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真把我给急死了!当时,我的心通通地跳个不停,几乎要从嗓子里蹦出来了!
“我的那两个难友赶紧在另一个山顶上点起火。可直到夜里,这大船没有给我们发来任何回应信号!
“显然啊,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得救的机会,而且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能就眼睁睁地错过去!不!
“我不甘心呀!夜越来越深了,眼瞅着这船绕道而去了!一不做,二不休!我一下子就跳进海,朝着大船的方向游去。这真是求生的本能愿望呀,我突然觉得浑身都是力量!浪来了,我不怕,我坚持游;水再深,我也不在乎,继续向前。
“就这样,我一下一下地游着。渐渐地,慢慢地靠近了大船。可就在还剩下30多英尺时,大船却偏偏掉了头。
“我真急眼了,扯着嗓子高声喊叫,那真是声嘶力竭呀。在那一时刻只有我的儿女听到了我的声音——不是凭第六感觉、更不是梦幻……
“我无可奈何,垂头丧气地游回小岛,突然感觉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点气力了,心中的焦灼更是无以言表,一点儿希望之火又破灭了。他俩赶忙把我拉上岸,我有气无力几乎动不了了。
“这真是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夜晚啊,我们那时候都有点儿绝望了——是啊,也许以后再没有机会了,也许我们真被世人所遗忘了!我们只有等老死在这里了。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也许那是上天的安排!天刚麻麻亮,我就发觉船已减速,而且还围着小岛来回转悠。一会儿,你们真就放下了小船……
“我们有救了!我们有救了!上帝呀!上帝呀!那一刻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面前那不是我的一双儿女吗?他俩直冲着我招手呢!
玛丽和罗伯尔热烈地亲吻着、拥抱着他们的父亲,百感交集的心情几乎让他们无法表达、控制自己。
事到如今,格兰特船长才恍然大悟:如果没有漂流瓶,如果也没有那份天书般的文件——那是在他们遇难后第8天发出去的,他们决不可能有幸福的今天!应该说这是一段出人预料又激动人心的故事。
在格兰特讲述的时候,巴加内尔又在想些什么呢?他在反反复复琢磨漂流瓶里的信件——现在看来,他的三种解释都不对!这玛丽亚泰勒萨岛在信纸上怎么如何找也找不到呢?奇怪!
巴加内尔终于忍不住了,他急不可耐地抓着格兰特的手问道:“船长,您现在能否把那漂流瓶里的信,给我们解释一下?”
地理学家的请求立时引起大家的好奇——是的,9个月以来,谁都在猜测信件的正确内容。
“行吗?船长,”巴加内尔关切而又着急地说,“您总该还记得你亲自写过的字句吧?”
“当然记得!”格兰特爽快地答着,“我天天都在默念着这几句话——这是我们求生的希望,这是性命攸关的呀!”
“那写的是什么?船长?”格里那凡也忍不住了,“请您再重复一遍吧。我们怎么猜也没猜对。”
“好,这太容易了,”格兰特答应着,“不过,我并不太清楚你们让我说哪一封,因为我用三种语言写了三封信——这也是为了多增加一条生路而考虑的。”
“哦,怪不得呀!您写了三种啊?”巴加内尔几乎是脱口而出。“不过,三种是一样的。只不过,只有一个地名不同而已。”
“嗨!您就说说法文的吧,”格里那凡若有所思地说,“法文的最完好也最完整了;我们多次研究都拿它为依据。”
“爵士,法文的是这么写的:
1862年6月27日,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不幸遇难,沉没在距巴塔戈尼亚1500海里的南半球洋面里。该船的3名幸存者——两个水手和格兰特船长现正在达抱岛上。”
“哎呀!”巴加内尔突然长叹了一声。
格兰特船长继续背诵信文:“我们因远离人烟而走投无路了。今特抛此信请求救助,地点为经153°、纬37°11′。见此请从速!……”
巴加内尔还没听完便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满腹狐疑地大声问:“怎么又叫达抱岛?不是玛丽亚泰勒萨岛吗?”
“你听我给您慢慢说,巴加内尔先生,”格兰特解释,“英国和德国都称这里为玛丽亚泰勒萨岛,法国地图则把这里标作——达抱岛!”
重重的一拳擂在巴加内尔的肩背上,足以让他哆嗦了一下。这一拳不是别人,是少校打的——他一反常态地表达了对地理学家的“敬意”,同时调侃地叫了一声:“我的大地理学家呀!”
然而我们的地理学家受到的打击远远不只这一拳,他觉得自己的学识太让人笑话了。
其实,他对信件的推测基本是正确的。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这些模糊不清的“巴塔戈尼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已确认出来了。再比如:从“大陆”这个词推敲出“远离”的含义;把“印第安人”、“土著人”转化成“走投无路的人”。这些都没错。就是把最关键的地名“达抱”——分析成“达于”了,这显然是大相径庭!不过,这也不能全怪地理学家,因为邓肯号上的地图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标写的是“玛丽亚泰勒萨岛”。
“真是大笑话儿!”巴加内尔搔着头责备自己道,“说起来可真够丢人的!我怎么就忘了它有两个名字呢?啧,还美其名曰是地理学会的秘书呢!我真是没脸见人了!”“瞧您这话说的!巴加内尔先生,”海伦夫人宽慰他,“您想开点,别心窄啦。”
“我能不心窄吗?夫人,看我这笑话儿出的!傻得跟驴差不多!”“不多?太多!能比过马戏团的驴吗?”少校接着揶揄他。大家都愉快地笑了。
格里那凡准备当天就启航,所以就叫人把艾尔通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