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过石壁尽,夜泊牛口渚。
野老三四家,寒灯照疏树。
见我各无言,倚石但箕踞。
水寒双胫长,坏裤不蔽股。
日暮江上归,潜鱼远难捕。
稻饭不满盂,饥卧冷彻曙。
安知城市欢,守此田野趣。
只应长冻饥,寒暑不能苦。
同样的村落,同样的人物,在苏辙笔下却显得萧瑟荒凉、穷愁凄苦。与苏轼的诗相比较,苏辙的诗更注重细节的写实,更具有一种质朴厚重的生活气息。它没有苏轼诗歌那种安贫乐道的氛围,却充满了对民生疾苦的关爱与悲悯。
苏洵曾撰写的《名二子说》就从取名的角度,比较了苏轼苏辙二人在性格上的差异。他指出,苏轼的缺点是“不外饰”,这样的性格必然使他一生遭遇波折磨难;而苏辙则“善处乎祸福之间”,这样的性格常能让他免于灾祸。父亲的评价恰是苏轼兄弟一生命运的准确注脚。
苏轼和苏辙兄弟俩都非常欣赏对方的才华,他们互相的评价往往最为中肯。
苏辙非常敬重自己这位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哥哥。苏辙在为兄长所作的墓志铭中说:“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在祭祀嫂夫人的文章中也说:“辙幼学于兄,师友实兼。志气虽同,以不逮惭。”(《祭亡嫂王氏文》)他认为苏轼不仅是自己的兄长,更是自己的老师,自己的诗文成绩不如兄长。
苏轼则认为兄弟二人各有所长,弟弟苏辙也有胜出自己的地方。在给朋友的信中,苏轼写道:“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苏轼《答张文潜县丞书》)苏轼认为苏辙的文章胜过自己,但世人并不了解这一点,这是因为苏辙为人低调,所以他的文章风格也很低调。其实他的文章一唱三叹,汪洋淡泊,很有秀杰之气。事实也的确如此,苏辙擅长各种文体,尤以策论最为出色,其文纵横捭阖,雄辩宏博,说理透辟,感染力极强。苏辙的记游之文清新明快,刻画入微,也有很高的成就。
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虽然彼此欣赏,但从不互相吹捧,反而常给对方提意见。
苏辙屡屡指出兄长口无遮拦,容易招致祸患。对苏辙的缺点,苏轼也会毫不客气地指出,他认为苏辙为人处世的大节毫无问题,但有时候不大注意细节,而这往往却会坏了大事。要注重小节,避免影响大局,这恐怕是苏轼遭逢文字之祸后忧惧心理的反映,是他从自身经历得来的经验教训,以此来劝戒弟弟,自然是十分恳切的。
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在诗、文上均达到了很高的造诣,诗文便成了他们交流思想和感情的工具。翻开《苏轼诗集》和苏辙的《栾城集》,其中属于兄弟二人寄赠唱和的诗歌均不下百首,诗中有他们对少年生活的珍贵回忆,有他们对彼此的思念和牵挂,也有他们关于政治思想和人生态度的沟通。苏轼几乎每到一个任所,都会寄书给苏辙,晚年遭贬时更是如此。从这些诗词书信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们兄弟之间的情意是那样深厚。其中,苏轼兄弟关于“夜雨对床”的约定是最让人感动的一段佳话。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冬,二十六岁的苏轼带着妻子王弗和二岁的儿子苏迈前往凤翔任官,子由送兄嫂出汴梁,走了百里多路,到郑州西门外才依依话别。这是二十多年来他们兄弟之间的第一次离别,苏轼登上高坡目送弟弟渐行渐远,他第一次感受到人生聚散的无常与感伤,写下了著名的诗篇《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
登高回首坡垅隔,但见乌帽出复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诗的大意是:当你的身影渐渐远逝,我忍不住登上高坡张望,只见你头上的乌帽在山丘间时隐时现。想着你此刻衣衫单薄,骑一匹瘦马,在寒风残月中独自向前,怎不让人牵念!快乐的人们永远不能理解我的感伤与悲切。无奈的人生总有太多聚散离别,可是我总是担心岁月匆匆,美好时光难以再现。今天晚上我们寒灯独对,你可曾记得怀远驿中我们彼此相约的誓言?不知何时我们才能再次聚首?再次凭窗挑灯听夜雨?荣华富贵不过一时,不值得贪恋,子由啊,不要忘了彼此深厚的兄弟情缘!
诗中“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一句点明了兄弟二人曾有的“夜雨对床”的约定。在与兄长的诗歌唱和中,苏辙有“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逍遥堂会宿二首》)、“夜深魂梦先飞去,风雨对床闻晓钟”(《舟次磁湖以风浪留二日不得进子瞻以诗见寄作二篇答之前篇自赋后篇次韵》)等句,多次提醒彼此曾有的功成辞官的约定。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投人狱,在最为困厄绝望的时候,他又想起了与苏辙的约定,写下了绝命诗《狱中示子由》:“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在以为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苏轼并未直接抒发自己的悲痛,而是想像自己死后,弟弟将会多么孤单,他也许会在多年后的某个雨夜,因兄弟之间的约定而黯然伤神。
然而人生在世,总是聚少离多。自从和弟弟苏辙一同走上仕途之后,他们经常是天各一方,难晤一面。在最初的时刻,“夜雨对床”这一约定唤起的是兄弟二人对往日美好岁月的回忆,在浮沉不定的宦海当中,这一约定又成为支撑他们走向人生彼岸的精神期待。当他们身处困境,难以挣脱羁绊与牢笼的时候,这一约定又多少带给他们一点精神的慰藉。然而,这个约定最终却没有实现,它成为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永远存在于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的理想之中。苏轼死后,子由将他与王闰之共同葬于河南郏县小峨眉山,并命子孙在自己百年后,也将自己的遗骸葬于兄长墓旁,小峨眉山处遂有“二苏坟”之称。也许,只有在美好而永恒的天国里,他们的约定才能最终得以实现吧……
苏轼苏辙兄弟虽然性格各异,但是他们的相同之处要远远多于他们的不同之处,他们情深意切的原因,正在于他们的志趣相投。每当遭遇政治困境时,苏轼和苏辙兄弟俩经常为对方开解心中的郁闷不平。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在杭州做通判,苏辙在陈州(今河南淮阳)做学官。苏轼在写给弟弟的诗中以谐谑的方式抒发愤懑不平之气,排解子由与自己仕途受挫的烦闷:“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斜风吹帏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戏子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