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贬逐投荒02（第1页）

贬逐投荒02

苏轼在儋州还以诗书礼乐教授学生。他发现当地的学舍荒废，学生星散，先生无事可做。但是作为一名贬谪的官员，他没有权力干预当地的教育，只能利用自己的影响来与当地的文人广泛交游，将众多学子吸引到自己身边。

姜唐佐是琼州人，元符二年（1099）九月，他慕名前来儋州向苏轼求学达半年之久。临别之际，姜唐佐请求苏轼赠诗一首，苏轼在他的扇子上题道：“沧海何尝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然后对他说：“等你将来考中进士，我再为你完成这首诗吧。”姜唐佐没有辜负苏轼的期望，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他考中进士。但此时苏轼已经去世、，续诗的任务由苏辙完成：“锦衣不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补子瞻赠姜唐佐秀才》）经过三年的讲学明道，儋州黎汉专心向学，蔚然成风。《琼台记事录》说：“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在海南的苏轼还像在黄州时期一样勤于著书。他在《夜梦》诗中说，“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梦中仿佛回到儿时，自己像个儿童似地嬉游，被父亲责怪，他又赶快要去读书了。据统计，苏轼在海南期间共创作诗一百七十四首；散文、赋、颂、铭等一百五十六篇。另外他向广州的朋友借了千余卷图书，修订了黄州时所作的《易传》和《论语说》，完成《书传》十三卷，并撰写史学笔记《志林》五卷。他最重视的就是《易传》、《书传》、《论语说》的著述，认为这三本书超过了他的一切成就：“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其他何足道。”（《答苏伯固》）其中《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有颇多创新的思想观点和见解。

此时的苏轼已经打定主意，准备在海南终了一生，他不断地在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古代优秀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品行与操守。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千里之外的皇宫里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变故，朝野震惊，政局突变。这场变故对远在天涯海角的苏轼会有怎样的影响?他的命运又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元符三年（1100）正月初九，宋哲宗崩逝。哲宗死时并没有留下子嗣，因此由弟弟端王赵估继位，是为徽宗。神宗的妻子向氏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改年号为建中靖国，意思就是要调和新旧两党之间的关系。新党宰相章悖因为反对立端王为帝，与向太后政见不合，被排挤出朝廷，其他新党人物如蔡京、蔡卞等人也相继离开朝廷。朝廷重新任命旧党人物韩忠彦、新党人物曾布为宰相，形势向着有利于元祐大臣的方向发展，“时号小元韦占”。

二月，朝廷大赦天下，那些被贬的元祐大臣纷纷内移。诏命下达，苏轼以琼州别驾，在廉州（今广西合浦）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但因地处偏远，直至五月苏轼才接到诏书。

苏轼略做安排，在六月二十日乘船离开海南。临行前，儋州百姓依依相送，“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别海南黎民表》）。随他同行者，除了三子苏过外，还有他在儋州所畜养的狗，苏轼曾为这只名为‘乌觜’的狗写了首《乌喙诗》，诗中说：“知我当北还，掉尾喜欲舞。”意思是当乌觜听到苏轼将要北返中原的时候，高兴地摇头摆尾。由这首诗，我们可以感受到苏轼临老得以北返的兴奋之情。六月二十日登船渡过琼州海峡，已是夜深之时，天上万里无云，月光将海面映照得格外澄清明净，他禁不住赋诗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虽然在荒僻的岭南历尽磨难、九死一生，但饱览奇景异俗不也是平生难逢的快事吗?

在海南整整居住了三年的苏轼，本以为将会老死于此，正因如此，他已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将自己融入当地的生活中。他与当地百姓“负大瓢行歌田亩间”，背着大葫芦在田野之间边走边歌，歌声响彻云霄（《侯鲭录》）；他向往着“化为黎母民”（《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二首并引》）；他甚至已是误把他乡当故乡：“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别海南黎民表》）而当地的七十岁老媪，问他是否感到“昔日富贵”仿如“一场春梦”，更是让苏轼惊觉“符老风流奈老何，朱颜减尽鬓丝多”（《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

苏轼收到内迁的诏令后所作的《儋耳》诗，最能代表他当时的心情：

霹雳收威暮雨开，独凭阑槛倚崔嵬。

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

野老已歌丰岁语，除书欲放逐臣回。

残年饱饭东坡老，一壑能专万事灰。

虽然“放逐臣回”是则“快意雄风”的消息，但此时的苏轼已融入当地生活，成为一个高歌“丰岁语”的野老，加上历经了五年贬逐投荒的艰苦生涯后，苏轼已是六十五岁的暮年老翁，简陋的生活条件损害了他的健康，真可谓身心皆疲。苏轼虽然孤忠不减，但已不复有当年东山再起的雄心壮志，只能感叹“残年饱饭东坡老，一壑能专万事灰”。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历经了无穷的苦难和波折，让苏轼对人生、对宇宙、对自然都有了更为深入透彻的思考和了悟。

自从五月接到内迁的诏令后，年迈的苏轼展开了与五年前贬谪边荒时近似的漫长旅程，仍旧是诏令多改，依旧是奔波劳顿。

苏轼在六月二十日离开海南，当时的他心情非常复杂，既有“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对离开海南产生的依依离情，又有“倦客愁闻归路遥”，对前途不明的渺茫之感（《澄迈驿通潮阁》）。但他还是掩不住心中的兴奋之情，只因“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天上乌云都已散去，加诸在身上的诬词终将除去，所有以前经历的风雨岁月都将结束。

离开海南之后，苏轼在徐闻县与秦观见面。秦观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他在绍圣初年“坐党籍”，从此开始遭受接连贬斥的厄运。元符元年（1098）九月，秦观“移雷州编管”（《宋史·哲宗本纪》），与海南的苏轼仅有一水之隔，苏轼在五月接到诏令后，曾写信给他，相约在徐闻县见面。两人临别前，秦观把自己预写的一篇挽词给苏轼看，“其语哀甚，读者悲伤之”（《宋史·文苑传》）。仿佛知道自己大限已近，苏轼看了挽词后，以“齐死生，了物我，戏作此言”（《书秦太虚挽词后》）来安慰秦观，“遂相与啸咏而别”（宋·何蘧《春渚纪闻》）。孰料这一别便是永诀。八月，秦观在藤州（今广西藤县）“出游华光亭”时去世（《宋史·文苑传》）。

苏轼于七月四日抵达廉州贬所，他在《记过合浦》中回忆由海康（今属广东、）前往合浦（今属广西）时的情形，因为“连日大雨，桥梁大坏”，所以苏轼必须改乘小船，傍着海岸而行。六月的最后一天，夜晚小船“碇宿大海中”，天上没有月亮，星星也是疏疏落落。苏轼环顾四周，不禁为自己屡遭劫难而感叹。但当他看到儿子酣睡在他的身旁，看到他视为此生最重要的《易传》、《书传》、《论语说》三本著述时，便也随之释然，就是这种由内而发的成就感，成为他生命航船上的压舱石，让他得以面对狂风恶浪。

在廉州尚未安定下来，苏轼便又接到诏书，“改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宋史·苏轼传》）。七月二十九日苏轼与苏过一起离开廉州，赶往永州（今属湖南）上任。九月六日，经过郁林（今广西玉林）时，惊闻秦观病逝藤州的噩耗，苏轼悲痛不已，“两日为之食不下”（《与欧阳晦夫》），连声悲叹：“哀哉痛哉，何复可言!当今文人第一流，岂可复得!”《与欧阳元老》苏轼为此专门改道前往藤州，想去吊祭秦观之灵，可惜当他抵达藤州时，秦观女婿范冲已经扶柩而去，苏轼为此大感伤恸。

离开藤州之后，苏轼与苏迈、苏迨二子以及全家在广州相聚。随后乘舟北赴永州，十一月中旬途经英州时，朝廷再次下诏，复苏轼为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外军州任便居住。“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其实是朝廷赐给苏轼的祠禄官名，这是宋代大臣被罢职之后朝廷为示优礼所给予的称号，以道教宫观为名，无职事，仅借名食俸。就是说现在的苏轼可以享受一份七品的俸禄，而且可以随便选择住处。对此，苏轼感到由衷的高兴，此时的他一身疲惫，心中急切地希望能够尽快安定下来。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刚过，苏轼北返到达大庾岭。他在一村店休息，有一老翁问苏轼的随从：“官为谁?”随从回答是苏尚书。老翁问：“是苏子瞻欤?”回答说是。老翁就上前向苏轼行礼，说：“我闻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归，是天佑善人也!”苏轼笑了，非常感谢老翁，写了一首《赠岭上老人》诗题于壁上：

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

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大庾岭对封建时代的官员而言有着特殊意义，如果官员被贬至大庾岭以南，那就意味着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一般少有北还的希望。当时有所谓“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也怕”的民谚，其中“春、循、梅、新”指的是广东的阳春、龙川、梅县、新兴等偏远地区，“高、窦、雷、化”指的是广东的高州、信宜、雷州、化州等蛮荒地带。这就是为何苏轼感叹“曾见南迁几个回”!苏轼曾在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九月经大庾岭赴惠州，南迁六年后又过此岭北返，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明苏轼的政治生命就要复苏了。

当时的朝廷中有一种舆论，认为既然章悖等人已经被驱除出朝廷，苏轼、苏辙兄弟作为在世的最具影响力的旧党领袖当然会得到重用，这几乎成了当时的士林公论。

不少人写信给苏轼，希望证实这一消息，章悖的儿子章援也是其中之一。那时，章悖已被贬谪至雷州，章援写了一封长达七百字的长信给苏轼，委婉地希望苏轼以后如果有机会，可以援救自己的父亲，或至少不要报复。苏轼在给他的回信中不但未将自己年老投荒、一贬再贬的痛苦遭遇归罪于章悖，更是以“海康风土不甚恶，寒热皆适中。舶到时，四方物多有”来安慰章援。另外他还写了信给章悖的外甥黄师是，要他转告章悖的母亲：“海康地虽远，无瘴疠，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与黄师是三首》之二）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胸襟气度。

其实苏轼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因为所谓的建中靖国并不就是“元祐更化”，而是新旧两党人物兼而用之。新党立场非常鲜明的蔡京、蔡卞兄弟固然离开了朝廷，但是作为一种政治代价，旧党立场同样非常鲜明的苏轼、苏辙兄弟也不可能回到朝廷担任要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当初召回大批元祐大臣的时候，曾布就曾向蔡卞保证，其他旧党人物不好说，但苏轼、苏辙兄弟绝对不会回到朝廷来。他还以“两党得志”后将“怀私挟怨，互相仇害”，任何一方都不得势“则天下无事”劝进徽宗，让他对“元祐、绍圣两党，皆不可偏用”。因此当时就有所谓“左不可用轼、辙，右不可用京、卞”的说法。更何况，向太后与以前的高太后有很大的不同，她本人既不可能也无意长久拥有朝政大权，她虽然晋用了一些受章悖所排挤的元祦旧臣，但对于新党人物的蔡京却也很看重。至于宋徽宗，虽然以韩忠彦与曾布为左右相，但他本人显然更希望继承神宗、哲宗的衣钵，在韩、曾二人之间，他更亲近新党的曾布。况且当时朝中的旧党并无可用之才，正如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说：“忠彦虽为世臣，而德望非温公（司马光）之匹。”在这种形势下，旧党的势力日微，曾布与其他新党人物就开始紧锣密鼓地酝酿召回蔡京，复兴绍圣时期的政策。

五月间，苏轼到达金陵。当他听到向太后已去世，曾布得势时，敏锐地觉察到朝廷的动向正在朝着不利于旧党人物方向发展。苏轼迅速打消了原来去颍昌（今河南许昌）与弟弟苏辙会合、并且终老颍昌的打算，因为颍昌距离开封这个政治中心也是政治漩涡实在是太近了!

苏轼自从在英州接到“任便居住”的诏命之后，心中一直为北归养老的住处多有考虑。他所考虑的因素最主要有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