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人生之乐（第2页）

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

丹成随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

苏轼在这首诗中以“不似杨枝别乐天”来赞美朝云的不离不弃，以“恰似通德伴伶玄”来感念朝云随他南迁。白居易的侍妾中，以擅唱《杨枝》著名的樊素，在白居易晚年病中离开了乐天。苏轼平素最为仰慕陶渊明、白居易，与自己相比，白居易晚年的这段境遇当然令他感慨万千。朝云原本并不识字，后来在苏轼熏陶之下，开始读书习字，并“粗有楷法”；又曾跟随泗上比丘尼义冲学佛，“亦略闻大义”（《悼朝云诗并引》）。“天女维摩总解禅”就是指朝云在苏轼学佛之后，也从而学佛并粗知佛学大义。但朝云在来到岭南之后，不能适应当地水土，在惠州时因为经常生病，生活便成了不是念佛就是熬药。朝云因能歌善舞而得以与苏轼结下“舞衫歌袖旧因缘”，但她却不愿像秦观所赠《南歌子》词中的巫阳神女，“瞥然飞去”之后，空使“前世是襄王”的主人“断人肠”。因此就算她学佛功成，也不愿作“巫阳云雨仙”，只想伴随苏轼前往“三山”，为苏轼“一生辛勤，万里相随”（《惠州荐朝云疏》）。苏轼心中如何能不珍视朝云这份非常难得的真挚感情?

苏轼因“乌台诗案”获罪时，遣散婢仆，但朝云不肯离去，后来苏轼身陷牢狱，夫人王闰之因过分忧惧，卧病多时，奶娘任采莲又年迈体弱，家中事务多亏朝云打理支撑。苏轼被贬谪黄州，终将朝云收为侍妾。

在黄州的时候，朝云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苏遁，不料苏遁因无法适应舟车劳顿的贬途生活，不到一年就夭折了。苏轼对这个晚年所得的幼子疼爱非常，他说“幼子真吾儿，眉角生已似”，而且他因遭贬而“常鲜欢”，只因幼子而“一笑喜”，如今忽失爱子，“归来怀抱空，老泪如泻水”。但最伤心的并不是苏轼，而是年轻的母亲朝云。她因为失去爱子而痛不欲生，终日以泪洗面：“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故衣尚悬架，涨乳已流床。感此欲忘生，一卧终日僵。”（《去岁九月二十七日在黄州生子名遁，小名干儿，颀然颖异，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于金陵，作二诗哭之》）

当苏轼再次被贬谪到惠州之时，王闰之已经去世，独有坚强的朝云跟从在旁，并且毅然承担起主妇的责任，在生活上细心周到地照顾着苏轼的饮食起居，精打细算地安排着一家人的生活。她每天念佛练字，与苏轼谈禅论道。对于现实生活上的拮据与艰困，她泰然处之，无怨无悔。此时的朝云深深地了解苏轼，了解他济世爱民的仁者之心，超然达观的人生境界，应当说，她在精神上渐渐与苏轼趋于同一。

宋人费衮的《梁溪漫志》中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充分地说明了诗人与朝云的相知：

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机械。”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合入时宜。”坡捧腹大笑。

一天吃完饭后，苏轼在院子里散步。忽然，他拍拍自己的肚子问侍妾、婢女：“你们说，这里都装的是什么?”一个婢女赶忙说：“您肚子里装的都是锦绣文章啊!”苏轼微微一笑，不以为然。另一个婢女接着说：“您满腹经纶，肚子里都是巧妙机关。”苏轼摇摇头，未置可否。最后，朝云不紧不慢地说：“依我看，学士一肚皮装的都是不合时宜。”一言中的，苏轼不禁捧腹大笑。这个故事虽有调侃、戏谑的成分，但从中却可看出，朝云的见识远远高于诸位侍女，只有她，才配做东坡的知音。

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七月五日，朝云在惠州病逝，年仅三十四岁。失去患难中的知己，苏轼心中的悲痛无以言喻。苏轼将她安葬在丰湖岸边栖禅院东南山坡上的松树林中，并刻碑以铭。苏轼尽管心中悲怆难忍，依恋不舍，但在《朝云墓志铭》中，并没有像《亡妻王氏墓志铭》《祭亡妻同安郡君文》中那样，表露出浓重的儿女私情。其中有的只是如对挚友般中肯的高度评价。在《悼朝云并引》中，他说：“苗而不秀岂其天”，表露出他对朝云之死的伤心，但他更衷心地祈愿她能超脱生死轮回，进入仙佛的境界，虽然现在与朝云生死相隔，但他自己也将在余生晚境勤修佛道，希望有一天能与她相会在佛国净土之上。苏轼有一首《蝶恋花》词，据说也与朝云有关：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首词本非为朝云而作，是苏轼借伤春而抒发自己贬谪岭南，坎坷寥落的人生遭遇。暮春景色，满目衰落。墙内佳人本是无心无情，而墙外行人却因多情而心生烦恼，万端愁绪皆由心造。一切原本自然，何须如此执着，自生烦恼?据说，苏轼请朝云演唱这首《蝶恋花》词。朝云轻启朱唇，歌喉将发之际却泪满衣襟，苏轼十分惊讶，朝云说：“奴所不能歌者，惟‘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二句。”从此之后朝云“日诵‘枝上柳绵’二句，为之流泪。病极，尤不释口”（《冷斋夜话》）。

“枝上”一句，描述了人生的无常，“天涯”一句，化用屈原《离骚》中的诗意表达人生普遍之意，两句词形象地表明，人生无常本就是不可违抗的自然原则。苏轼一生升降沉浮，但在严酷的现实之前，他也不过就是墙外失意的过客。朝云深深理解苏轼的苦闷，想到人生在世，苦多乐少，欢娱稍纵即逝；想到人世无常，一呼一吸倏忽之间便有生离死别之虞；想为苏轼分担他的悲苦怨愤，却又无着力处，每想及此，便泪如泉涌，无法再歌。果然，“‘枝上’二句，断送朝云”（《草堂诗余正集》），“朝云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终身不复听此词”（《冷斋夜话》）。

朝云的事迹引起后世不少才情之士的共鸣。比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曾借贾雨村之口，把朝云等古人看作与贾宝玉同类的“情痴情种”。她与苏轼的确已经超越了旧时一般的姬妾与家主的关系，而达到同志同道者的境界。东坡曾经自比白居易说：“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言下之意慨叹无能歌善舞的樊素与小蛮相伴左右。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朝云实在是樊素与小蛮之辈远不能及的。她心甘情愿又义无反顾地与苏轼共赴患难，“敏义忠敬”之誉实在当之无愧。在苏轼曲折的一生中，他有幸遇到几位于他有特殊意义的至亲女性：他的母亲程氏，他的两位夫人王弗、王闰之，而朝云是身份虽低但更为重要的一位。

在苏轼的心目中，侍妾朝云是如此的知心、忠敬。在苏轼人生的天伦之乐中留下最难能可贵但又最难割舍的第三乐。

苏轼一生共有四个儿子，迈、迨、过、遁。

苏轼的长子名叫苏迈，字伯达，生于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生母王弗。苏轼时年二十四岁，刚参加礼部考试之后，返乡居母丧。次子苏迨，乳名叔寄，生于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生母王闰之。苏轼时年三十五岁，在京城担任监官告院，后权开封府推官。第三子苏过，字叔党，小名似叔，生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生母王闰之。苏轼时年三十七岁，时任杭州通判。第四子苏遁，小名干儿，生于元丰六年（1083），生母朝云，苏轼时年四十八岁，谪居黄州，但此子很快夭折了。

苏轼因为自己一生名高招忌，又加上“多直言”，因此屡遭祸患，殃及亲友。也许是有感于此，在儿子们的教育问题上、成长目标上就采取了一个基本原则，这从苏轼在苏遁出生时所作《洗儿》诗中表达得非常清楚：“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从他身上得到教训，甘为“庸人”，过得平平安安，不要像他自己反被聪明误。

苏轼屡次被贬，但他对儿辈爱护甚深，不愿意连累儿子们跟他一起受苦。被贬惠州的时候，儿子们要求同往，他却只带朝云、苏过同行，安排苏迈与苏迨带领家眷留住宜兴。他在惠州给长子、次子写信说：“寄书阳羡儿，并语长头弟。门户各努力，先期毕租税。”（《正月二十四日与儿子过赖仙芝王原秀才僧昙颖行全道士何宗一同游罗浮道院及栖禅精舍，过作诗，和其韵寄迈迨一首》）鼓励他们不要想念自己，要独自应对生活。

总的来看，苏轼对三个儿子的教育主要集中在品格修养、学业文章、做事能力几个方面。

长子苏迈是家里的顶梁柱，在各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下，他都一直伴随着父亲。苏轼在湖州被捕的时候，苏迈获准随行照顾父亲；苏轼被关进汴京监狱后，苏迈每天给父亲送饭；苏轼被贬黄州，又是苏迈徒步相随照顾父亲到达黄州，并前后打点家中事务；后来苏轼被贬惠州，苏迈又携带家人来惠州与苏轼团聚；苏轼在常州病重去世，苏迈都一直陪侍在苏轼的身边。

苏轼对这位长子的评价是“天资朴鲁”（《与迈求婚启》），苏轼曾对朋友陈季常说起苏迈：“长子迈作吏，颇有父风。二子作诗骚殊胜，咄咄皆有跨灶之兴。”（《答陈季常书》）他写有《付迈一首》：“使人谓汝庸人，实无所能，闻于吾者，乃吾之望也。慎言语，节饮食，晏寝早起，务安其形骸为善也。”别人说你是庸人，好像没有能力，我听到以后倒觉得这是我对你的希望，你一定要小心说话，节制饮食，晚睡早起，保重身体健康。跟前面所提到的《洗儿》诗中表达的是同样的期望。

苏迈很有诗才，经常与苏轼在一起联句。苏轼夸奖苏迈：“传家诗律细，已自过宗武。短诗膝上成，聊以感怀祖。”（《夜坐与迈联句》）杜甫曾有《示宗武》一诗夸奖儿子宗武善于作诗，能够传承家学。苏轼则声称，苏迈作诗已经超过了宗武。元丰七年（1084）苏迈任江西德兴县县尉，苏轼送他到湖口，他陪同父亲在湖口勘察著名的石钟山，这样说来，苏轼的名篇《石钟山记》也有苏迈的一份功劳。

苏迈善为文，写得一手好字，《姑溪集》上说：“东坡帖乃其子迈作，亦自可喜。，苏氏诸子，源同派异，种种皆有过人处。”苏轼在苏迈前往德兴时，曾经送给苏迈一方砚台，并亲手在底座刻上四句铭文：“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迈砚铭》）他告诫儿子，作为一个官员，一定要如饥似渴地学习，要精进努力，奋发向上，同时保持一颗仁爱好生的慈悲心，不吝惜财物，积极地付出、给予，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作为县尉负责一县的治安，审理案件要慎重，决不可草菅人命。

苏迈的形象是质朴方正、任劳任怨。

次子苏迨小时候身体较弱，苏轼在诗中写道：“我有长头儿，角颊峙犀玉。四岁不知行，抱负烦背腹。师来为摩顶，起走趁奔鹿。”就是说他长得眉目端正，但是一直到四岁时还不能行走，后来辩才和尚为他落发摩顶，不过几日，能行走如常（《赠上天竺辩才师》）。苏轼说苏迨“为学颇长进，论古事废兴治乱颇有可观”（《与友人一首》）。苏迨与欧阳修的孙女年龄相当，气质性格也颇多相似之处，后来与欧阳修的孙女喜结良缘，正是天生的一对。但苏迨妻子早逝，苏轼为此感到伤悲，并为她作了祭文，祭文上说：“使我白首，乃反哭汝，命也奈何!”（《祭迨妇欧阳氏文》）

三个儿子中，苏过的性情最像苏轼。他天资聪慧，喜欢吟诗作文，苏轼说他“作诗楚辞不凡”；长大以后，翰墨文章颇能传承家风，时人称之为“小坡”。

对于这个儿子，苏轼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苏轼南贬惠州时，只有苏过与朝云相伴。后来苏轼被贬海南，又是苏过抛下自己的妻子儿女独自在海南陪伴父亲。历经这些磨难之后，苏过锻炼出耿介刚直、超然达观的个性。苏过认为苏轼的一贬再贬，是因为他功高名重，正直方刚，有鉴于此，苏过在海南写下《志隐》一文，主张安贫乐道的精神，苏轼看了以后，心有所感说“吾可以安于岛矣”。苏过在诗中说：“谪官罗浮定天意，不涉忧患那长生。”（《和大人游罗浮山》）苏轼在《与王定国第四十首》中说：“某既缘此绝弃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儿亦遂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呵呵。”对于苏过抛下妻子儿女来海南相伴，苏轼也是大发感慨：“家在惠州白鹤峰下，过子不眷妇子从余来此。其妇亦笃孝，怅然感之。”（《追和戊寅上元》）“其叔辙每称过孝，以训宗族。”（《宋史·苏轼传》）

在海南，苏轼用心教导苏过诗文。在《与程秀才三首》其三中写道：“儿子到此，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呵呵!”在《答刘沔都曹书》中说：“然幼子过文益奇，在海外孤寂无聊，过时出一篇见娱，则为数日喜，寝食有味。”在《与郑嘉会二首》之一中说：“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况诸史满前，甚可与语者也。著书则未，日与小儿编排整齐之，以须异日归之左右也。”在《和陶游斜川》中写道：“过子诗似翁，我唱儿辄酬。未知陶彭泽，颇有此乐不。”父子二人以诗文唱和，情深感厚，情趣相得。苏辙曾说：“吾兄远居海上，惟成就此儿能文也。”（《宋史·苏轼传》）

与苏轼一样，苏过也擅长绘画，苏轼在《题过所画枯木竹石三首》中写道：“老可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石传神。山僧自觉菩提长，心境都将付卧轮。”苏过也很喜爱修习道家养生之术。他每天半夜起来打坐，俨然有世外超尘之志。苏轼在《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一诗中，骄傲地称许道：“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近者戏作《凌云赋》，笔势仿佛《离骚经》。”

苏过办事能力也很强，苏轼说：“幼子过相随，甚干事，且不废学。”（《与钱济明十六首》其五）“过甚有干蛊之才，举业亦少进，侍其父亦然。”（《答张文潜四首》其一）

看来，无论在品格修养、学业文章、做事能力等几个方面，苏过都有乃父之风，难怪苏过被称为“小坡”。

“两翁归隐非难事，惟要传家好儿子”（《别子由三首兼别迟》）。在苏轼的心目中，三个儿子都是“传家好儿子”。这在苏轼人生的天伦之乐中留下“足慰人心”的第四乐。

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苏轼是幸福的，他在少年时代有好父母，壮年的时候有好伴侣，老年的时候有孝顺、能干的儿子，这是他苦难人生不幸中的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