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凌晨,莫斯科电台宣布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大批群众开始拥到红场,多数人都在默默地哭泣。那天下午,已在前一天夜里运到克里姆林宫的遗体被停放在圆柱大厅里。遗体躺在架高了的棺材里,周围是一排一排的鲜花,上面没有覆盖。人群激增,到了傍晚,据报道致哀的人一直排了有10英里长。来自莫斯科和远处的成千上万的人,列成没有尽头的队伍缓慢地从棺材旁边走过,向他们的伟大领袖告别。
在全国各地,东起符拉迪沃斯托克,西至列宁格勒,北起阿尔汉格尔,南至阿斯特拉罕,家家户户的房子和门窗上都挂起了红旗,悬上了黑纱。一个拥有两亿多人口的国家,举国一致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向他们的领袖表示哀悼。他引导和鞭策他们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和一场残酷的战争,而且,他们本能地知道,他为他们和苏联已经鞠躬尽瘁。
在莫斯科,妇女们围着扩音器站在雪地里,红着眼睛。美联社报道了一个年轻的家庭妇女的感想:
怎能想像草原没有辽阔的空间?
伏尔加没有流水?
俄罗斯没有斯大林?
这位美联社记者是在出租汽车里听到消息的。这位记者看到,泪水从汽车司机的脸上滚滚下来。司机说:“请原谅。他是一个好汉子……那时候他在挨近前线的一所小屋里指挥莫斯科战役。”斯大林已经把他自己揉进了苏联的全部生活,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斯大林已经成为苏联取得今天这样伟大成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联最著名的内科医生R·Ⅱ·米亚斯尼科夫(1899~1965)教授是苏联医学科学院的正式院士,“金听诊器”国际奖金获得者,他参加了斯大林病危期间的床前会诊。下面是他的回忆片断:
1953年3月2日睨上,克里姆林宫医院保密科的工作人员乘汽车到我家来:“我是来接您的,请您到‘大当家人’家里……”斯大林躺在**,胖大笨重,躯体短小,微肿,面孔歪斜,右臂右腿平伸,绵软无力。他呼吸困难,时急时慢(潮式呼吸),极不均匀。血压210/110,心律失常,白血球17,000,发高烧,体温38℃多……经听诊扣诊,没发现心脏特大异常,在肺的侧方和前部也没有查出任何病理问题,谢天谢地,诊断看来十分清楚:高血压和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大脑右半球溢血。医生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治疗方法。
我们每个人都手持钟表站立在患者的床前,经常有一位中央政治局的首长守候在患者的旁边,来的次数较多的是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和米高扬。
3月3日凌晨,会诊组必须对马林科夫提出的病情预后问题作出答复。我们只能作否定的回答,即必然死亡。马林科夫向我们解释说,他早就预料到这一步。但他希望通过药物治疗即使不能保全生命,也得尽量使他延长相当长的时间。我们明白他的意思,这是要为准备组织新政权和制造社会舆论提供必要的背景。
斯大林的病症在国内外当然引起了极为广泛的反膨……各方建议纷至沓来,有人提出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治疗措施,有人提议派医生来参加会诊。
通过邮局寄来了大量的感人肺腑的致敬信和慰问信,他们相信会诊组的医生们有能力挽救英明领袖、父亲和导师的生命。他们苦心哀求,其中有些人甚至用严厉要求的口吻恳乞治好斯大林的病症,他们信任并对苏联医学的治疗效果充满信心。青年军官和红军战士表示愿把自己的全部血液献给领袖。有人写信要把自已的心脏献出来,毫小犹豫(“请外科医生把我年轻的心脏摘下来,移植给斯大林同志”)。
必须指出,斯大林生病之前(显然是最近三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从来也不去找医生为自己看病。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长这样说……
看来他在莫斯科一向是有病不治,讳疾忌医。在他的孔策沃夫别墅里连一个急救小药箱都找不到,更不用说硝酸甘油了。如果心绞痛发作,他就可能死于**,而这种病只需两滴药水即可缓解。从什么时候起他有了高血压病,也是没人知道的(他从来没去治疗过)。
斯大林呼吸困难,有时呻吟。只在一个很短的瞬间,他睁开眼睛。垌深沉的眼光扫视周围的人们。这时候伏罗希洛夫走上前去,俯下身体说:“斯大林同志,我们都在这里,都是你的忠实朋友和战友,亲爱的,你现在自我感觉好吗?”但是斯大林已毫无表情了……
夜间好多次出现濒临死亡的样子。第二天清晨,3月4日,不知哪一位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新点子来,说除了查到的病症之外,是否还患有心肌梗塞病呢?从医院叫来一位女医生,做了心电图,而后她武断地说:“是的,有心肌梗塞。”一阵忙乱。这是不是医生们在搞鬼,他们企图害死国家的领导人,故意不作心肌梗塞的诊断。现在我们大概要……说来也真够呛,直到现在我们在治疗诊断中也没有人提出发生心肌梗塞的可能性。而这些人全是世界闻名的医生。斯大林现在已失去知觉,痛感不灵,要他自己说出心肌梗塞的常见症状已不可能,白血球增多和体温升高对说明心肌梗塞可能也有点好处。
3月5日清晨,突然发现斯大林口中吐出鲜血。吐血引起了脉搏下降,血压降低这种现象,使我们困惑不解,怎样向大家解释呢?
为了保持住徐徐下降的血压,我们不断地使用各种药物。会诊组的全体工作人员围在患者的周围,隔壁房间里人们焦急不安和预卜来日。中央委员会由布尔加宁陪诊。我注意到,他用一种怀疑甚至含有几分敌意的眼光看着我们。他肩上的元帅金星闪闪发光,面部虚肿,一绺头发朝前竖直,小胡子像某一代罗曼诺夫沙皇或日俄战争时期的将军。他站立在沙发后边,转过身来对我说:“米亚斯尼科夫教授,吐血是什么原因啊?”我回答:“可能是血管性胃壁小出血造成的吧,与高血压和中风有关。”“又是可能?”他不友好地学着我的语调问,接着他用威胁的口吻加上几句:“您得注意,你们这些人张口闭口总是血管长,血管短,而把主要的问题却给……”他显然想说“给”疏忽了,“给”放过了,但感到这样说不对头,只好改换词句,“给我让开点,叫我过左。”
3月5日,一整天我们都在忙着打针,写日志,编公报。中央委员会委员这时在二楼集会。政治局委员再次走近垂危患者身旁。级别低的官员伫立门外引颈探望,不敢进入室内看望半死的“当家人”。我记得,赫鲁晓夫也是隔门探病的一个人,此时此地必须遵守等级制度,最前面走的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其次是伏罗希洛夫,而后是卡冈诺维奇,最后才是布尔加宁和米高扬。莫洛托夫身体欠安,患流感引起的肺炎,他来探望过两三次,停留时间也不长。
肠胃出血的解释记人了日志并写进了当天晚上作出的详细病案总结,当时患者的呼吸还未停止,但已到垂危濒死的时刻了。
3月5日21时50分,死神终于降临了。当然这是一个具有高度纪念意义的时刻。我们刚一宣布脉搏消失,呼吸中断,心脏停止跳动等几项标志,党政领导人、女儿斯维特兰娜、儿子瓦西里和警卫人员便先后走进了宽敞的房间。大家肃立、静默,一动不动地站立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究竟站了多长时间,也许30分钟,也许更长一点。毫无疑义这是一宗历史大事件。一位领袖离开了人世,提起他的名字来,全国上下乃至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抖……
3月6日中午11~12时,在花园凯旋大街荣获列宁勋章的莫斯科第一医学院生物化学教研室大楼院内的侧厅里,对斯大林的遗体做了解剖。会诊组医生中参加解剖的有我和卢科姆斯基,还有几名警卫人员在场。做解剖的是莫斯科第一医学院教授A·H·斯特卢诺夫,在场的有医学科学院院长H·H·阿尼奇科夫和生物化学教授C·P·马尔达含夫(他负费往尸体上涂防腐剂),以及病理解剖学家斯克沃尔采夫教授,米古诺夫教授,鲁萨科夫教授等。在进行解剖中,我当然心急如焚。心脏有问题吗?呕血从何而来?懈剖结果,证明全部诊断无误,没发现心肌梗塞(只找到出血病灶)。
在斯大林遗体解剖中我们看到的脑动脉严重硬化,毫无疑问,近几年有了发展,我们不仅要问,这种病给斯大林近几年的精神状态、性格、行为举止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谁都了解,脑血管动脉粥样硬化能破坏神经细胞的营养,使神经系统失去许多机能。首先在高级神经活动方面可以发现抑制(包括各种不同的抑制)过程的减弱……
我认为在评价著名历史人物的时候,不但要做纯文学或心理学方面的描述,还必须从医学的角度加以分析。谁能不生病,特别是到了生命的晚年。生病就能在他们的行为举止中造成某种程度的变化……。脑血管硬化发展很慢,需要多年时间。在斯大林的头颅中发现了早期生成的脑软化病灶。谁都知道,得了这种疾病的人,智力知觉毫不减退或减退甚微。这样的老年人在脑力活动方面做出许多有成绩的事情来,而在心理方面(特别是情绪反应)可能变化很大。
斯大林的突然去世,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北京的报纸在斯大林的遗像上镶上了黑框,并发表了高度赞扬他的悼念文章;法国根据国防部的命令下了半旗,以示致哀;当赫里欧表示向“曾经参与把我们从纳粹手中解放的领袖”致敬时,国民议会成员全体肃立致敬。在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因斯大林的去世一下子跌落了10亿美元,两天之后才回升。哈里·杜鲁门用这样的话把自己此时的态度记载在历史上:“听到一个熟人逝世的消息时,我总是感到难过的。”
但美国的许多评论表现出了不友好的态度。《洛杉矶时报》的虔诚的评语是:“斯大林去地狱的路条生效了……我们所能希望的最好的事,就是发生争夺继承权的内战。”新上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着手去实现这个残酷的愿望。在官方表示了吊唁之后——报纸标题着重指出这“只是官方的”——据宣布美国政府正在“准备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来利用苏联的处境——运用一切宣传工具及其他手段来煽起俄国内部的纷争,并且使俄国的卫星国脱离俄国”。美国在朝鲜的部队利用了共产党世界各地静默五分钟致哀的时机“发射了猛烈的排炮”。
美国的反应令西欧大为震惊。欧洲人,不论他们的政治见解如何,尊重一个伟大民族对他们的领袖的哀悼,而这位领袖曾比任何人作出更多的贡献来使欧洲取得对纳粹分子的共同胜利。同美国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们回想到莫斯科是如何对待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死讯的。得到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消息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清晨两点钟立刻赶赴美国大使馆,他的毫不掩饰的悲哀使美国大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都感到十分意外。连大使馆雇佣的苏联侍者都对美国人表示了他们受了震惊的同情。大家都悼念这位具有世界理想的人,因为他曾同斯大林一起寻求稳定的世界和平。斯大林的去世给予美国一个用礼貌来医治旧创伤的机会,但是,华盛顿的态度却显露了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