可得时刻着意呦!”

这就意味着。往后处处要按礼法办事,不能以为大家是一块从刀丛箭雨中滚爬过来的患难兄弟,就可以拍着肩膀,扯着袖子,呼兄喊弟,乱套近乎!要牢牢记住上下尊卑、君臣名分。

朱元璋不但时时刻刻以礼法、尊卑,在治国安民中的重要作用,谆谆教训部下,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连坐立的姿势、捋须的神态,谈吐的语气,也像变成了另一个人。

不料,正了上,忘记正下。刚过去了没几天,朱元璋就听说大功臣徐达、常遇春的亲戚奴仆中,有人恣肆骄横,逾礼越法欺凌百姓。他立刻把徐达、常遇春叫去训示。

“有人告发,你们两家的亲戚、家奴,有的欺凌妇女,有的仗势欺人。可有这事?”两人一坐定,朱元璋便声色俱厉地质问。

徐达战战兢兢地答道:“末将常年征战在外,家里的事,疏于过问,也许是有的。”

“吴王,等末将回去查明了真相,一定严惩不贷!”常遇春也慌忙保证。

“唔,这便才是。”朱元璋怒气稍减,“往后,你们不仅要带好手下的将士,更要管严自己的亲戚和家奴。小人无忌惮,必须及早惩治。就像治病去根一样,若是隐瞒姑息,也要跟着吃亏受害。等到我来替你们管,可就晚了。”

接着,朱元璋讲了一通以礼法治人,并严以律己的道理。然后话锋一转。讲起了一个古人的故事:

据《三国志))上记载,孙权有个臣子名叫诸葛恪,其父诸葛子瑜面部狭长。有一天,孙权同臣下在一起吃酒闲聊,忽然命人牵来一头毛驴。驴脸上竟然题着“诸葛子瑜”四个大字。众人正在惊讶,诸葛恪立刻提笔上前,缀上了“之驴”两个字。这样,便成了“诸葛子瑜之驴”。众人拊掌大笑,齐声夸赞诸葛恪“天资聪敏”。但诸葛恪却心下怏怏不快。

讲完这个故事,朱元璋严肃地说道:“君臣之间,理应以敬为主。敬是礼之本。故,礼立,而上下名分定,名分定。而后名正;名正,方能天下治。那孙权,乃堂堂一国之君,竟然不知自重,不仅轻易与臣下戏耍谈笑,而且污辱臣子父亲的尊严,大失君臣之道。诸葛恪虽然有才辩,当场化骂为笑,但不能据礼法力争,为其父雪辱,有失孝敬之礼。你们看,君臣父子之道,都遭到践踏!故而,君臣之间,一言一行,都要十分谨慎守礼。”

“末将知道了。”徐达、常遇春同声作答。

朱元璋之所以喋喋不休地对大将们发出警告,这显示出他的一块心病:朱元璋最不放心的,就是那些一起渡江,特别是一起种过田、放过牛的童年朋友。如今他们个个成了赫赫功臣,如果仍然把他看成“老伙计”、“小重八”,忽略了君臣礼数,他堂堂吴王的威严怎么维护?

朱元璋的苦心没有白费。公开场合谆谆训示。私底下娓娓教诲,部下们的礼教意识大为提高。再也没有人敢于在他面前,嘴里喊着“吴王”,却拍肩膀,扯袖子,挤眉弄眼,嘻嘻哈哈。纲纪一派肃然,上下气氛大变。如今,不论是谁,到了他的面前。总是垂手站立。毕恭毕敬。除了回答“启奏”、“不敢”、“是是”、“遵命”,再也听不到别的措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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