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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晚间和翌日早上都被我在心里泪丧的呆滞状态中打发过去。记得我曾试图看点儿功课,也拿起过卡依达诺夫的书,但是只见这本著名教科书中行距宽松的字行和书页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却一个字也读不进去。我连续十遍念着同一行字:“尤里乌斯·凯撒以英勇善战而闻名”——却一个字也没有理解。于是把书仍在了一边。午餐前我又抹上香膏,穿上常礼服,系上领结。
“你这是干什么?”母亲问我。“你还没有当上大学生呢,天晓得你能不能通过考试。再说那件上装做了才没多长时间,不该把它丢了!”
“客人要来了。”我近乎无可奈何地低声说。
“瞎说什么!这算什么客人!”
我只好听从,把常礼服换成短上衣,可是没有摘下领结。公爵夫人和女儿于饭前半小时光临。老太太除了我昨天就已见过的那件绿色连衣裙,还披了块黄披肩,戴了顶有火黄色带子的老式包发帽。她马上就谈起了她的期票,连声叹息,叫穷诉苦;但一点也没教养,照样大声闻鼻烟,照样无所顾忌地扭来扭去,坐在椅子上一刻也不安静。她好像压根儿忘记了自己是公爵夫人;然而季娜伊达却表现得非常庄重,几乎傲慢,俨然一个地地道道的公爵小姐。她脸部现出冷漠端庄、盛气凌人的表情——我简直认不出她,认不出她的目光、她的笑容了;虽然她的这番新的模样使我觉得非常漂亮。她身穿一件有浅蓝色花纹图案的薄纱罗连衣裙;头发梳成一绺绺长鬈发沿面颊垂直而下——是英国风度;这样的发式正好同她脸部冷淡的表情相得益彰。午餐时我父亲坐在她旁边,并以他天生的优雅、温良的礼貌态度使自己的邻座不受冷落。他偶尔看她一眼——偶尔她也瞧他一眼,但神情是那样怪异,几乎带有敌视。他们之间用法语交流。我记得季娜伊达地道的发音令我惊讶不已。席间,公爵夫人依然毫不自重,不断对美味佳肴连连称赞,并趁机大饱口福。母亲对于应付她显然感到反感,完全用一种郁郁喜欢的不屑态度与她作答。父亲偶尔略微皱皱眉头。同样,母亲也不喜欢季娜伊达。
“这是个骄傲的女人。”第二天她说道,“可是你想想有什么好骄傲的——就凭她那葛里赛特习气!”
“看样子你并没有真的见过葛里赛特!”父亲对她说。
“谢天谢地!”
“不错,谢天谢地……只不过你怎么可以对人家说三道四呢?”
季娜伊达根本就没有理会我。餐后不久公爵夫人开始告辞。
“我将寄希望于得到你们的庇护,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和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她拖长了音对我母亲和父亲说,“有什么办法!不是没有塌实好日子,不过都成为了过去。我就是这副德行——一位贵人。”她讨厌地笑着补充说,“假如连饭都成了困难,还顾得上什么面子呢!”
父亲恭敬地向她一鞠躬,一直送到前厅门口。我穿着那件嫌短的上装站在原地,眼睛望着地,仿佛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季娜伊达对待我的态度使我彻底绝了望。但是当她走过我身旁时,却含着先前那种亲切温柔的眼神迅速地对我轻轻说话时,我是多么地惊喜不已:
“八点钟到我们家来,听着,一定要来……”
我只是惊讶地摊了摊双手——但是她把一块白围巾往头上一披,已经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