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南腔北调集（第1页）

南腔北调集

由中国女人的脚，

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

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学匪”派考古学之一

古之儒者不作兴谈女人，但有时总喜欢谈到女人。例如“缠足”罢，从明朝到清朝的带些考据气息的著作中，往往有一篇关于这事起源的迟早的文章。为什么要考究这样下等事呢，现在不说他也罢，总而言之，是可以分为两大派的，一派说起源早，一派说起源迟。说早的一派，看他的语气，是赞成缠足的，事情愈古愈好，所以他一定要考出连孟子的母亲，也是小脚妇人的证据来。说迟的一派却相反，他不大恭维缠足，据说，至早，亦不过起于宋朝的末年。

其实，宋末，也可以算得古的了。不过不缠之足，样子却还要古，学者应该“贵古而贱今”，斥缠足者，爱古也。但也有先怀了反对缠足的成见，假造证据的，例如前明才子杨升庵先生，他甚至于替汉朝人做《杂事秘辛》①，来证明那时的脚是“底平趾敛”。

于是又有人将这用作缠足起源之古的材料，说既然“趾敛”，可见是缠的了。但这是自甘于低能之谈，这里不加评论。

照我的意见来说，则以上两大派的话，是都错，也都对的。现在是古董出现的多了，我们不但能看见汉唐的图画，也可以看到晋唐古坟里发掘出来的泥人儿。那些东西上所表现的女人的脚上，有圆头履，有方头履，可见是不缠足的。古人比今人聪明，她决不至于缠小脚而穿大鞋子，里面塞些棉花，使自己走得一步一拐。

但是，汉朝就确已有一种“利屣”②，头是尖尖的，平常大约未必穿罢，舞的时候，却非此不可。不但走着爽利，“潭腿③”似的踢开去之际，也不至于为裙子所碍，甚至于踢下裙子来。那耐太太们固然也未始不舞，但舞的究以倡女为多，所以倡伎就大抵穿着“利屣”，穿得久了，也免不了要“趾敛”的。然而伎女的装束，是闺秀们的大成至圣先师，这在现在还是如此，常穿利屣，即等于现在之穿高跟皮鞋，可以俨然居炎汉④“摩登女郎”之列，于是乎虽是名门淑女，脚尖也就不免尖了起来。先是倡伎尖，后是摩登女郎尖，再后是大家闺秀尖，最后才是“小家碧玉”⑤一齐尖。待到这些“碧玉”们成了祖母时，就入于利屣制度统一脚坛的时代了。

当民国初年，“不佞”观光北京的时候，听人说，北京女人看男人是否漂亮（自按：盖即今之所谓“摩登”也）的时候，是从脚起，上看到头的。所以男人的鞋袜，也得留心，脚样更不消说，当然要弄得齐齐整整，这就是天下之所以有“包脚布”的原因。仓颉造字，我们是知道的，谁造这布的呢，却还没有研究出。但至少是“古已有之”，唐朝张鷟作的《朝野佥载》⑥罢，他说武后朝有一位某男士，将脚裹得窄窄的，人们见了都发笑。可见盛唐之世，就已有了这一种玩意儿，不过还不是很极端，或者还没有很普及。然而好像终于普及了。由宋至清，绵绵不绝，民元革命以后，革了与否，我不知道，因为我是专攻考“古”学的。

然而奇怪得很，不知道怎的（自按：此处似略失学者态度），女士们之对于脚，尖还不够，并且勒令它“小”起来了，最高模范，还竟至于以三寸为度。这么一来，可以不必兼买利屣和方头履两种，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是不算坏的，可是从卫生的观点来看，却未免有些“过火”，换一句话，就是“走了极端”了。

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白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⑦。但有时候，却又谦虚到“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会杀了十万中国人。不要紧，中国人有的是，我们再有人上去”。这真教人会猜不出是真痴还是假呆。而女人的脚尤其是一个铁证，不小则已，小则必求其三寸，宁可走不成路，摆摆摇摇。慨自辫子肃清以后，缠足本已一同解放的了，老新党的母亲们，鉴于自己在皮鞋里塞棉花之麻烦，一时也确给她的女儿留了天足。然而我们中华民族是究竟有些“极端”的，不多久，老病复发，有些女士们已在别想花样，用一枝细黑柱子将脚跟支起，叫它离开地球。她到底非要她的脚变把戏不可。由过去以测将来，则四朝（假如仍旧有朝代的话）之后，全国女人的脚趾都和小腿成一直线，是可以有八九成把握的。

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穷教员养不活老婆了，于是觉到女子自食其力说之合理，并且附带地向男女平权论点头；富翁胖到要发哮喘病了，才去打高尔夫球，从此主张运动的紧要。我们平时，是决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头，或一个肚子，应该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头痛肚泻，这才记起了他们，并且大有休息要紧，饮食小心的议论。倘有谁听了这些议论之后，便贸贸然决定这议论者为卫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亿里了。

倒相反，他是不卫生家，议论卫生，正是他向来的不卫生的结果的表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⑧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中庸”的原因。

以上的推定假使没有错，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而推定孔子晚年，是生了胃病的了。“割不正不食”，这是他老先生的古板规矩，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条令却有些稀奇。他并非百万富翁或能收许多版税的文学家，想不至于这么奢侈的，除了只为卫生，意在容易消化之外，别无解法。况且“不撤姜食”⑨，又简直是省不掉暖胃药了。何必如此独厚于胃，念念不忘呢?曰，以其有胃病之故也。

倘说：坐在家里，不大走动的人们很容易生胃病，孔子周游列国⑩，运动王公，该可以不生病证的了。那就是犯了知今而不知古的错误。盖当时花旗白面，尚未输入，土磨麦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较今面为重；国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孔子如果肯走，那是不大要紧的，而不幸他偏有一车两马。胃里袋着沉重的面食，坐在车子里走着七高八低的道路，一颠一顿，一掀一坠，胃就被坠得大起来，消化力随之减少，时时作痛；每餐非吃“生姜”不可了。所以那病的名目，该是“胃扩张”；那时候，则是“晚年”，约在周敬王十年以后。

以上的推定，虽然简略，却都是“读书得间”的成功。但若急于近功，妄加猜测，即很容易陷于“多疑”的谬误。例如罢，二月十四日《申报》载南京专电云：“中执委会令各级党部及人民团体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匾额，悬挂礼堂中央，以资启迪。”看了之后，切不可便推定为各要人讥大家为“忘八”；三月一日《大晚报》载新闻云：“孙总理夫人宋庆龄女士自归国寓沪后，关于政治方面，不闻不问，惟对社会团体之组织非常热心。据本报记者所得报告，前日有人由邮政局致宋女士之索诈信口（自按：原缺）件，业经本市当局派驻邮局检查处检查员查获，当将索诈信截留，转辗呈报市府。”看了之后，也切不可便推定虽为总理夫人宋女士的信件，也常在邮局被当局派员所检查。

盖虽“学匪派考古学”，亦当不离于“学”，而以“考古”为限的。

【注解】

①《杂事秘辛》：笔记小说，全书共一卷，旧题无名氏撰，伪托为东汉佚书，实为明代杨慎（号升庵）作。写东汉桓帝（刘志）选梁莹为妃的故事。

②“利屣”：一种古代用来跳舞的鞋。

③“潭腿”：相传由清代山东龙潭寺的和尚创立的一种拳术。

④炎汉：指刘邦建立的汉朝。

⑤“小家碧玉”：语出南朝乐府《碧玉歌》。

⑥《朝野佥载》：唐代张族鸟作，内容系记载唐代的故事和琐闻。该书中没有鲁迅所引一事的记载。

⑦“除恶务尽”：语出《尚书·泰誓》。“食肉寝皮”，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⑧语见《论语·子路》。

⑨“割不正不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不撤姜食”等语，都见《论语·乡党》。

⑩孔子周游列国，孔丘于鲁定公十二年至鲁哀公十一年离开鲁国，周游宋、卫、陈、蔡、齐、楚等国。

花旗白面：指由美国进口的面粉，花旗即美国国旗。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当时国民党政客戴季陶等宣扬的所谓“八德”。国民党教育部于1933年2月20日宣布以此为“小学公民训练标准”。

“忘八”：指忘记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的最后一个“耻”字，即“无耻”的意思。

【精品赏析】

这篇文章写于1933年2月4日，发表于同年3月16日的《论语》第十三期，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这是鲁迅为《论语》杂志所写的一篇文章。《论语》杂志是林语堂于1932年9月16日在上海创办的半月刊，主要提倡幽默的小品文。故此鲁迅的这篇文章并不严肃，行文间充满了幽默感，由其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不过文章表面的幽默感并不能抹杀文章的真实内涵，而且文章的题旨也并非仅仅意在幽默，而是紧扣深刻的社会现实，以借古讽今的方式，对现实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有力的针砭。1933年东北沦陷之后，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绥靖”的投降主义政策，一方面加强对国内文化的“围剿”。鲁迅正是通过这篇文章，以嬉笑怒骂的方式对国民党当局的这种政策进行了批判和揭露。

文章首先讽刺了中国一些无聊的考古学家对中国女人缠足习俗的考证。鲁迅以戏谑的语言对女人缠足的考证史进行了一番梳理，同时也阐明了自己在女人缠足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女士们之对于脚，尖还不够，并且勒令它‘小’起来了，最高模范，还竟至于以三寸为度。……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是不算坏的，可是从卫生的观点来看，却未免有些‘过火’，换一句话，就是‘走了极端’了。”由此鲁迅由女人缠足的问题引申到中庸的问题上。他通过对女人缠足之走了极端而推测“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对于中国人言行之间的对立，鲁迅先生解释为，根据中国人议论什么就是缺乏什么的逻辑，大讲中庸的人正是缺乏中庸。于是又把问题引申到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国内革命者和日本帝国主义缺乏“中庸”的态度上来：“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但有时候，却又谦虚到‘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接着，鲁迅又从孔夫子之“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推论出他晚年有胃病；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令各级党部及人民团体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匾额”，推论他们正是忘了这八个字；又从邮检处截留对宋庆龄女士的索诈信一事，推论出国民党当局监视宋女士且私拆信件的无耻勾当。通过这些逆推的方法一步步揭穿了国民党当局的丑恶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