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第三辑 文臣篇（第4页）

包拯之所以能成为民间口口相传的断案高手包青天，这和他的仕途履历脱不了干系，尽管包拯踏入官场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不是担任有关刑狱断案的官职，但是他也的确长时间的担任过监察御史、御史中丞等类似现在高级检察官一类的职务，而且，包拯担任这类官职的两个时间节点很重要，第一次是在赵祯尝试推行"庆历新政"时期，第二次是"庆历新政"宣告失败多年后，赵祯试图再度重启新政改革尝试阶段，任何时代的任何改革，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整顿吏治，因为只有肃清官场毒瘤和反对分子，政令才能得到有效执行，改革才能推进下去。

毫无疑问，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御史中丞等官职期间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赵祯打击贪官污吏、整顿官场纪律，在这个过程中，铁面无私的包拯不畏强权、执法严峻，以高调张扬的反腐手段迅速做出了一番政绩，也迅速在民间得到了大批百姓的拥护与称道，让他"包青天"的名声越来越响亮，自古以来，包拯的形象就被不断的进行文学加工，虚构各类事迹、渲染其道德人格魅力，最终形成了我们如今所熟知的"包青天"这个文化符号。

到了南宋时期，随着民间说书人的流行，各种包拯断案的故事开始被丰富起来，古来许多流传于民间的精巧断案故事，被不断叠加到包拯身上，在充满趣味性的同时，也受到了广泛传播，元明清三朝，随着演义小说、戏曲戏剧文化的流行，包公断案的故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传播，将"包青天"这个人物形象，逐渐推高成了古往今来第一神探，而且更重要的是，很多有关包拯的传说，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确有其事，这就让"包青天"的形象更加具有现实说服力。

比如，正史记载包拯曾经担任过端州知府，而端州盛产进贡皇室所用的"端砚"，当时历任端州知府都会本着近水楼台先得月，让当地工匠在完成既定数额贡品砚台的前提下，再多为自己生产一些同样品质的砚台，好拿去官场打点关系、拉拢人情，包拯在担任端州知府的时候，不但不会要求工匠为自己生产砚台，就连当地乡绅主动送上来的端砚，包拯也绝不收下，后世由此创作了一则《包公掷砚》的故事，上世纪七十年代，包拯墓被发掘时，在他的墓中只发现一方普通砚台，果然没有上好的端砚，历史的真实和传说演义相互呼应，更加印证了包拯其人清正廉明的高大形象。

"包青天"形象被广为传播的背后，既源于包拯这个原型人物的传奇事迹和人格魅力，更重要的是，古往今来民间百姓对司法公正的深切渴望，以及对强权阶层的精神反抗，在司法体制不健全、缺乏制度保障的古代封建社会中，底层百姓面对不公，只能寄希望于出现如包拯这类品德高尚、不畏权贵的清官来为自己主持公道，这种大众心理也让包拯从一个历史人物变成了公平正义的文化符号，而在中国人心中，"包青天"是神圣的，他道德完美、断案能力超常、敢于对抗强权，几乎无所不能。这种神化包拯的文化过程，让包拯"包青天"这个人物逐渐脱离历史人物的范畴，成为一种文化象征和信仰对象，是中国人心中永恒正义的化身。

14、司马光（上）：守旧派势力的话事人

提起司马光，就不得不提他身上最著名的三个标签：砸缸救人的神童、《资治通鉴》作者、王安石变法反对派代表。

"司马光砸缸"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之前有人以宋朝不能烧造瓷器大缸为由，质疑这个事情的真实性，但这样的质疑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最早的记载中，司马光也不是砸缸救人，而是砸破陶瓮救人，只是在近现代的传播中才将"缸"和"瓮"混淆，最终形成了误传，所以更准确来说，这个故事的名字应该做做"司马光击瓮"。而且，"司马光击瓮"的记载最早见于北宋时期的《冷斋夜话》一书，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大概在哲宗后期或徽宗初年，也就是距离司马光去世仅仅二十多年后，所以真实性和可信性还是非常高的。

司马光只比王安石大两岁，他们两个人的出身和前半生经历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也是出身于一个小官宦之家，因为家族的关系，司马光自幼就认识了很多当时的大儒、名士、名臣，为之后的仕途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司马光二十岁那年，高中进士甲科后前往地方上，做了六七年地方官，然后又在其父亲好友庞籍的提携下入京为官，在京城的几年里，司马光先后担任过国子监直讲、馆阁校勘、贡院属官、史馆检讨等职位，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在京城为官的几年，主要做的都是一些学术研究工作，在此期间，司马光还以直言敢柬而闻名于朝堂，只不过司马光的进谏内容，大多都倾向于劝说赵祯做事、施政要恪守儒家纲常、维系儒家传统礼教，比如，反对赵祯提高某个宦官的葬礼规格、反对赵祯赐给某个平庸大臣高规格谥号。

尽管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司马光在京城做官时，对赵祯的这些劝谏之言，不过都是些拘泥于死板儒家规矩下的小事，但是对于那个十分崇尚儒家的大宋王朝来说，司马光做的这些事情也尤为重要，至少司马光本人就是这么认为的，这也能解释他后来为什么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么一个迂腐守旧的人，在司马光三十多岁的时候，随着提携他的庞籍被贬官，司马光也跟随他离开京城，前往地方上任职，尽管司马光这次外迁，在官职地位上有所下降，成了半个"在野党"，但是他在天下文人中的声望却不降反升，隐隐中已经有了一丝文坛领袖的风范。

司马光在文坛名声鹊起的这几年，正是仁宗时期的嘉祐年间，这一时期跟他年纪相仿、知名度不相上下的还有王安石、吕公著、韩维，他们四个人也被当时的读书人并成为"嘉祐四友"，大概就是因为有"嘉祐四友"这一说法，导致一些人理所应当的认为司马光、王安石、吕公著、韩维四人因为同朝为官又年纪相仿，必然兴趣相投、相交甚密，但是根据现有的历史考据来分析，在嘉佑年间这四人之间的交集很少，肯定不能算是挚友关系，所以"嘉祐四友"这一说法，只是世人基于他们在当时名声相当之下的一种并称而已。

从司马光二次返京为官到赵祯驾崩的这五年时间里，一心想要做出一番成绩的司马光，直接向赵祯递交的奏疏就将近两百封，这些奏疏虽然内容各不相同，但已经基本可以反映出司马光的三大政治倾向：其一，崇尚遵循儒家礼教规矩治国理政；其二，提倡上层社会行节俭之风，通过节流缓解社会矛盾；其三，反对激烈变革手段治国，以免引起不可控的社会动**。

这样的政治理念贯穿了司马光的整个后半生，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理念，让司马光在日后成为了王安石变法的最著名反对者，并引领一大批反对派拥趸形成了，当时朝堂上最大的一股守旧派势力，司马光也很有威望了当上了这股势力的话事人，为大宋王朝中后期激烈的党争埋下了隐患。

最终，在六十八岁这一年病逝，赐谥号"文正"。

15、司马光（下）：耗尽半生心血的《资治通鉴》

赵祯驾崩后，继位的赵曙和皇太后之间由于没有血缘关系，互有嫌隙之下生出了不少矛盾，司马光两头劝解，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赵曙和皇太后之间的矛盾，避免了后宫矛盾进一步升级影响国事，司马光也因为调解两宫矛盾，得到了赵曙和皇太后的高度重视，在赵曙在位的几年时间里一路平步青云，被赵曙授为龙图阁直学士，成了皇帝近臣，赵曙还专门为司马光设立崇文院，命他主持编修《历代君臣事迹》，也就是后来《资治通鉴》。

赵曙驾崩后，年轻气盛的赵顼继位后，早就对王安石仰慕已久的赵顼马上招王安石进京，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将他提拔到了宰相的位置上，开始任用王安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变法，在王安石的众多反对者中，苏轼和司马光的名声是最大的，但是古往今来，世人总会对才华横溢、性情洒脱的苏轼多几分包容，称他是温和的反对派，并认为如果王安石能够听从苏轼的建议，王安石变法未尝不能成功，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苏轼是温和的反对派不假，但司马光其实和苏轼的立场完全一样，只是世人对他误解太深，枉顾事实的认为，他是只顾个人和家族利益，而不顾国家整体利益的顽固守旧派。

司马光是王安石的反对者不假，但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并不是持一概否决态度，司马光和苏轼一样，更多的只是反对王安石使用激进的手段，去进行急于求成的改革变法，而且，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内容，提出的一些质疑也并非没有道理。比如，王安石在他的几项经济改革举措中，强调使用国家调节的手段去抑制大地主、大商人兼并下层利益，以此达成平衡贫富差距、缓解阶级矛盾的最终目的，但是司马光却认为，在过分强调使用国家调节手段的过程中，无疑会放大朝廷官员在国家经济活动中的地位，这样一来，如果没有成熟的制度去抑制官员权力、以及行之有效的监督手段去监察官员行为，那么这种改革就必然会催生出大范围的官场腐败行为，动摇国家统治根基。

左倾和右倾之间的矛盾、对立是永恒不变的，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的这段历史公案，即发生在北宋中期，也在历朝历代不断重演，只不过规模大小有所不同而已，尽管因为改革变法阻力太大，王安石变法只推行了四五年，就被迫停止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但至少在赵顼一朝，赵顼就始终没有完全放弃过改革变法的初衷，司马光这些反对派在赵顼时期，也不算取得完胜，但是等赵顼死后，继位的赵煦当时还不到十岁，掌握的太皇太后曹氏是坚决的变法反对派，她启用司马光为宰相，下令停止了所有改革变法举措，在这个过程中，司马光虽然是宰相，但其实主导权主要还在太皇太后曹氏手里。只不过这个曹氏在历史上名声不太显著，所以王安石变法最大反派的这顶帽子就被结结实实的扣在了历史名声更加显著的司马光头上。

赵顼死后一年，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同一年内相继去世，这对冤家同僚难得的默契了一回，

司马光人生后二十年中，不光只有和王安石之间的恩怨，还有凝结了他耗尽半生心血的《资治通鉴》，《历代君臣事迹》从赵曙年间开始编修，到赵顼继位那一年初步成书，赵顼取"鉴于往事，有资治道"之意，给这部司马光主持编修的编年体通史著作重新赐名为《资治通鉴》。此后二十年，司马光仍然不断补充、完善、校对《资治通鉴》的内容，最终才留下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史料丰富、体例严谨，以史为鉴、明辨得失，凝聚了深刻的历史洞察和治国理政的智慧，用司马光自己的话来评价那就是："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

16、范仲淹（上）：三起三落的官场之路

范仲淹，字希文，大宋王朝太宗、真宗、仁宗时期文臣，官至宰相，追封"魏国公"。

范仲淹原本有一个还算不错的家世，相传他是范蠡的后人，他的先祖是唐朝睿宗时期的宰相范履冰，他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也都是官员，只不过在范仲淹出生一年后，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从此家道中落，范仲淹的母亲后来又带着他改嫁给了一户家境一般的朱姓人家，范仲淹也改名为朱说，直到后来范仲淹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才了解了自己原本身世，并在科举及第步入仕途后归宗复姓，改回本名范仲淹。

此时，范仲淹已经年近四十，但他没到一任职所，依旧兢兢业业做事，只为朝廷和百姓分忧解难，不问自身前程。皇天不负有心人，用心做事、能力出众的范仲淹终于迎来了自己的人生贵人，先是在江淮漕运张纶的举荐下做了兴化县令，不久又在晏殊的提携下担任应天府府学一职，执掌应天书院教席，应天书院就相当于我们当今的清华、北大，是北宋时期最高学府之一，简单来说，范仲淹就相当于做了应天书院的校长，让他有了培养自己门生的便利。

范仲淹为人处世十分务实，应天书院在他的管理下，学风也焕然一新，倡导时事政论，趋向务实。范仲淹的名声也随之日渐响亮，此时，范仲淹已经整整四十岁，他也第一次拥有了可以向朝廷最高统治中，枢递交奏疏陈说自己建议的权限，于是范仲淹根据自己对于朝廷积弊问题的看法和解决建议，写成了一篇万余字的《上执政书》递交给了朝廷，奏请朝廷提高隐患意识，尽快改革吏治，裁汰冗员，重整军队，尽管范仲淹的这封《上执政书》没能让当时的大宋朝廷最高层改变执政方式，发起改革，但是范仲淹还是引起了他们的重视，将范仲淹招入京城为官。从范仲淹这次入京，到他被赵祯重用，在这期间范仲淹因为他的直言敢柬，历经三起三落，他每一次被贬声望反倒更高一重，所以范仲淹这三起三落也被后人称之为"三光风范"。

范仲淹进入京城时，赵祯十九岁，早已经到了亲政的年纪，但是垂帘听政的太后刘娥却迟迟不愿还政，朝中其他大臣出于自保，也不都不敢上书要求刘太后还政给皇帝，范仲淹不惧个人得失，毅然给刘太后上书，请求还政于皇帝，在范仲淹这封上书石沉大海后，范仲淹又在刘太后生辰之际，站出来以"皇帝有侍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为由，试图阻止赵祯率领百官朝拜刘太后，因为此事，范仲淹得罪了刘太后，很快被贬出京城。

几年后，刘太后去世，赵祯把范仲淹召回京城，任命他为右司谏，但是范仲淹这次重回京城仅仅不到一年时间，就又因为直言进谏阻止赵祯废后，被赵祯贬出京城，两年后，范仲淹因为治理苏州水灾有功，再加上朝中支持同情他的官员不断呼吁下，赵祯再度将范仲淹召回京城，先后任命他为国子监监事、吏部员外郎、开封府知府等职位，此时，范仲淹虽然还不算进入了朝廷决策中枢，但是身份地位也已经很高，尤其是他的名望甚至已经隐隐压过了当朝宰相吕夷简，范仲淹这次回到京城，因为不满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党羽把持朝政，开始频繁跟吕夷简产生矛盾，为了劝谏赵祯疏远吕夷简，范仲淹进献《百官图》，以此讥讽吕夷简任人唯亲，而吕夷简因为之前投赵祯之所好，全力支持赵祯废后，得到了赵祯的宠信，因此，范仲淹进献《百官图》不但没能达到劝谏赵祯疏远吕夷简的目的，反而又置自己于不利境地，第三次遭到被贬出京。

17、范仲淹（下）：先天下之忧而忧

范仲淹因为耿直进谏，导致仕途起起落落，范仲淹的妻子也在他第三次被贬时客死他乡，仰慕范仲淹的梅尧臣作了一首《啄木》诗和一篇《灵乌赋》送给范仲淹，劝他今后做事多一些圆滑，少一些耿直，学报喜鸟莫学乌鸦报凶讯"招唾骂于里闾"，范仲淹回送梅尧臣一篇《灵乌赋》，表明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志向，在范仲淹第三次被贬离京不久，李元昊建立西夏，并挑起了与大宋之间的战争。此时距离澶渊之盟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大宋王朝这三十多年来无大型战争，承平日久之下，原本就相对孱弱的武备力量，更加缺乏战斗力，战争刚开始没多久，就在三川口遭遇了一场大败。

消息传回京城，朝野震动，赵祯此时方才切实的认识到了朝廷长期积弊带来的国家整体力量的受损，也终于意识到了改革弊政、重振国威已经迫在眉睫，而这一次战争也彰显了范仲淹十年前上奏的那一封《上执政书》多么有先见之明，在朝臣的呼吁声中，赵祯第三次将范仲淹召回京城，命他担任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在听取了范仲淹对这场战争以及改革朝政的建议后，赵祯又任命他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派他和韩琦一道前往西北、临阵督战。

范仲淹来到西北后，将前线军队分为六部，每部置一将，分部训练，轮流御敌，逐渐扭转战局，反败为胜，很多人不太清楚的是，大宋名将狄青就是在范仲淹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督战西北战事期间，被尹洙引荐给范仲淹，并得到了范仲淹的器重提拔，才得以从一个下层将领，迅速在两年内成长为了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率军击败西夏。

范仲淹在西北三年，在他的领导下，西夏李元昊节节败退之下，只好向大宋请求议和，战事结束后，范仲淹返回京城，被授予了枢密副使和参知政事，身兼军政两大要职，正式拜相，他的四名支持者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也被赵祯任命为谏官，至此，范仲淹成为了朝中权力最大的臣子，他的改革建议也被赵祯所接受，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奏请赵祯施行改革，并将改革的侧重点放在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十件事上，赵祯按照范仲淹的这封《答手诏条陈十事》中的建议颁布诏书，进行国事改革。

但即便是这样，"庆历新政"还是遭到了大批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反对，而偏巧赵祯又是一个性格优柔寡断，缺乏强硬态度的皇帝，当"庆历新政"改革受阻后，迫于压力，他最终选择妥协，罢免范仲淹，只推行了一年多的"庆历新政"也随之宣告失败，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庆历新政"推行过程中，当时还年轻的欧阳修不但是范仲淹的坚定支持者，而且还主张使用更激进的改革手段。但是多年以后，当更加激进的王安石变法推出来的时候，此时已经年迈的欧阳修反而认为王安石变法手段太过激进。看来，激进和保守、左倾和右倾之间的微妙关系永远是那么复杂，也永远那么难以平衡。

"庆历新政"宣告失败一年后，范仲淹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篇《岳阳楼记》。我们至今依然缅怀范仲淹，崇敬他的所作所为，正是因为这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是范仲淹的人生追求，而是他真实的人生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