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第一卷（第2页）

六点半左右她的儿子回来了，一脸疲惫和丧气。他让母亲自己回家，心里不是滋味儿，尽管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母亲走后，他就没心思再逛庙会了。

“爸爸回来了吗?”他问道。

“没呢！”母亲说。

“他在星月酒馆里打杂，我从窗户黑色窟窿里看见了，还挽着袖子呢。”

“唉!”母亲顿时大声说。“他没钱了。不论人家给多给少，他能挣点小钱够用也就满足了。”

天色晚了，光线暗淡下来，莫雷尔太太做针线活已看不清了，便起身走到大门口。外边很热闹，节日气氛好像永远不会结束，这终于对她产生了影响。她走到屋边的园里。女人们都从庙会上回来了。有时会有个别好丈夫和一家人一起和和美美地经过。但一般是只见女人带着孩子。傍晚，那些留在家里的妈妈们，腰上系着围裙，两臂抱拢，站在胡同的角落里聊天。

莫雷尔太太却独自一人，好在她对此早已习惯。她的儿子和小女儿上楼睡去了；因此，这个家就是她的寄托，日子过得也不错。那个快要降生的孩子却使她倍感怅然。这悲凉的世界几乎使她失去所有的希望——至少是在威廉长大成人之前。但是对她自己本人而言，只有凄凉的忍耐——忍耐到孩子们长大。孩子们!这第三个孩子，她已经无力抚养了。她本来不想要这个孩子。孩子他爸在酒馆打下手，常常贪杯而醉。她看不起他，但又离开不他。这个快要出世的孩子叫她很为难。她苦于对付贫困、丑恶和卑贱，她对此真是厌恶极了。

她走进屋前的小园，想出去，可竟然迈不动脚，但又不愿意呆在屋里。天很热，闷得她透不过气来。

前边是一小块园地，四周是水蜡树篱。她站在那儿，想在这花香和逐渐暗下来的美妙黄昏中得到一丝安慰。园门的对面，那高高的篱笆底下是一溜台阶通往山上，两边已经收割过的草地红得像火。

偶尔，一些人从树篱下的小路那片黑黑的凹地一路蹒跚回来。有位青年人在山末端的陡坡上乱跑，啪地一声摔在台阶上。莫雷尔太太打了个寒颤。他爬起来虽然说话很难听，但也挺可怜的，他觉得是这台阶故意坑害他。

她进屋，心里想，天下的事怎么就不能变一变。现在总算明白，是变了！她跟自己的少女时代相隔那么远，现在连走进河洼地后院步子都沉重的女人，还是十年前健步如飞地跑上希尔内斯防波堤的那个女人吗？她真说不上来。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她自言自语地说。“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就包括我快要出生的这个孩子也在内!我就跟无足轻重似的。”

生活时常摆布人，支配他的身体，填满他的人生，但这都是假的，任其为之，仿佛生活是可有可无的。

“我等，”莫雷尔太太自言自语——“我所期待的决不会来。”

她开始收拾厨房，点灯，加火，把第二天要洗的衣裳找出来泡到水里，然后坐下来做针线，在布料上飞针走线，做得很有条理，一干就好几个小时。有时候她也叹叹气，动动手脚、上厕所。她总在不停地想，为了孩子们，该怎样尽量利用好现在的条件。

十一点半的时候，丈夫回来，黑胡子上面的脸红扑扑的、发着光，他点了点头，显得很高兴。

“呀、呀，在等我呢？老婆?我在帮安东尼打工呢！你猜他给了我多少钱?两个半先令，可不少呢！每一个便士都——”

“他还不是想让余下的钱，都让你喝酒给扣了呀！”她干脆利落地说。

“我没有——我没有。你得信任我，我今天只喝了一点儿。”他的声音软下来了。“瞧，我给你带回来点儿白兰地姜饼，还有一个椰子，是给孩子们的。”他把姜饼和椰子——那东西毛乎乎的——放在桌子上。“喂！我说，你这一辈子难道就不会说声谢谢?”

她拿起椰子来摇一摇，看看里面有没有椰汁，才算是讲和了！

“这东西特别好，我保证。我是向比尔·赫金森要的。他够朋友，这比尔·赫金森，他可真够朋友啊!”

“他这人只要有口汤喝，什么都可以卖掉，你也跟他一起喝稀汤？”

“哎！你这女人真讨厌，我哪儿喝醉啦？我倒要知道知道！”莫雷尔说。他得意扬扬，就因为他在星月酒馆帮了一天工。他一直唠叨个没完。

莫雷尔太太特别累，对他的唠叨早已烦透了，趁他用火钩压灭火的时候，她赶紧去睡下了。

莫雷尔太太出身于有教养的旧式市民家庭，祖辈是著名的独立派教徒，以前还跟赫琴森，始终是坚定的公理会教徒。诺丁汉的花边厂大量倒闭时，她的祖父也在花边市场破产了。她父亲乔治·科帕德是位身材高大，一表人才，性情高傲的工程师——以他的蓝眼睛和白皮肤自豪，更以他的为人正直自豪。她曾经那傲慢、坚强的性情都是从科帕德家族继承来的。

乔治·科帕德为其贫困苦恼不已。他在希尔内斯造船厂当过技师领班。莫雷尔太太——格特鲁德——是他的第二个女儿。她长得像母亲，也最爱母亲；她的眼睛蓝汪汪而咄咄逼人；前额很宽广，这就是科帕德家的特征。她记得，她曾经憎恨她的父亲对她那温柔、乐观、心地仁慈的母亲专横无理。她记得，她曾跑上希尔内斯防波堤，还发现了条小船。她记得，她去到造船厂，那里的人都经常夸奖她，她这孩子又伶利又有点傲气。她记得，她的那位上年纪的女教师，特别有趣，她是老师的助手，在那家私立学校里她特别喜欢帮女教师的忙。约翰·菲尔德送给她一本《圣经》，现在还留着。她十九岁时，从教堂回家，经常和约翰·菲尔德同行。他是商人的儿子，在伦敦上过大学，有从商的打算。

那个九月的星期日下午，她一直记在心里，他们俩坐在她父亲家后边的葡萄树下。阳光穿过葡萄叶，映出种种曼妙的图案，如同一件有花边的披巾，罩在他们的身上。有些葡萄叶是纯黄色，好似扁平的黄花。

“呆在那儿别动，”他大声说道。“你的头发，我简直说不上来像什么!像铜，像金一样闪闪发亮，红得像烧透了的铜，阳光照在上面，缕缕金丝。都说是棕色，你妈却说是鼠灰色。好奇怪。”

她瞧了瞧他闪烁的眼睛，但她明净的脸上并没有流露出自己深深的情意。

“可你说你不喜欢做生意呀！”她追问道。

“不是呀！我讨厌做生意!”他着急地大声说道。

“要不就当牧师吧！”她有点哀求似的说。

“我很想。我其实很想，如果我真能成为一流牧师的话。”

“那你为什么不呢?”她不以为然地说。“我要是个男人，什么也挡不住我。”她扬着头。他在她面前显得有点害羞。

“但我爸脾气坏得很。他一心要我经商，我知道他一定能做到。”

“亏你还是个男子汉呢?”她叫道。

“男子汉也不行呀！”他皱着眉头无奈地说。

如今她在这里住每天忙得她团团转，什么是男人，她也渐渐体验得深了，她知道了，是强不到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