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贝多芬传（第1页）

贝多芬传

“一心向善，爱自由高于一切。

就是为了御座，也绝不背叛真理。”

——贝多芬

（1792年手册）

他粗壮矮小，一副运动员的健壮骨架。一张土红色的脸庞非常开阔，只是到了垂垂老矣，脸色由此变得蜡黄、病态，尤其是冬季，当他远离田野幽居室内的时候。他额头突起、宽大。乌黑的头发，极为浓密，似乎梳子都不能通过，毛戗立着，似“墨杜萨头上的蛇”。闪烁的双眼透着一种神奇的力量，使每一个面对它的人都为之震慑；但大多数人都会看不到其细微差异。由于两只眼睛在一张褐色悲壮的脸上放射出一道粗野的光芒，人们通常都感觉眼睛是黑的；事实不是黑的，而是蓝灰色的。这两只极小而又凹陷的眼珠在兴奋或愤恨时会瞬间变大，在眼眶里转动，反映出它们蕴含着一种奇妙真理的全部思想来。它们常常用一抹忧愁的目光望着天空。宽大短方的鼻头，一张狮面脸。嘴细腻，但下唇趋向前超出上唇。牙床可怕至极，如同连核桃都能咬碎似的。右下颏有一个深深的酒窝，使脸看起来极其地不平衡。莫舍勒斯说：“他笑起来很甜，说话时，常显露出一种可爱而鼓舞人的神情。与之相反，他的笑却是不正常的、粗野的、难看的，而且笑声转瞬即失。”——那是一个不喜欢快活的人的笑。他的表情一贯是阴郁的，是“一种难以驱除的忧伤”。1825年，雷斯塔伯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裂肺的痛苦”时，需要竭尽全力来控制住流泪。一年后，布劳恩·冯、布劳恩塔尔在一家小酒店碰见他时，他正抽着一支长烟斗，坐在一个角落里，双目紧闭，仿佛死神在与他握手，他的状态越来越是如此。有个朋友与他搭言，他凄凉地微微一笑，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小的谈话本，并用其聋子常有的尖声告诉对方，让其把要求写在本上。——他的脸色变化无常，或是突然有灵感出现，若是在街上，会使行人大惊失色，或是他正在弹琴被人撞见的时候，“面部肌肉常常隆起，青筋暴跳；野性的眼睛变得分外地吓人；嘴唇发抖；一副被自己召来的魔鬼降伏的巫师的神态。”那形象如同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说：“像李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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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冯·贝多芬于1770年12月16日生于科隆附近的波恩的一所可怜的破屋的阁楼上。他祖籍弗朗德勒。其父是个男高音歌手无才华而又酗酒。母亲是个女佣，身为一厨师的女儿，第一次嫁给一个男仆，丧夫后改嫁贝多芬的父亲。

凄苦的童年，得不到家庭温馨的呵护，一切都难以与莫扎特相提并论。自一开始起，他的人生就如同一场凄惨而残暴的战斗。他父亲依靠他的音乐天赋，把他吹嘘得如同一个神童。四岁时，父亲就把他一连几个小时地钉在羽管键琴前，或给他一把小提琴，把他关在房间里，压得他非常窒息。他几乎因此而永远与手术为敌。父亲必须使用暴力才能使贝多芬学习音乐。年少时的他就得为物质生活而费尽心思，想法挣钱吃饭，为过早的重担而愁烦。十一岁时，他进了剧院乐团；十三岁时，他当了管风琴手。1787年，他失去了他敬爱的母亲。“对我来说，她是那么善良，那么值得尊重，我的最好的朋友!啊，当我会喊‘妈妈’这个甜蜜的字眼，而她又能听见的时候，还有谁比我更幸福呀?”她因肺结核而死；贝多芬感觉自己也染上了同一种病；他已常常觉得不适；再加上比病痛更加残酷的忧郁。十七岁时，他挑起了全家的重担，担负起对两个弟弟的教育责任；他羞愧地被迫要求酗酒成性的父亲退休，后者已无力支撑门户。人家把父亲的养老金都交给了儿子，免得他乱花。这些悲惨的往事在他心中留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的烙印。他在波恩的一家人家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靠，那是他永远感到弥足珍贵的布勒宁一家。可爱的埃莱奥诺雷·德·布勒宁小他两岁。他教她音乐，并引导她走向诗歌。她是他童年的伙伴，因此二人之间似乎产生了一种非常绵软的情谊。埃莱奥诺雷后来嫁给了韦格勒医生，后者与贝多芬也是好友；直到最后，他们之间都一直保持着一种恬静的友情，韦格勒和埃莱奥诺雷与贝多芬之间的书信就是见证。当三个人都垂垂老矣时，友情更加地感人，而且心灵仍如从前一样的年轻。

尽管贝多芬的童年是非常凄凉的，但他对童年，对童年呆过的地方，始终保持着一种温馨而凄凉的回忆。他于无奈中离开波恩，前往维也纳，几乎在此度过了他整个一生，在大都市维也纳及其郁闷的近郊，他从未忘怀过莱茵河谷以及他庄严地称之为“我们的父亲河莱茵河”的莱茵河，它的确是那么地活跃，几乎渗透了人性，仿佛一个巨大的灵魂，聚集的思想和力量在河里流过，没有任何地方比亲切的波恩更加地耀眼，更加地威武，更加地温柔，莱茵河以它那既温柔又澎湃的河水滋润着它绿树浓荫、鲜花满地的堤坡。在这里，贝多芬度过了他的头二十年；在这里，他形成了少年的心灵之梦，——那一片片的草原好似懒洋洋地漂浮在水面上，雾气笼罩着的白杨、矮树丛和垂柳以及果树，都把它们的根浸在平静而湍急的水流中，——还有那些村庄、教堂、甚至墓地，都睁着好奇的眼睛懒洋洋地俯瞰着河岸，——而在远处，泛蓝的七峰山在天穹里绘出模糊的身影，已成废墟的古堡矗立在山上，显现着瘦削而古怪的轮廓。对于这片土地，他的心永远地深爱着它；直到生命的最终，他仍梦想着再看它一眼，但终究未能如愿。“我的祖国，我美丽的出生地，在我眼里，始终与我离开它时一样地美丽，一样地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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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爆发了；它开始席卷欧洲；它添满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中心。贝多芬于1789年5月14日注册入学；他听未来的下莱茵州检察官、著名的厄洛热·施奈德教授在该校上的德国文学课。当攻克巴斯底狱的消息传到波恩时，施奈德在课堂上朗诵了一首**昂然的诗，点燃了同学们的热情。第二年，他发表了一个革命诗集。在预订者的名单中，就能找到贝多芬和布勒宁家人的名字。

1792年11月，战争已经逼近，贝多芬离开了波恩。他前往德意志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定居下来。路上，他碰到向法国进军的黑森军队。想必他的爱国之情又油然而生。1796年和1797年，他把弗里贝格的战斗诗篇谱写成曲：一首歌《出征歌》和一首合唱曲《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人民》。但他想歌颂大革命的敌人简直是白费心机：大革命已征服世界，也把贝多芬征服了。自1798年起，尽管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僵硬，但贝多芬仍同法国人、同使馆、同刚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特将军交往甚密。在互动之中，他的共和派情感益加坚定，而且人们也能够在他以后的岁月中看到，这种情感得到了强有力的发展。

这一时期，施坦豪泽为他做的一张画像，较完全地表现了他当时的体貌。与他后来的画像相比较，这幅画像与盖兰的波拿巴画像是具有区别的，那是一张严峻的脸，衍射着野心勃勃的烈焰。画中的他显得年轻，瘦瘦的、笔挺的、高领口使他显得僵直，且目光不屑和紧张。他清楚自身的价值；他相信自己的力量。1796年，他在笔记里写道：“勇敢不屈!尽管身体羸弱，但我的天才将会必胜的……二十五岁!这不已经来临吗!我二十五岁了……人必须在这一年让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说他目中无人，举止粗俗，阴郁，说话时带有浓厚的外地口音。但是，惟有几个密友了解他被这种傲然的笨拙所覆盖的善良心地。他在给韦格勒写信时，第一个念头便是：“譬如说，我看见一个朋友囊中羞涩，若是我的经济能力不能使我马上接济他的话，我就只要坐到书桌前，一会儿工夫，我就使他远离了困境……你看这有多美。”在稍远处，他又写道：“我的艺术应该为穷人们的利益谋幸福。”

苦痛已经叩开了他的门；它缠住了他，不再离去。在1796年到1800年之间，疾病重新开始严重起来。耳朵嗡嗡直响且昼夜不停；而内脏的痛苦更让他难以承受。他的听力越来越差。有好几年工夫，他都没把这事透露给任何人，就连他最亲爱的朋友；他总躲着别人，免得自己的残疾被人知晓；他独自承受着这个可怕的秘密。但是，到1801年时，他实在难以隐瞒了；他绝望地告诉了他的朋友中的两位：韦格勒医生和阿曼达牧师：

“我亲爱的、我善良的、我真挚的阿曼达……我多么渴望你能经常陪伴在我的身边啊!你的贝多芬真的太苦痛了。你知道，我自身的最重要的部位，我的听力，大大地下降了。我和你在一起的那一段时间，我就已经感觉到一些症状了，但我从未谈起；而此后，就越来越糟糕了……我还有希望吗?我当然是充满幻想的，但希望渺茫；这样的一些疾病是最无法医治的。我只能悲惨地生活着，躲开所有的我喜爱和对我弥足珍贵的一切，而在一个又是如此悲惨、如此自私的世界里!……我隐藏着自己在凄惨地听天由命!无疑，我曾考虑要战胜这些灾祸；但这又怎么可能呢?……”

他在给韦格勒的信中说：“……我在过着一种悲凉的生活。两年来，我一人独处，因为我无法与人交谈：我是个聋子。如果我从事别的什么职业，这尚有可能；但在我这一行里，这种情况却非常可怕。我的众多仇敌们，他们对此会有什么反应!……在剧院里，我得坐得特别靠近乐队才行，否则听不见演员说什么。我如果坐得稍微远一点的话，就连乐器和歌声的高音都听不到……我几乎听不见别人轻声说话，但是别人大声喊叫时，我又难以忍受……我时刻诅咒自己的一生……普鲁塔克引导我听天由命。但如果可能的话，我却想挑战命运；但是，在我一生中的这一段时间，我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听天由命!这种隐忍是如此悲惨啊!然而，这却是我所仅有的惟一的路!”

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在这一时期的一些作品中体现出来，如作品第十三号的《悲怆奏鸣曲》（1799年），作品第十号的钢琴曲《第三奏鸣曲》的广板（1798年）表现得比较严重。奇怪的是并非所有的作品都表现出这种愁苦，还有许多作品，诸如欢快的《七重奏》（1800年）、清澈的《第一交响乐》（1800年）等，都散发着一种年轻人的全心的欢乐。必须得有一段时间才能让心灵学会忍受痛苦。心灵太渴望欢乐，所以当它得不到时，它就得自己制造欢乐。当面对太残酷的“现在”时候，它就必须回到“过去”生活。过去的幸福时光仍留下些许的记忆；它们的光芒在未来的时间里仍将长久地照耀着。在维也纳孤单独旅的贝多芬，常沉浸于对故乡的忆想之中；他的每一根神经都装满对故乡的思念。以变奏曲出现的《七重奏》中行板的主题就是一支莱茵歌谣。《第一交响曲》也是对莱茵河的赞美，是青少年笑迎梦幻的诗歌。它是幸福的，慵懒的；人们在其中可以体味出取悦于人的那种欲念和希望。但是，在某些段落中，在《引子》里，在某些低音乐器的明暗对比里，在荒诞的谐谑曲里，人们十分兴奋地发现未来天才的目光显露在那青春的面庞上。那是波提切利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婴孩的眼睛，人们认为从中已经可以看出很快就要降临的悲剧了。

既要忍受这些肉体的痛苦，还要面对另一种苦痛。韦格勒说他总是见贝多芬热情强烈。这些爱情似乎总是洁白无邪的，**和欢娱如两条平行线。人们今天将二者混为一谈，那证明大多数人愚味无知，不懂得**及其难求。贝多芬在心灵中信仰某种清教徒的东西；他厌恶粗俗的谈论和思想；对待神圣的爱情他是一丝不苟的。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后者糟蹋自己的才华去写《堂·璜》。他的挚友辛德勒郑重地说，“他的一生都充满一种童贞，从未因任何脆弱而责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注定受爱情的欺骗，是爱情的受害者，他就是如此。他一次又一次地痴情地去恋爱，也一次又一次地追逐着幸福，但幸福一旦失去，随即便是痛苦的深渊。只有在那种爱情和高傲的反抗的交替之中去搜索贝多芬最丰富的灵感的泉源，直到他到了激昂的性格隐忍于悲苦之中的年岁为止。

1801年，他**的对象好像是朱丽埃塔·居奇亚迪，他把他那名为《月光奏鸣曲》的著名佳作（第二十七号之二1802年）题献给了她。他写给韦格勒的信中说：“我现在的生活方式非常温馨，并且也在与人广泛地接触……这一变化源于一位亲爱的姑娘的魅力；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我两年来所拥有的初次幸福时光。”他为此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首先，这段爱情使他为自己的残疾倍感痛苦，还有使他痛苦的是不可能娶这个他所爱的女子的艰难境况。再者，朱丽埃塔**、稚气、自私；她使贝多芬受尽折磨，而且，1803年11月，她嫁给了加伦贝格伯爵。这类**摧残着心灵；而像贝多芬那样，已经被病魔弄得脆弱了的心灵，再加上这类**摧残，心灵差不多要毁灭了。这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似乎要一蹶不振的时刻。他经历了一场绝望的危机，我们从他的一封信中可以了解到这一点，那是他那时写给两个弟弟卡尔和约翰的遗嘱，上面标注有“待我死后方可拆阅并执行”的字样。这是反抗的和撕心裂肺的痛苦的呐喊。听见这种呐喊让人难以禁止住悲伤。他几近想了结自己的生命了。只是他那坚韧的道德情操阻止了他。他痊愈的最后希望破灭了。“我再也没有了支撑着我那崇高的勇气。噢，主啊，给我一天，仅仅一天的真正欢乐吧!我已好长时间没有听到那欢乐深邃的声音了!在何时，啊!我的上帝，在何时我再能见到它啊?……永远也见不到?——不，这太残忍了!”

这是一种临别世界的悲鸣；但是，贝多芬的生命又延长了二十五年。他那坚强的性格不可能向挫折低头。“我的体力与以往相比随着智力的发展而更加地增强……我的青春——是的，我感觉到它了——才刚刚开始。我每天都在向我窥见而又不能确定的目标靠近……啊!如果我能远离这病魔，我将拥抱世界!……没有任何歇息!除了睡眠，我不知什么是休息；可我挺不幸的，不得不比以前花更多的时间睡觉。只要我能驱除我病魔的一半，那就睡吧!……不，我将忍受不了病痛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将无法使我完全屈服……啊!千百次地享受人生是多么地美妙啊!”

这爱情、这痛楚、这意志、这沮丧和傲岸的交替，还有这些内心的悲痛，都体现在1802年所写的伟大的作品之中：附有《葬礼进行曲》的《奏鸣曲》（作品第二十六号）；称作《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第二奏鸣曲》（作品第三十一号），包括仿佛一场雄伟和哀婉的独白的戏剧化的吟诵；题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提琴奏鸣曲（作品第三十号）；《克勒策奏鸣曲》（作品第四十七号）；根据格莱尔的词改编的六支雄浑悲壮的宗教曲（作品第四十八号）。1803年的《第二交响曲》大部分地反映的是他少年时的爱情：可以感觉得到，他的意志在左右着大部分。一种无法抗御之力把他那阴郁的思想驱除得干干净净。生命的沸腾奏响了音乐的终曲。贝多芬渴望幸福；他始终相信自己的不幸是可以医治的。他渴望治愈；他渴求爱情；他充满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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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好几部作品中，人们所为之震撼的是进行曲和战斗曲节奏的强烈和紧凑。最突出的是在《第二交响曲》的快板和终曲中，特别是在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奏鸣曲的第一章中，益发地鲜明。这种音乐所显示出的英雄气概使人联想到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大革命正在抵达维也纳，贝多芬为它所燃烧。赛弗里德骑士说道：“他在亲朋好友中间积极谈论政局，他用鲜有的聪颖、清晰明确的目光评判着。”他所有的感情都是革命思想。他晚年时对他最了解的朋友辛德勒说：“他喜欢共和原则。他支持无限制的自由和民族的独立……他希望大家携手并肩创建共和的政府……他希望在法国举行全民选举，希望波拿巴能把它搞起来，从而为人类的幸福奠定好的基础。”他如同革命的古罗马人，思想受着普鲁塔克的熏陶，梦想着一个由凯旋之神——法国的第一执政——创制的英雄共和国，于是他接连不断地写出了《英雄交响曲：波拿巴》（1804年）、《帝国的史诗》和《第五交响曲》的终曲，《光荣的史诗》。第一首真正的革命乐曲——时代之魂——在其中再现了，事件如此巨大，但在伟大的孤独的心灵中显得极其地冲击和单纯，虽然他也没有减弱对现实的接触。在其中显现着贝多芬的面容，带着这些史诗般战争的痕迹。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处处都跳跃着它们的踪影，也许他本人并不知晓：在《科里奥兰序曲》（1807年）中，暴风雨在高叫；在《第四四重奏》（作品第十八号）中，其第一章就有许多与这个序曲相似的地方；在俾斯麦谈到的《热情奏鸣曲》（作品第五十七号，1804年）中同样如此，俾斯麦说：“若是我经常听它，我会永远坚强果断的。”在《埃格蒙特序曲》，直至《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七十三号，1809年），甚至技巧的炫耀都是壮烈的，如同奔腾的千军万马。——这又何许感到惊疑呢?贝多芬在写与一位英雄之死有关联的《葬礼曲》（作品第二十六号）时，比《英雄交响曲》中的英雄倍加值得称赞的将军霍赫即将战死在莱茵河畔，其纪念碑却仍在科布伦兹和波恩之间的一座小山丘上矗立着——贝多芬就是在维也纳见证了两次革命的胜利。1805年11月，《菲岱里奥》首演时，法国的军官都前往观赏。家住在洛布科维兹的巴斯底狱的攻克者于兰将军是贝多芬的朋友和保护人，贝多芬把自己的《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题献给了他。1809年5月10日，拿破仑进入了舍恩布伦。不久，贝多芬就对法国的征服者们发起了仇恨。但他还是能更多地感受到法国人的史诗般的狂热；若是不能像他一样地去感受这种狂热的人就不能十分地明白他的这种行动与胜利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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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突然中止他的《第五交响曲》，一改习惯的手法，一鼓作气写出了《第四交响曲》。幸福在他面前招手。1806年5月，他与泰蕾兹·德·布伦威克订了婚。她对他的爱已经好长时间了，——自从贝多芬来维也纳的最初的日子里，那时她还是个小姑娘（贝多芬是她哥哥弗朗索瓦伯爵的朋友），从跟着贝多芬学习钢琴时就萌发了对他的爱。

1806年，贝多芬与兄妹俩在匈牙利的马尔车瓦萨家里做客，他们的爱情在那里诞生了。他对那些幸福时光的回忆体现在泰蕾兹·德·布伦威克的一些叙述中。她说道：“在一个星期天的晚餐后，月光溶溶，贝多芬坐在钢琴前，他先是用手平抚了一遍琴键。对于他的这一习惯弗朗索瓦和我都了解。他总是在这个动作之后再开始弹奏的。然后，他在低音部敲了几个和音；接着，他舒缓地带着一种神秘的庄重的神情，弹奏一曲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作品：‘如果你把心献给我，先无声地相传；我俩心灵相通，不要告知别人’。”

“我母亲和教士都进入了梦乡；我哥哥睆目远望；而我，完全溶解在他的歌声和目光中，感到生活无比的幸福。第二天早上，我们在花园中碰面。他告知我说：‘我正在写一部歌剧。我心中的那个主角，就在我面前，不论我身在何处，不论我在何处停留。我从未达到过如此高的境界，一切都是如此的光明、纯洁、明亮。在这之前，我就象童话中的那个孩子，只知捡石子玩，对路上盛开着的鲜花视而不见……’1806年5月，在得到我亲爱的哥哥弗朗索瓦的同意后，我和他订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