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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想想自己的出路(第2页)

1939年,日军犯境,当小学校长的父亲带着李嘉诚逃离赴港。翌年父亲患上肺病。一个周末的下午,他到医院探父,想逗病危的父亲高兴:“英文也不算难,我读一段给你听。”爸爸听罢,满面哀伤,“因为他知我很喜欢读书,但当时环境不许可。”李嘉诚语带哽咽说。

“我的英文是一个同屋女孩教的,我则教她数学。”父亲临终前一天,发觉没有任何财产可以留下,只好反问爱子可有话跟他说。李嘉诚很自信地应许父亲说:“我们一家人一定生活得好好。”为了践诺,李嘉诚使出狠劲,一边当推销员,一边上夜校学英文。他用报纸练字,一边写满了,又翻过另一边再写,直至整张纸写得皱皱烂烂为止。

22岁时,开了塑胶厂,他深信到26岁,储够钱,凭着恶补的英文,可以考上大学。岂料一个大户破产,毁了他的梦。但苦学的英文为他打开成功之门。

20世纪50年代在做塑胶花时,他坚持订阅全世界最新的塑胶杂志,第一本是美国杂志《ModemPlastics》(《现代塑料》),他又飞到英美参加塑胶展,掌握最新形势。

在外国杂志中,他留意到一部制造塑胶瓶子的机器,但从外国订制太贵了。于是他凭自学的英文就研制了这部机器。李嘉诚说:“它至少让我赚了几万港币。”他开始请私人老师,每天7时上班前,教他英文。

他的发达和刻苦学习英文是分不开的。

20世纪80年代初中英会谈期间,不少公司都停留在业务本地化的阶段,但李嘉诚考虑的是,公司要发展得大,就一定要向海外发展。他并没因自己带潮州口音而避讲英语或避请洋人,由开会到接受访问,只要对象是洋人,他一概英语对答,毋须翻译。

但他总嫌自己看英文看得慢,遇有好文章,有时会中译后才看。纪念前在剑桥大学领取荣誉博士学位时,他抱憾地说:“如果是自己读过来的,我会开心好多!”

英文是走向世界之钥,只要肯用功,即使是基础比较差,甚至从零开始。也是很容易学好的。

10个月完成的不朽著作

据说雨果创作《巴黎圣母院》仅用了10个月时间。这么短的时间,雨果是怎样写作的呢?

当初,书店老板只给雨果五个月的期限,如果不按时交稿,便要罚款。恰巧,雨果搬家,丢了笔记本,他要求老板放宽期限,老板同意再给五个月时间。雨果买了一瓶墨水和一身灰色毛线衬衣,把平时的衣服脱下来,锁在柜里,为的足免受出门的**。用他的话来说是“像走进牢房一样”。此后,吃饭睡觉,从不离开案头。

创作占据了雨果整个身心,他全神贯注,日夜写作,不觉得疲乏,终于提前两周完成了这部不朽的著作。他买来的那瓶墨水恰好用完,最后一滴墨水写完了最后一行字。

要出色地完成一项工作,必须埋头苦干,摆脱外界一切**和干扰,全力以赴。文学创作如此,其他工作也是如此!

我代表我的祖国

1919年到1927年,徐悲鸿在欧洲留学。那时,中国留学生在外国,不仅经济上困难,而且政治上受歧视。有个洋学生向徐悲鸿挑衅说:“中国人愚昧无知,生来就是当亡斟奴的材料,即使是把你们送到天堂里去深造,也成不了才。”这话激怒了具有满腔爱国热血的徐悲鸿,他严肃地说:“那好,我代表我的祖国,你代表你的国家,等学习结业时,看到底谁是人才,谁是蠢才!”从此,徐悲鸿怀着为我中华民族争光的坚定决心,刻苦努力,经常到罗浮宫、凡尔赛等巴黎各大博物馆临摹世界名作,一去就是一整天,不到闭馆的时间不出来。

有志者事竟成。徐悲鸿进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的第一年,他的油画就受到法国艺术家弗拉蒙先生的好评。接着,在数次竞赛考试中,他都获得了第一名。1924年,他的油画《远闻》、《怅望》、《箫声》、《琴课》等在巴黎展出后,轰动了巴黎美术界。这时,那个曾向他挑衅的洋学生,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是对手。

“有志者事竟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志者常常是非常勤奋的。

音乐史上罕见的盛举

1872年,约翰·施特劳斯曾应聘到美国去演出。波士顿特地为他建造一座可以容纳十万听众和两万表演者的大厦。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叙述当时的盛况:“为了对付这一大群人,他们给了我一百个指挥做助手。我自己只能领导最靠近我的人。……现在请设想我在十万美国听众面前的处境吧。我站在总指挥的谱架前面,忽然响起炮声,这真是一种温柔的暗示,它告诉我们这两万个表演者,音乐会可以开始了。我做一个手势,我的一百个助手就尽可能急速而热心地仿效我的榜样。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了我终生难忘的一个大场面。……十万听众兴奋得大声叫嚷。……”这次演出,不仅是约翰·施特劳斯生平难忘的一页,也是音乐史上罕见的盛举。

约翰·施特劳斯一生写了462首乐曲:其中包括波尔卡舞曲、圆舞曲、方阵舞曲、进行曲以及其他体裁的乐曲。他被人誉称为“圆舞曲之王”。虽然他谦逊地自认:“我的小小的功绩,只在于把从前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形式加以扩充罢了。”但是,他那一首首动人的圆舞曲像在欧洲阴霾天空中响起惊人的巨雷,像在多瑙河畔翠堤上听到春日来临的脚步声,使人们忘掉人生的忧患,对未来充满欢乐和希望。

受到人民爱戴,获得崇高荣誉的约翰·施特劳斯,在他年近70的晚年,还保持着他从父亲那里传下来的习惯:每天清晨,苦思冥想编写歌剧和乐曲;还常常到剧院去观看自己歌剧的演出。

有一天,他挽着自发萧疏的妻子——为了音乐宁愿牺牲自己,把一切都献给丈夫的杰蒂·德雷芙兹——应邀参加一个宴会。在宴会上遇见了奥地利国王。国王指着正在演奏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的乐队,和周围翩翩起舞的伴侣,既是赞誉,又是感叹地说:“你是最幸福的人了。我只能指挥我的军队,而奥地利人民都陶醉在你的指挥棒下。”可是约翰·施特劳斯却严肃地回答:“苹果虽然甜蜜,但谁又知道它内心也有许多苦核呢?”他和他妻子相视微微一笑,悄然离去。

一个艺术家的生命不仅在于他生命的本身,而且还在于他通过辛勤的工作所创作的艺术作品的生命力量。

一本“万宝全书”

果戈里说过:“一个作家,应该像画家一样,身上经常带着铅笔和纸张。一位画家如果虚度了一天,没有画成一张画稿,那很不好。一个作家如果虚度了一天,没有记下一条思想,一个特点,也很不好。”

果戈里正是这样做的。他有记笔记的习惯,随时把看到、听到的传闻、趣事、警句、谚语和读书心得记入笔记本中。

他喜欢在午饭前出门散散步,常常因为看到或想起有趣的事而转身回家,把它们记入笔记本中。

有一次,果戈里请一位朋友到饭馆吃饭。忽然,一份菜单引起了他的兴趣,便拿出笔来,往笔记本上抄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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