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士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虽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离现在也太辽远了,但“复古家”尽可不必悲观的。太平的景象还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处士来横议么?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注解】
①袁世凯(1859~1916年):河南项城人,自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天津小站练兵起,即成为实际上北洋军阀的首领。
②蔡松坡(1882~1916年):名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辛亥革命时任云南都督,1913年被袁世凯调到北京,加以监视。1915年他秘密离开北京,同年12月回到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
③中交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都是当时的国家银行)发行的钞票。
④《鉴略》:清代王仕云著,是旧时学塾用的初级历史读物,上起盘古,下迄明弘光。《历代纪元编》:清代李兆洛著,分三卷,上卷纪元总载,中卷纪元甲子表,下卷纪元编韵,是中国历史的干支年表。
⑤五胡十六国:公元304年至439年间,我国匈奴、羯、鲜卑、氐、羌等五个少数民族先后在北方和西蜀立国,计有前赵、后赵、前燕、后燕、南燕、后凉、南凉、北凉、前秦、后秦、西秦、夏、成汉,加上汉族建立的前凉、西凉、北燕,共十六国,史称“五胡十六国”。
⑥黄巢(?~884年):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唐末农民起义领袖。唐乾符二年(875年)参加王仙芝的起义。王仙芝阵亡后,被推为领袖,他率领起义军破洛阳,人潼关,广明一年(880年)据长安,称大齐皇帝。
⑦五代:即公元907年至960年间的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
⑧“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语见《尚书·汤誓》。时日,指夏桀。
⑨鹤见祜辅(1885~1972年):日本评论家。作者曾选译过他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北京的魅力》一文即见于该书。
⑩Proletariat:英语,译为无产阶级。
Democracy:英语,译为民主。
王、公、大夫、士、阜、舆、隶、僚、仆、台:奴隶社会等级的名称。前四种是统治者的等级,后六种是被奴役者的等级。
罗素(B。Russell,1872~1970年):英国哲学家。1920年曾来中国讲学,并到各地游览。
【精品赏析】
《灯下漫笔》是鲁迅先生在1925年4月29日写的一篇杂文,是《春末闲谈》的姊妹篇,后收入《坟》。鲁迅先生巧妙地由兑钞事件引发出对中国历史的思考,得出了中国无非是两个时代的结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作者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反思与剖析,对中国现状的揭露,指出现实世界的黑暗,体现了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批判精神,但是鲁迅并没有对未来失去信心,他号召青年去创造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创造出“第三样时代”。
题目既为“漫笔”,所以文章结构自由灵活,洒脱自然。作者先从具体的事件引发联想,然后抓住论题,层层剥笋,由表及里地揭示出事物的本质。文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民族心理的角度反思和剖析了中国的历史,第二部分则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揭露了当时中国文化的现状。而民族心理与民族文化,历史与现状又密切关联,作者的批判意识与否定精神在两部分中都体现得十分鲜明。
情理交融是本文在说理方面的一大特色。作者以冷峻而又不乏幽默的笔调,对漫长的、专制暴虐的历史进行审视批判。他怜悯又讽刺那些逆来顺受的百姓,他痛斥国民奴性的人格、麻木愚昧的心态,但他又相信青年们定会不辱使命,能够创造出“第三样时代”。作者寓情理于笔端,说理层层推进,步步深入,同时融汇了愤怒、讽刺、批判、同情等情感因素,达到了情与理的交融。鲁迅恰当地运用语式:口语与文言句式交杂,如“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乱离人,不及太平犬”;或排比、重复句式交叉运用,如“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或长句与短句相互交错,如“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使得文章既有散文的朴实的特点,又有骈文的华美和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