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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我出发去л城。我对自己说此去只是和加京见面,然而心底里却想着看看阿霞会怎么样,是否还是像昨晚那样怪里怪气。他们两个都在客厅里,这已是怪事!——难道因为夜里和今早我想俄罗斯想多了的缘故——我觉得阿霞确确实实是个俄罗斯姑娘,一个朴实无华的姑娘,简直像个女仆。她身穿一件旧连衣裙,头发梳到了耳根后面,安安静静地坐在窗前,绣着绷子上的花,稳重、文静,好像一直是这样一个姑娘似的。她什么话也没有说,平静地做着手里的活计;她的脸上显得那么专注平淡,普普通通,使我自然而然地联想起邻居家的卡佳和玛莎之流。她还轻声哼着《我的亲人好妈妈》,简直一模一样。我望着她憔悴微黄的面孔,回忆昨天的纷乱思绪,心里感到一种怜悯。天气很好,加京对我们说今天他要去练习写生;我问他如果不碍事我想陪他去。
“不会碍事,”他回答说,“您可以为我出谋划策。”
他戴上凡·戴克式圆形宽檐儿帽,穿上男式短上衣,夹起一个画夹子,就上路了;我走在他后面。阿霞则留在家里。临行前加京请她注意别把汤煮得太稀,阿霞答应说会到厨房照看的。加京走到我们曾经到过的谷地,在一块岩石上坐下,对着一棵有树洞、枝叶稀疏的老橡树开始写生。我则在草地上躺下,掏出书来看。但是到最后我两页书也没有读完,他也只是随意涂抹了一番,我们更多地是在探讨问题,比如我觉得类似究竟应当怎样工作,应当注意什么,坚持什么,在现在这个时代画家本身的意义何在等等问题,两个人都谈论得头头是道,深入浅出。最后,加京确认他“今天情绪不高”,也躺在草地上,于是年轻人的话匣子就无拘无束地打开了,那侃侃而谈的议论时而澎湃激昂,时而若有所思,时而充满**,然而这些议论的结果往往含糊不清,这也是俄罗斯人最喜欢的结果。我们谈天说地半天没停,心里充满了高昂充实的情绪,似乎我们已经行动起来,已经达到了某个目标似的,于是回到了家里。我觉得阿霞和我们分手时毫无变化;不管我怎么仔细观察,都没有发现在她身上有一点点卖弄风情的影子,没有一点点刻意扮演某个角色的模样;现在再也不能说她矫揉做作了。
“啊哈!”加京说,“罚自己禁足和忏悔啦!”
傍晚她毫不掩饰地打了几次哈欠,早早地回自己房里去了。不久我也告辞回家。回家以后我已经什么也不用想了:这一天是在清晰的感觉中度过的。但是我记得上床时我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真是个变色龙,这个姑娘!”思考了一下后又说道,“怎样都好,她不是他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