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知难而退（第1页）

知难而退

宋哲宗即位之后，司马光等朝中重臣联名推荐北宋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程颐出任崇政殿说书，也就是哲宗皇帝的老师。按照宋朝的官制，经筵讲官（皇帝老师）分为不同级别，苏轼所担任的经筵侍读要高于说书之职，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同为帝王之师。

程颐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授徒讲学三十余年，门生遍及朝野上下，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他平时不苟言笑，一开口便是孔孟之道、仁义礼智，俨然一副道德圣人的模样，在常人看来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也颇有些迂夫子的味道。一天，程颐为哲宗讲书，课间休息时，君臣二人在一间小亭子里喝茶，哲宗顺手折下一根柳枝玩耍。这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来说是一件非常平常的小事，但程颐看见后立即站起身来，板起面孔教训道：“现在正是春天，万物生长，皇上不可无缘无故摧折生命，损害天地和气……”哲宗好不容易等到下课玩耍一会儿，却没想到又被这个老头子训了一顿，好不没趣!他嘴上不敢说，心里老大的不高兴，皱起眉头，将柳枝狠狠地掼到地上。司马光听说这件事之后，十分感慨，他对门客们说：“这就是为什么人主往往不愿意接近儒生的原因呐!”（事载宋·马永卿《元城语录》）

司马光是个光明磊落、心胸开阔的人，他对程颐的看法尚且如此，幽默诙谐、极具情趣的苏轼对程颐的言行方式当然更加看不惯。他承认自己“素疾程颐之奸，形于言色”（《再乞郡札子》），意思是说：素来看不惯程颐那副虚伪矫情、故作姿态的模样，往往在言语、脸色上就表现出来!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九月一日，司马光去世。这一天，哲宗皇帝正率领百官在首都南郊祭祀天地神灵祖先，安放神宗的灵位。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中，共有五种重大的礼仪活动，即吉礼、嘉礼、军礼、宾礼、凶礼。吉礼主要是指祭祀、纪念之礼，通过祭奠天神、地祇、祖先求善祈福；嘉礼包括登基、册封大典、朝贺朝拜、喜庆婚宴等礼仪；宾礼包括中央与地方之间、君臣之间、国与国之间、士大夫之间的礼仪；军礼是与军事活动有关的一切礼仪；凶礼则是指与灾荒祸患、丧葬吊唁活动有关的礼仪活动。哲宗祭祀天地神灵的活动自然属于吉礼。

九月六日，朝廷的祭祀活动结束，大臣们就都急着赶往司马光的宰相府吊唁。程颐负责主持司马光的丧事，却不许大家在这个时候吊唁司马光。为什么?理由来源于孔子的《论语》。程颐说：“《论语》中说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孔子曾经说过：如果你今天参加了丧礼吊唁之类的活动，就不能再参加唱歌、跳舞这类综艺娱乐活动，否则就是对礼仪的亵渎。

程颐说：“你们刚刚参加了朝廷的吉礼活动，现在又来参加丧礼，同一天里一会儿嘻嘻笑笑，一会儿哭哭啼啼，太不严肃，不符合古代的礼仪。明天来吧。”

孔子的这段话的确是对礼仪之道的规范，但这种规范也是建立在人们真实情感的基础之上的。一个人经历或者沉浸在巨大的悲伤中，从情绪上来讲，很难真正忽然转为喜悦、兴奋，所以孔子这段话是对生活经验的总结。古代的礼仪制度并不是凭空想像出来的，而是这样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一点点总结出来的。

转悲为喜不大符合人之常情，但是乐极生悲，从喜悦转为悲伤，从情感上来讲就比较顺畅了。这就好比流水很容易很自然从高处落到低处，但是要从低处到达高处，就比较麻烦。正因为如此，当时就有人反驳程颐道：“孔子是说过哭则不歌，但并没有说歌则不哭呀。”

程颐有些尴尬，满脸涨得通红，不禁提高了嗓门，继续高声争辩。这件事情本来与苏轼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但是一则苏轼本来就很讨厌程颐古板僵硬的作风，二则他看见这种尴尬而滑稽的场面，觉得非常可笑，似乎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他止不住上前加入争辩的队伍，进一步挖苦程颐道：“此乃鏖糟陂里叔孙通所制礼也。”（事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3）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叔孙通是秦汉之际的儒生，刘邦称帝后，他为汉王朝制定了一整套规章与礼仪，算是汉朝开国的大儒，礼仪策划的总监。“鏖糟陂”则是一处污泥烂草、肮脏不堪的沼泽地，位于东京汴梁西南十五里处，“夏秋积水，沮如泥淖”（宋·庄绰《鸡肋编》）。

“鏖糟陂里叔孙通”的意思是：程颐是一个从京城郊区污泥脏水中爬出来的冒牌叔孙通，这套伪规矩都是村学究制定的。这是讥讽程颐拘泥小节，不识大体，是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假学者。

我们可以想像一下，在司马光去世的哀悼现场，本是一派庄重肃穆的氛围，而苏轼随口勾画出的却是一个滑稽、生动的漫画式的程颐形象，这一切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对照，在场的官员们禁不住哄堂大笑。程颐一下子恼羞成怒，而朝廷中那些程门弟子更是怒不可遏。从此，苏门与程门算是结下了深仇大恨，也为后来的政坛引出无穷的后患。

这件事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一场口角之争，无关国家大体，至多不过反映了苏轼、程颐两人在思想、志趣和性格上的歧异，但从深层来看却意味深长。

第一，北宋以来的学者，普遍具有个性执拗、独树一帜、严以律己、严以律人的特点。发展到极致，不免自我标榜、惟我独尊，对于异己观点动辄大肆批判甚至群起围攻，王安石、司马光、程颐身上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特点。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些特点不过是有些古怪、古板或者不合人之常情罢了。但是在苏轼看来，这就是奸伪。如前所述，苏轼就曾数次指责程颐的这种表现是“奸”，也就是“奸伪”。所以说苏轼对程颐的嘲讽首先就是基于这种学风、人格乃至个性的差异。

第二，苏轼对程颐的嘲讽还反映了苏轼本身的个性缺陷。苏轼虽然担任着翰林学士、经筵侍读等重要官职，但是性情并没有很大的改变，依然有意气用事的一面，喜欢以个人好恶来臧否人物。这也从某些方面说明苏轼政治上的不成熟，说明他在政治上难以堪当大任。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做宰相必须要能够容纳不同的人物性格、政见，将各方面的人物团结起来共同做事。苏轼的师长欧阳修就善于团结个性耿介不群的石介，司马光更是善于将不同派别的人物聚拢帐下，苏轼却没有这个本事，这是他政治个性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缺点。

第三，苏轼对于程颐的这种态度，以及发展到后来的“洛蜀党争”，反映了司马光去世后，旧党一派人物群龙无首的政治局面。比起新党人物，旧党内部的政治、文化、学术乃至人际关系要复杂得多，混乱得多，凝聚力也要差得多。司马光这杆大旗一旦倒了，他们就立刻互相攻击，乱作一团，难以形成一个拥有共同奋斗目标的团结体，自然也就难以形成强大的统一的政治力量，自然也就给新党人物的卷土重来创造了机遇。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党势力尚未重返朝廷的时候，旧党人物各走各的路，等到新党再次上台，旧党人物就都开始“分享”共同的悲惨结局，在这个时候，他们似乎才开始走到一起了。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司马光去世之后，矛盾重重、貌合神离的保守派旧党阵营分裂为三个学术兼政治派别。一派以程颐为首，朱光庭、贾易为辅，程颐的籍贯是河南洛阳，所以这一派被称为“洛党”；一派以苏轼为首，吕陶等人为辅，苏轼的籍贯是四川，这一派被称为“蜀党”；还有一派以司马光提拔的谏官刘挚、刘安世等人为首，羽翼尤多。刘挚是河北东光人，属古代河朔地区，所以这个门派被称为“朔党”。

苏轼的一句取笑嘲讽之语从此拉开了洛蜀两派党争之幕。

在上一章我们曾说过，苏轼对于元祐时期的政治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即：“今朝廷欲师仁祖（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蝓；欲法神考（神宗）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试馆职策问三首》其一）大意就是，既不能像仁宗时期那样过于松懈惰怠，也不能像神宗时期那样过于紧张严苛，应当作必要的调合折中。

程颐的门生、谏官朱光庭针对这几句话进行了断章取义的解释，认为苏轼的言论是对仁宗与神宗皇帝的恶意诽谤，要求朝廷对苏轼予以惩治。主持朝政大局的高太后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对朱光庭等谏官的这套手段洞若观火，她没有明确表态，而是采取了和稀泥的办法，下诏苏轼免罪，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苏轼却不肯受这冤枉罪，马上表白自己的那段话的真实含义，指出朱光庭为诬告。朱光庭也不肯善罢甘休，继续上表攻击苏轼。殿中侍御史吕陶乃是蜀党的人物，他也上表弹劾朱光庭，一针见血地道破朱光庭弹劾苏轼的真实意图：

议者皆谓轼尝戏薄程颐，光庭乃其门人，故为报怨。夫欲加轼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问以为讥谤，恐朋党之敝自此起矣。（《宋史·吕陶传》）

意思是说：大家都知道苏轼曾经戏弄嘲讽程颐，朱光庭是程颐的门人，这样做分明是在报复苏轼。如果要给苏轼加罪，什么理由不可以，为什么非得指责他的进士策问之题?我担心朋党的弊端从此会兴起。

俗话说得好，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场洛蜀之间的口水大战难道真的就因为苏轼对程颐的几句嘲讽之语吗?而朱光庭弹劾苏轼，也难道仅仅就是为了报一箭之仇吗?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其实，以朱光庭的地位，要想扳倒苏轼是根本不可能的。元韦占时期，苏轼、苏辙在朝廷中都曾经担任很重要的官职。苏轼先后担任翰林学士、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苏辙则先后充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吏部尚书、门下侍郎等职；蜀党的门生在朝廷中也很有权势。与此相比，洛党一派在朝廷中的政治权势则小得多。再说，程颐即便因为苏轼的嘲讽而恼羞成怒，但他这个人说到底不过是一介书生，距离政治较远。况且，就洛党本身而言，也并不是什么成熟的政治派别，他们对于“熙宁变法”乃至“元韦占更化”并没有提出过什么更为独立的见解，说到底，洛党还算不上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

但是当朱光庭对苏轼展开激烈的弹劾，尤其当朝廷传言要罢免朱光庭的时候，却在当时的政坛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不仅洛党，连朔党也开始群起而围攻苏轼，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攻击苏轼的政治浪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原来，洛党的势力只不过是扮演了马前卒的角色，它背后真正强大的政治势力在于刘挚、刘安世等人为首的朔党。当初苏轼因免役法与司马光争得不可开交，根据苏辙的回忆，司马光本想将苏轼挤出朝廷，但他恰好去世了，这件事情也就放下了（语载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现在以刘挚等人为代表的朔党一派，借着洛党弟子朱光庭开战的机会，也纷纷拉开架势开始对苏轼群起而攻之，认为他结交朋党，认为他维护免役法，甚至认为他可能是又一个王安石。

那么，朔党对于苏轼的攻击难道也仅仅是为了废除免役法，为了维护朝廷的传统体制?恐怕也没有这么高尚!

说到底，朔党攻击苏轼的本质是为了权力。此时正值司马光去世前后，宰相这个权力中心出现了真空地带，朔党人物眼看苏轼深得高太后赏识，所以借着洛党与蜀党的矛盾，试图推动整个事态朝着不利于苏轼的方向发展。所以这一场洛蜀党争的口水大战，从表面来看，是因苏轼与程颐的口角之争而起，结果逐渐发展为洛蜀两党的争斗，但其本质却是苏轼与朔党人物的内在矛盾冲突，这个冲突的表象是所谓政见不一，而其实质还在于权力斗争。

苏轼对此其实看得非常清楚，他在奏章中说：陛下即位，起臣于贬所，不及一年，备位禁林，遭遇之异，古今无比。臣每自惟昆虫草木之微，无以仰报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独立不倚，知无不言，可以少报万一。始论衙前差顾利害，与孙永、傅尧俞、韩维争议，因亦与司马光异论。光初不以此怒臣，而台谏诸人，逆探光意，遂与臣为仇。臣又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色词，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杭州召还乞郡状》）

大意是说：皇上即位之后，将我从贬所迅速提拔到翰林的位置，这样的恩遇古今少有。自己为报答圣上恩典，一直坚持独立政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前番与诸位大臣所争论的不过就是与司马光有分歧的免役、差役问题。当初与司马光争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本人并不因此而与我反目。只是他所提拔的诸位谏官，妄自揣度司马光的意图，故意与我结为怨仇。我又看不惯程颐奸伪的作派，所以洛党一派也对我没有好眼色。

司马光尚且不与苏轼结仇，为什么他手下的谏官却急着跳出来结这个仇呢?就是权力之争。所以苏轼将他与朔党的矛盾排在前面，而洛党不过是第二位的矛盾，是次要矛盾。

洛朔两党人物对苏轼是步步紧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一天，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与高太后当面发生激烈的争论。王岩叟等人手持苏轼的策问之题，要求太后惩戒苏轼妄自议论仁宗神宗的“为臣不忠”之罪。高太后不想扩大朋党相争的混乱局面，没等王岩叟等人说完便忽然厉声说道：“我不想也没有必要看这些策问之题!”王岩叟等人不肯罢休，当面开始诵读苏轼的策问之题，高太后表示大不以为然，王岩叟等人说：“如此看来，太后是坚决偏袒苏轼，站在苏轼一边了!”高太后气得厉声说道：“我凭什么偏袒苏轼?苏轼又不是我的亲戚!”盛怒之下扬言要将争辩的双方统统撵出朝廷（事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9）。

苏轼在这场争辩中当然也有不少的过错，甚至有不少令人遗憾的表现。但是总的来说，苏轼一直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坚决反对借此大兴文字狱；二是始终强调这场争论的核心是他与司马光的不同政见，而不是权力斗争。这其实也是鉴于自己在“乌台诗案”中的遭遇而极力避免陷入政治陷阱。

所以，苏轼一旦觉察到这场政见辩论渐渐偏离了争论的方向，开始走向政治权力斗争的时候，一方面感觉到深深的疲倦，同时也产生了一丝恐惧。曾经遭受过囹圄和流放之苦的他不愿意在这场口水仗中重蹈覆辙，他决心放弃眼前一切令人羡慕的职位与生活，请求到外地去做地方官。于是他接连上了四道奏章，请求离朝外任。

面对苏轼的请辞奏章，高太后着实为难，她非常希望苏轼能够留在朝中，成为平衡朝廷权力的重要力量。

一天，高太后唤苏轼人内起草诏书，草罢苏轼正要告退，太后忽然问他：“我有一件事想问内翰。”苏轼忙说：“请陛下明示。”太后问：“内翰前年任何官职?”前年，也就是神宗元丰八年（1085），苏轼刚刚由黄州团练副使改判汝州团练副使。苏轼不知太后为何问及此事，只好据实回答。太后接着问道：“那么内翰现在任何官职?”“翰林学士。”苏轼回答，心中更加纳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