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如灯的父爱（第1页）

如灯的父爱

他本在一家外企供职，然而，一次意外，使他的左眼突然失明。为此，他失去了工作，到别处求职却因“形象问题”连连碰壁。“挣钱养家”的担子落在了他那“白领”妻子的肩上，天长日久，妻子开始鄙夷他的“无能”，像功臣一样对他颐指气使，居高临下。

她日渐感到他的老父亲是个负担，流鼻涕淌眼泪让人看着恶心。为此，她不止一次跟他商量把老人送到老年公寓去，他总是不同意。有一天，他们为这事在卧室里吵了起来，妻子嚷道：“那你就跟你爹过，咱们离婚!”他一把捂住妻子的嘴说：“你小声点儿，当心让爸听见!”

第二天早饭时，父亲说：“有件事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你们每天上班，孩子又上学，我一个人在家太冷清了，所以，我想到老年公寓去住，那里都是老人……”

他一惊，父亲昨晚果然听到他们争吵的内容了!“可是，爸——”他刚要说些挽留的话，妻子瞪着眼在餐桌下踩了他一脚。他只好又把话咽了回去。

第二天，父亲就住进了老年公寓。星期天，他带着孩子去看父亲。进门便看见父亲正和他的室友聊天。父亲一见孙子，就心肝儿肉的又抱又亲，还抬头问儿子工作怎么样，身体好不好，他好像被人打了一记耳光，脸上发起烧来。“你别过意不去，我在这儿挺好，有吃有住还有玩儿。”父亲看上去很满足，可他的眼睛却渐渐涌起一层雾水。为了让他过得安宁，父亲情愿压制自己的需要——那种被儿女关爱的需要。

几天来，他因父亲的事寝食难安。挨到星期天，又去看父亲，刚好碰到市卫生局的同志在向老人宣传无偿捐献遗体器官的意义，问他们有谁愿意捐。很多老人都在摇头，说他们这辈子最苦，要是死都不能保个全尸，太对不起自己了。这时，父亲站了起来，他问了两个问题：一是捐给自己的儿子行不行?二是趁活着捐可不可以——“我不怕疼!我老了，捐出一个眼角膜生活还能自理，可我儿子还年轻呀，他为这只失明的眼睛，失去了多少求职的机会!要是能将我儿子的眼睛治好，我就是死在手术台上，心里都是甜的……”

所有人都结束了谈笑风生，把震惊的目光投向老泪纵横的父亲。屋子里静静的，只见父亲的嘴唇在抖，他已说不出话来。

一股看不见的潮水瞬间将他裹围。他满脸泪水，迈着庄重的步伐，一步步走到父亲身边，和父亲紧紧地抱在一起。

当天，他就不顾父亲的反对，为他办好有关手续，接他回家，至于妻子，他已做好最坏的打算。临走时，父亲一脸欣慰地与室友告别。

室友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埋怨自己的儿子不孝，赞叹父亲的福气。父亲说：“别这么讲!俗话说，庄稼是别人的好，儿女是自己的亲，打断骨头连着筋。自己的儿女，再怎么都是好的。你对小辈宽容些，孩子们终究会想过来的……”说话间，父亲还用手给他捋了捋衬衣上的皱褶，疼爱的目光像一张网，将他笼罩。

他再次哽咽，感受如灯的父爱，在他有限的视力里放射出无限神圣的亮光。

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的一只小鸟落在我书房外的窗台上，我正在写作，没有介意它的存在，于是它就渴求地望着我，几声啁啾，待我抬起头来，它却抖抖羽毛，扬飞而去。一切都如一次神谕的暗示，都如羊皮书上留下的一行不可解读的文字。几天之后，一场雨后，当阳光透窗而入时，我看见书房外的窗台裂缝里，横卧着一支羽毛，从羽毛的下面，小心翼翼地长出了一滴嫩黄幼小的苗芽。

我把这滴苗芽移栽到了楼下的草地。后来，它竟长成了一棵小树。

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位老师，他瘦小、干净，讲略带方言的普通话，无论是板书，还是毛笔，再或钢笔的书写，都有魏体的风骨。是那种魏、柳相糅合的风派。他不光字好，课也讲得甚好，在我那时的感受中，他的学问不仅在学校，在镇上，乃至在全县都是盖着世的。

每年过年的时候，村里许多的体面人家，都要请他书写对联。年前的几日几夜，他写对联能写得手腕酸痛。为写对联熬至三更五更，甚或通宵，并不是件稀奇的事，和农人在麦季里连夜在场上打麦一样。

从小学升至初中，他还是我的语文老师。课本上有篇文章，题目好像是《列宁祭》，作者千真万确是斯大林。是斯大林写给列宁的一篇祭文，很长，三大段，数千字，是我那时学过的课文中最长的文章。老师用三个课时讲完课文以后，让我们模仿课文写篇作文，我便种瓜得瓜地写了作文，很长，三大段，数千字，是我那时写过的作文中最长的作文。

过完周末，新一节的语文课上，老师把批改后的作文分发下来，我的作文后面有这样一行醒目的红笔批语：“你的思路开了，但长并不等于好文章。”然而，在之后不久的一次学校组织的全校优秀作文展示中，文好、字好的，都被语文老师推荐上去，挂在校园的墙壁上招示展出，就像旗帜在旗杆上招展飘扬一样——这其中有我那篇最长的作文。

后来，我的作文写得都很长，因为我“开了思路”。现在，我在努力把文章写短，因为我终于明白，“长并不等于好文章”。

前些时候，我回家乡电视台做有关我的人生与写作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突然播放片花，片花中有三个人在讲我的过去，讲我过去的学习、读书和劳作。他们分别是我的母亲、战友和我的老师。当我看见这位30年前教过我四年语文的张梦庚老师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我猛然哭了，眼泪夺眶而出。

他已经老了，七十多岁，但依然是瘦削、干净、讲略带方言的普通话。

而我，也已是人至中年。

从家乡做完节目回到北京，天气酷热，但我楼下的那片草地却还依然旺盛。草地中的那棵小榆树又长高了许多，在风中摇来摆去，正有几只小鸟在栖枝而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