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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在后方后记(第1页)

第一卷《在后方》后记

借结束《好兵帅克》第一卷《在后方》的机会,我谨向广大读者禀报,本书其余两卷《在前线》、《被俘》不久就会与诸君见面。在这两卷中,不管是军人还是居民,他们的言行举止仍然会与他们的实际生活紧紧吻合。

生活绝不是培养一个人的言谈举止得体、彬彬有礼的学校。每个人都根据其自身的实际能力而定。礼宾专家古特博士和“杯杯满”酒馆老板巴里维茨两人的谈吐怎么会一样呢。而这本小说绝非为沙龙中那些个谦谦君子提供什么辅导材料,也不是为贵族社交界编写的一本社交指南。它就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一幅历史画卷。

要是非得使用一些“强有力的词句”才能真正做到恰如其分地表达实际时,那我会不加思索地大加运用。抄袭温文尔雅的词句和使用省略号的方式都是最愚蠢的口是心非,这些词句在议会里难道不是被大肆引用过了吗?

俗话说得好,有着良好教育的人必然成为开卷有益者。只有那些精神堕落、蠢到家的猪猡、下流坯才会对这种天经地义的现象说三道四。他们墨守陈规,固执地坚持着、虚伪的道德观不放,不管内容如何,就气急败坏地从个别词句中挑刺。

前几年,我读到过一篇关于一部中篇小说的评论文章。评论者因为作者书中的一句“他擤了一下鼻涕,接着又擦了擦鼻子”大发雷霆。说如此描写与文学理应给予全民族合乎审美观念、具有崇高感受的宗旨是相悖的。

这仅是一个小小的实例,却表明了在其光天化日之下仍存在着怎样的畜生。

凡是对“强有力的词句”感到吃惊的人都是些懦夫、胆小鬼,因为他们对真实的生活一直存有一种惊讶的感觉。这些怯懦者正是文化和道德的最大危害者。他们最热衷于把民族培养成多愁善感的一群凡夫俗子、圣徒阿罗依斯型的虚伪文化的**者。修士艾乌斯塔赫在自己的书中描写道,当圣徒阿罗依斯听到一个男子在街上纷杂的喧嚣声中放了一个屁时,他居然号啕痛哭起来,惟有祷告才能宽慰他的心。

这种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总是表现得万分激愤,但却怀着极高的兴致走遍各个公厕去欣赏涂写在那墙上的一些污言秽语。

我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了一些“强有力的词句”,那只不过是顺便证实一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举止、谈吐罢了。

我们不能要求酒馆老板巴里维茨像劳多娃夫人、古特博士、奥尔佳·法斯特罗娃夫人以及所有其他很多乐于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变成一个装有嵌木地板的大沙龙里的人一样,他们穿着燕尾服、戴着白手套,说起话来咬文嚼字,温文尔雅,一派沙龙式的典雅道德,可在这道德的外衣里却藏匿着一条条沉溺于最卑鄙、最反常的骄奢**逸生活中的沙龙猛兽。

值此良机,我愿告诉各位,酒店老板巴里维茨他还活着。他在监狱里熬过了战争岁月。他和发生弗朗基谢克·约瑟夫皇上画像那令人哗然的事件时相比,一点变化也没有。

当他读到我的书中对他的描写时,他还来拜访过我,而且一下子就买了二十几本第一版分送给自己的一些亲朋好友,使该书的销售量大增。

他为我在书中写到他,并把他描绘成众所周知的莽汉而感到由衷的开心。

“这样一来谁也别想改变我的模样了,”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出言粗俗,怎么想就怎么说。以后我还坚持这样的谈吐。我绝不会因为某头笨牛说三道四就捂住我自己的嘴巴。现在我成了名人啦!”

他的自信的确实增强了。几句“强有力的词句”使他名声大震。他够满意的了。尽管我在书中真实而准确地再现了他的谈吐,但我又不停地提醒他不要这样、那样说话(这当然不是我的初衷),那一定会使这个老好人有受侮辱的感觉。

他使用一些未加修饰的语言,真挚而朴素地表达了捷克人对阿谀、媚俗的抗议,但他本人并没有深刻的意识到这点。这种对皇上和文雅语言的不尊敬已渗透在他的血液中了。

奥托·卡茨也还健在。这是一个真有其人的随军神甫。政变后,他把一切抛之脑后,退出了教会,目前在捷克一家青铜和染料厂当代理人。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威胁我说要痛揍我一顿,因为有一家德文报纸把真实描写他的那几章译了出来。于是我去拜访他,结果非常好。已是凌晨两点了,他已经站不起来了,却还在那里布道,一个劲地说:“我是奥托·卡茨,随军神甫,唉,你们这些个榆木脑袋。”

像旧奥地利已故密探布雷特施奈德一类人,在今天的共和国里还大有人在。他们特别关心的就是人们在议论些什么。

我不知道,我的这本书是否能实现我的初衷。有一次,我听到我旁边的一个人骂另一个人:“你蠢和跟帅克一样!”这恰好说明违背了我的初衷。但是,如果“帅克”一词竟将成为辱骂语言花环上的一朵新的骂人之花的话,那我对丰富捷克语言这一殊誉也只能感到非常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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