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后记（第1页）

后记

一、创作动机

写了秦皇，自然要写汉武，因为秦皇、汉武是中国两个伟大的皇帝，他们创建了中国历史上两个辉煌的朝代。如果说秦始皇开创了中国的大一统，建立了中央集权，那么汉武帝则巩固了大一统，更加强化了中央集权。这两个皇帝都对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所以前者无愧于千古一帝，后者堪称一代英主。

西汉自文景之治到武帝时期是盛世。由于汉武帝文治武功，采纳和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加强中央集权和采纳桑弘羊经济改革等措施，使西汉进入了一个空前经济繁荣、疆域扩大、学术思想浓厚、人们有作有为的辉煌时代，尤其是在学术思想方面对后代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时代。

张骞的两次出使西域，首次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不但促进了中外文化贸易的交流，而且为大唐的开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尤其汉武帝把西汉盛世推到了顶峰，为中国在世界的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我要写汉武帝，要展示西汉盛世，这就是我写汉武的缘由。

二、为什么要以司马迁写汉武帝？

从司马迁的角度写汉武帝，这是本书的特色。汉武帝密切接触的人不止司马迁一人，之所以选择司马迁是因为：

第一，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历史的主要见证人。

司马迁少年时代就随父亲司马谈出入宫廷，年轻时代就是武帝身边长迭十多年的郎官（侍卫），始终在宫廷内部，武帝到哪里就伴驾到哪里。又因司马迁的父亲是太史公司马谈，所以大凡祭礼、巡视，司马谈父子都必须随驾，之后又升为中郎将出使西夷。其父司马谈去世后，司马迁从代太史公到太史令，兼管历史档案，记录朝政议事。出狱后又任中书令，成为了武帝的机要秘书。司马迁在武帝身边长达三十几年，是在武帝身边时间最长的人，所以是这段历史的主要见证人。

第二，司马迁与汉武帝是西汉时期的两大历史巨人，他们对中国的历史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武帝把西汉盛世推到了顶峰，司马迁写了从黄帝到武帝的贯通古今三千年的通史巨著。他们二人对中国的贡献，完全可以相提并论。

第三，司马迁与汉武帝有着恩恩怨怨，是是非非的关系。司马迁是武帝的一面镜子，武帝给司马迁创造了良好的写史条件。

所以，尽管武帝与许多大臣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司马迁是与武帝关系最密切的人。因此，通过司马迁写汉武帝是相得益彰、交相辉映。

本书自始至终将两条线交织在一起，相辅相成，这就是本书选择司马迁展示汉武帝的缘由。

三、司马迁死之谜

正史中司马迁只有出生年：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无卒年记载。后世传说不一，有说被武帝所杀，右说是自杀，那么司马迁究竟是死于什么情况呢？分析如下：

第一，被武帝所杀。

据东汉《汉书旧仪注》（卫宏著）记载：“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就是说，司马迁因写《孝景本纪》揭露了景帝的短及武帝的过，使武帝怒不可遏，于是借司马迁为李陵辩护一事而处治他，被阉出狱后，又因有怨言，而再度下狱处死。

正史《汉书·司马迁传》（班固著）也记载了司马迁的死因是“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其哲，能保其身。难矣哉！”即班固隐晦地哀叹司马迁未能保全自己的性命。

近代学者郭沫若提出司马迁之死有被武帝二度下狱致死的说法，郭沫若据《盐铁论·周秦篇》（桓宽著）所载：“一日下蚕室，创未瘳……出入宫殿……食大官享赐……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悯。”就是说司马迁第一次入狱，处以腐刑（下蚕室），出狱后当上中书令，后又再度入狱终至处死（“就刀锯”）。

至于再度下狱的原因，有人认为是因为武帝不满司马迁写《孝景本纪》及《武帝本纪》的实录，然后借巫蛊之祸处治他。因为《汉书》有载，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连坐处死了不少人，包括士大夫在内。司马迁性刚言直，必然对当时武帝犯下的这一大过失有所针砭，所以被害。

有人认为是司马迁给任安写的《报任少卿书》对武帝的抱怨和隐指，而被武帝杀害。试想《报任少卿书》是司马迁对武帝血泪的控诉。武帝岂能容忍他向一个死囚犯指控自己，所以自司马迁写《报任少卿书》之后，司马迁就神秘地失踪了。

第二，自杀说。

司马迁自杀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其《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就对挚友任安如泣如诉地表明，自己受了奇耻大辱，之所以还苟活，就是为了要完成史书的撰写。

司马迁说：“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子宫刑。”认为自己已受了天下最大的耻辱，成为了“与宦官为伍”的人，只要想起这些，就“汗未尝不凉背沾衣也”！

司马迁说他之所以忍辱苟活，就是为了要完成《史记》的撰写。

他的千古名句：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贤》；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所作也。也表明他活着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史书。现在书已写成就没有再生存下去的必要。

司马迁认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现在自己自从遭了祸后，“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丘墓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