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反响（第1页）

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反响

在本书头几版发行时，人们尚不能估量托尔斯泰的思想通过作品在世界上的反响。种子还埋在土中，必须等到夏季。

今天，收获已毕。从托尔斯泰那儿出现了一棵系谱树。他的话语见诸了行动。接续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先驱者圣约翰”思想薪火的是印度的救世主：圣雄甘地。

人类文明史中令人赞叹的事比比皆是，尽管思想的巨大波澜表面上消失了，但其底蕴丝毫没有失去，相互间的回响与共鸣似流水般奔涌向前，理想不断地壮大着，灌溉着大地。

1847年，十九岁的青年托尔斯泰因病住进了喀山的医院，旁边病**躺着一位喇嘛，面部被强盗严重砍伤，托尔斯泰从他那儿第一次获得了不抵抗主义的启迪，而他以后一生的三十年中一直奉行不谕。

六十二年以后，1909年，年轻的印度人甘地从垂危的托尔斯泰手中接过来俄罗斯的老使徒以他的爱与苦培育的这束圣光；而且，还把它变成火炬，照遍了印度：它的光芒照遍了全球的各个地方。

但是，在叙述他俩的承接关系之前，我们想先概括地介绍一下托尔斯泰同亚洲的关系。没有这一介绍，一部（托尔斯泰传）今天就不会完整了，因为托尔斯泰对亚洲的影响在历史上也许比他对欧洲的影响还要特别地重要。他是从东到西联系旧大陆的第一条思想“通途”。现在，东西方的两条朝圣者人流在这条大道上穿梭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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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拥有一切了解主题的资料，因为大师的虔诚门徒保尔·比鲁科夫正把所有掌握的材料结集写成了《托尔斯泰与东方》。

东方始终在吸引着他的目光。早在喀山大学求学期间，他便首先选择了阿拉伯一土耳其东方语言系。在高加索的那些年，他长期很深入地接触了穆斯林文化，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70年刚过，在他为小学编纂的《童话与传说》中，就开始收集了一些阿拉伯和印度的童话。当他的宗教危机到来时，《圣经》对他来说已无法满足；他于是便研究起东方宗教来。他读了许多的有关书籍。很快，他便产生了要把自己读到的东西介绍给欧洲的念头，他把福音书、菩萨、老子、克里希纳的东西结成一集，命名为《圣贤思想集》。他在看第一眼时便断定，人类的各种大的宗教都是共通的。

但是，他在意寻找的是同亚洲人民的直接关系。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亚斯纳亚与东方各国的通信一直没有间断。而东方各国中，中国的思想与他最为接近。但中国思想却介绍得最少。自1884年起，他便研究起孔子和老子来；在中国古代的圣贤中，他偏爱老子。但是，实际上，托尔斯泰一直到1905年才开始与老子的一位同胞通了第一次信，而且他好像只有两个中国通信者。当然，这俩人都是优秀的人。一位是学者，名叫秦汉春；另一位是大文豪，名为辜鸿铭，在欧洲负有盛名，原为北京大学教授，革命时被驱逐，流亡日本。

在他写给这两位中国精英的信中，特别是写给辜鸿铭的那封堪称一部宣言（1906年10月）的信中，托尔斯泰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与钦佩。近年来，中国以极大的宽容来承受欧洲各国对它的残酷暴行，这更加深了他的这种情感。他认可它坚持这种沉默的忍耐，并预言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中国被迫把旅顺港割让给俄国，让俄国同样付出了惨痛代价（俄日战争），这个结果将适用于侵占胶州湾的德国和强占威海的英国。盗贼们最终会因分赃不均而大动干戈的。——但是，托尔斯泰得知最近以来，暴力抵抗的思想在中国人心中苏醒了，这使他感到不安；他要求中国人放弃这种思想。如果中国人让这种思想传染了，那将是一场空前大劫难，这不仅是在“西方最野蛮之一的德国恺撒”替欧洲担心的横祸这层意义上，而且是对人类崇高利益而言。因为，随着古老中国的消失，它那从中华帝国应逐渐传播给世界民的民众的与实用的、平和与勤劳的真正智慧的支柱也将随之倒塌。托尔斯泰相信人类生活的一种巨变将会到来；他坚信中国将被召唤来对此发挥首要的作用，成为东方各国之首。亚洲的任务就是要向世界其它各国指出通往真正自由的真正道路；而托尔斯泰说，这就是“道”。他保特别希望中国不要照搬西方的方式与榜样来进行改革，也就是说不能用立宪制来代替它的君主专制，不必建设一支国家军队和大工业!他不忍再看到欧洲各国人民那样悲惨的景像!无产者生活在地狱之中，阶级斗争层出不穷，军备竞赛和战争连绵不断，殖民政策惨无人道，——这是整个文明的血淋淋的灾祸!欧洲是一个先例，——是的!——是不该做的事情的先例。另外，中国也不应老这么遭受各种侵略，它面前有一条道路敞开着：民众对于自己的政府以及各国侵略的绝对不抵抗。只要它坚持始终地耕田犁地，服从神的唯一律令，欧洲将在这四万万人的英勇而平静的沉默中解除武装!人的全部智慧与幸福的秘诀就存在于平静地农业生活之中，一面以中国的三个宗教的原则为人处事：儒家，索已复礼；道教，宣扬“己之不欲，勿施于人”；佛教，忘我与博爱。

从托尔斯泰的建议中，我们依稀看出今日中国在做的事情；但好像他的那位知识渊博的通信者辜鸿铭并未从中获得有多少教益，因为他那标新立异但狭隘局限的传统精神不能作为医治当代世界的大狂热的万能药而只是对过去建立的秩序提出一种“忠诚的大宪章”。——但是，绝不能用表面的波涛来判断茫茫大海。托尔斯泰的思想与中国的圣贤数千年的传统是相承一致的，谁能说中国人民的思想不是与托尔斯泰的思想相通呢，尽管在永恒中时生时灭的那些党派之争与那些革命同托尔斯泰宗教的思想是不沾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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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人恰恰相反，日本人因其狂躁的生命力与他们对世界上的一切新的思想的如饥似渴的窥视心态，而成为托尔斯泰与之相联系的亚洲最早的民族（自1890年起，或稍后不久）。托尔斯泰，对日本人的民族与好战的狂热，特别是对他们那种吸收欧洲文明与马上加以滥用的神奇的灵活性深表怀疑。我们不能说他的怀疑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因为他与日本人的频繁通信中的不愉快使他不止一次地感到失望。例如年轻的佐木，《Didlaitschoo—lu报》主编，自称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但却把他的教导与爱国主义搅和起来，而在1904年日本与俄国的战争爆发时，这位年轻人竟然公开地指责托尔斯泰。更让他失望的是另一个年轻人田村，一开始，他读了托尔斯泰的一篇关于俄日战争的文章，激动得涕泪纵横，不能自已，激奋地叫喊“托尔斯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唯一的先知”，但是，没过几个星期，当日本人在马岛摧毁了俄国舰队以后，被爱国主义事件的疯狂浪潮所席卷，终于发表了一本攻击托尔斯泰的恶劣的书……

较比坚定真诚的——但他们的思想与托尔斯泰的真正的思想比较相去甚远，——是那些英勇的反战派的社会民主党人。1904年9月，他们主动给托尔斯泰写了信，而为了感谢他们，托尔斯泰在回信中表达了他既对战争又对社会主义的绝对谴责。

但是，托尔斯泰的思想毕竟已经深入到日本，并对它产生了深深的影响。1908年，为了庆贺他八十大寿，他的俄国友人们向全世界他所有的朋友写信征文，拟出一本纪念册。加藤寄来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表明了托尔斯泰对日本的巨大影响。他的宗教著作大量地在日本翻译出版了；加藤说，大约在1902年到1903年间，这些作品引起了一场精神革命，不仅仅是在日本的基督徒中间，而且也在佛教徒中间；而且，由此而引发了佛教的一次革新。在这之前，宗教是一种既定秩序、一种超俗的律令。在这时候，它有了（或又有了）一种社会的特点。“宗教意识”随之成为一个时髦词汇。当然，这个“我”的觉醒并不是没有危险的。它可能会导向——许多情况，它已经导向了，——与牺牲精神和博爱精神完全不同的结局，导向自私的享乐、麻木不仁、绝望，甚至自杀：这个躁动的民族在情绪激动时往往把一切主义推到极致。这个时期，在京都附近有一些托尔斯泰研究小组成立了，他们既耕田犁地又宣扬爱的纯洁真谛。可以这样来说，日本的精神生活中部分地受到了托尔斯泰的思想影响。直到今天，在日本还有一个“托尔斯泰社”，发行一种很有意义而且内容丰富的七十来页的月刊。

在这些日本信徒中，值得一提的是年轻的德富健次郎，他也为1908年的贺寿文集写了文章。1906年的头几个月里，他从东京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托尔斯泰，而托尔斯泰也立即回了信。但是，德富健次郎没等收到托尔斯泰的回信，便急着登上一艘船前去拜访他。尽管他一句俄语也不懂，英语也不灵。他于七月份抵达亚斯纳亚，呆了五天，受到了托尔斯泰慈父般的接待，然后直接返回，一生之中都被这一个星期以及老人那灿烂的“微笑”鼓舞着。他在1908年写的那篇热情的文章中提及此事，叙述时是用他那颗慈祥与纯洁的心灵在说话的：

“透过别后那七百三十天的雾气，与上万公里的距离，我看到了他的微笑。

现在，我与妻子和我的爱犬住在小乡村的一个破屋里。我种植蔬菜，拔去疯长的杂草。我的全部精力与全部光阴就用于拔草，拔草……也许这是我的思想本质使然，也许是这不完美的时代使然。可我非常地幸福……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也只能写上几句话而已，这真是太可悲了!……”

这个小日本通过他那几句朴素的文字记述了他的智慧的，勤劳的幸福生活，比起写贺寿文的其他所有信徒都更能表达托尔斯泰的理想，更能说到他的心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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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以其俄罗斯人的身份，有许多的机会去了解穆斯林，因为俄罗斯帝国的穆斯林有两千万之众。因此，他们在他的通信往来中占有很大的份量。但是，1901年之前，他们的通信还很少出现。只是在同年的春天，他回复圣教会的信和被逐出教会才感动了他们。崇高而坚定的话语就像先知爱里升天时乘坐的火战车似的鼓舞着穆斯林世界。他们从中只记住了对一神论的肯定，他们感觉其中回**着他们的先知的声音，而且他们天真地在其中寻找先知的影子。俄罗斯的巴什基尔人、印度的穆夫提、君士坦丁堡的穆斯林给他写信说，读到你公开指斥整个基督教的宣言，他们“快乐得要哭了”；他们祝贺他终于挣脱了“对三位一体的黑暗信仰”。他们称他为他们的“教友”，并竭力地要劝说完全改变信仰。他们中的一位，是印度的穆夫提，带着一种滑稽的执著，开心地告诉他说，他们的新的救世主，一个名叫哈兹拉特·米尔扎·吉拉姆·穆罕默德的，声称在克什米尔找到了耶稣的墓，从而就打破了基督教关于耶稣复活的谎言，他还给他带来了耶稣墓的照片，以及他那位新救世主的肖像。

我们很难想像托尔斯泰收到这些表示友谊的信件时的表情几乎没有嘲讽（或悲哀）的令人赞叹的平静。但凡未亲眼见过在这些论辩中的托尔斯泰的人，是根本无法了解他那威严的性格，所达到的那种端庄的温和态度的。他从不失去他的关注的平静。反倒是那个劝说的穆斯林愤怒地斥责他为“中世纪的基督教偏见的渣子”，或者因为托尔斯泰不能妄信新的穆斯林救世主，便用该圣人把接受真理的光辉的人分为三类的话威胁他：

“……一些人是凭着自己的理智接受它的。另一些人是通过有形信号与奇迹接受它的。第三类人是通过剑的力量得到它的。（例如法老，摩西为了让他信仰上帝，不得不让他喝红海之水。）因为上帝派遣的先知应该教导全人类……”

托尔斯泰并采用斗争的手段回复他的通信者。他的坚持原则是热爱真理的人们永远不因宗教之不同为基准，而是应以团结各个宗教以及发现各宗教之价值的东西为基准。——“我对于各种宗教就是这么做的，”他说道，“特别是对待伊斯兰教。”——他接着对即位的穆夫提说：“但凡对宗教有真正情感的人的责任就是以身作则，过有道德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崇敬穆罕默德，他的某些话让他佩服。但是，穆罕默德像基督一样，也只是一个人。为了让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变成正当的信仰，必须使之放弃对一个人和一本书的盲目理解；必须让它们只接受让所有的人的良心和理智相通的东西。——即使是在他包容有节制的形式之下，托尔斯泰也还是担心会损害了跟他对话的那个人的信仰：

“如果我万一伤害了您，请多加原谅。我们不能只说一半的真理：应该说出全部真理，或干脆什么都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