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潇洒人生（第3页）

苏轼来到黄州以后，的确想要韬晦深藏了!他再也经受不起笔墨之祸了!他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答李端叔书》）

自从来到黄州，我就将自己深深地藏在山林之间，不过一叶扁舟、一双草鞋，与樵夫渔父混迹一处，往往被醉汉推来搡去，也不介怀。心中暗喜无人认出自己。平生结交的亲朋好友并无一封书信来往，即便去信问候也没有回复，于是暗自庆幸免除了文字之祸。

又说：

某凡百如常，杜门谢客已旬日矣。承见教，益务闭藏而已。近得筠州舍弟书，教以省事，若能省之又省，使终日无一语一事，则其中自有至乐，殆不可名。此法奇秘，惟不肖与公共之，不可广也。（《与滕达道四十五首》之十六）

我已经闭门谢客数十天了!承蒙见教，更加深藏不露而已。最近收到弟弟苏辙的来信，反复教导我要少生事端，少管闲事，如果能够少而又少，最终一天到晚没有一句话一件事，那其中所蕴藏的极大快乐真是莫可名状!这个办法非常隐秘奇异，只有我与您一起分享，不可推而广之。

但是要真正从这恐惧与畏祸的深渊中走出来，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反省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正是一种潇洒的人生气度。苏轼在黄州安国寺长老的指点下，开始用佛教的独特眼光来寻找“乌台诗案”的原因。

佛教中有一个概念叫做业，指人类的一切身心活动。其中又分为身业、口业、意业，分别代表行动、语言、思想。佛教认为，终生作业，必有业报，任何业太过，必遭报应。苏轼认为，自己嘻笑怒骂皆成诗文，看似潇洒酣畅，其实就像赌博，有胜有负，自己觉得很得意，其实口业已经太过太重，必然遭到报应（语载苏轼《胜相院经藏记》）。

那么口业具体都重在什么地方呢?

苏轼认为，自己少年时，作文喜欢高谈阔论，引经据典，看似才华横溢，其实不过专为应试科举而为，考中进士之后，好大喜功，又紧接着应考制举，大作策论之文，其实文章本身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因为应考的科目是“直言极谏”，因此作文论说品评古今人物是非，并借此考中制举，所以也就认为这就是为文之道。其实这些都不过是书生的泛泛空论，往往意气用事，好比鸟儿呜叫，不过自鸣得意罢了，与社会生活的实际相距甚远，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这种洋洋洒洒、盲目议论利害得失的文风，恰恰是十余年间应试科举养成的毛病（语载《答李端叔书》）。

记得当初父亲给自己取名为轼，就是要自己收敛锋芒，稳健做人，如今碰得头破血流才真正意识到身上的毛病真多，其中最致命的就是过于显露、炫耀才华。这就好比树干上奇特的树瘤，石头上美丽的斑纹，好像很能取悦众人的欣赏的目光，像个宝贝，但其本质不正是树木与石头的病症所在吗?

苏轼叹息道：“我呆在黄州这个小地方，终日无事，默默反省自己，回顾我这三十年来的所作所为，大多犯的就是这个毛病。”（语载《答李端叔书》）

所以，他才要在读书著述中，去掉自己身上的恃才傲物、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稳健端庄、谦逊平和的正气；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中，去掉尖酸刻薄、恩恩怨怨的小家子气，养成虚怀若谷、宽以待人的大气；要在耕种东坡的劳动中，去掉柔弱缠绵、多愁善感的文人气，养成刚毅坚强、直面人生的丈夫气。

在给朋友的信中，苏轼说：“我现在老而且穷，但是心肝骨髓里充满了忠义道德，面对生死谈笑自如，境遇虽不佳，但是只要为了国家、君王，舍生忘死，在所不辞，至于祸福得失，全都交给天地造化了!”（语载《与李公择二首》之二》）

苏轼对朋友说：“你看到的我，都是以前的旧我，不是脱胎换骨后的新我啊!”（语载《答李端叔书》）这样的反省与悔过，没有一点儿潇洒的气度与勇气是很难做到的。

那么，这个“新我”、新苏轼都有哪些不同寻常的表现呢?

在一篇文章中，苏轼写到，自己年少的时候虽然并不喜欢杀生，但是并没有根绝杀生的行为。后来不再杀猪羊一类牲畜，却因为喜欢吃蟹蛤等海鲜，所以往往不免还要杀生。自从“乌台诗案”下狱之后，开始以为不能免除死罪，后来居然死里逃生，捡得一条性命，从此以后坚决不再杀生。看到有蟹蛤一类水产海鲜，就放生到江湖之中。虽然明知它们在江湖水中也难免一死，但也许还有万分之一逃生的可能，即便不能存活，总比遭受煎炒烹炸的命运要好得多吧!自己不再杀生，并不是对上天有所祈求，希望得到回报，而是因为自己经历了“乌台诗案”的患难之后，深感当初被系狱中，就好似鸡鸭被关在屠宰场中，因此实在不忍心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使得天下有生命的生物遭受死亡的恐怖（语载《书南史·卢度传》）!

苏轼不仅自己不再杀生，还积极主动地救助生命。

在岳州、鄂州以及黄州本地有一种不良的风气，贫民限于经济能力，无法养育更多的子女，而一旦超出养育能力，他们往往会将刚刚出生的婴儿溺死在水盆当中。苏轼听到这样事情，心中非常沉痛难过。他一方面写信给好朋友、鄂州知州朱寿昌，请他出面以官府的力量革除这种坏风气，一方面在黄州号召热心公益活动的朋友组织民间慈善机构——育儿会，邀请当地富户加入，每户每年缴纳会费一万钱，主要用来购买米面、布绢、棉絮等婴儿出生必备用品。苏轼专门邀请当地秀才古耕道、安国寺长老继连管理账目钱款，只要听说乡间贫民无力抚养新生儿，育儿会就给与一点必要的救助。

苏轼感慨道：“如果能够救活百十来个小孩子，也算是闲居在这黄州的一大快乐啊!”（事载苏轼《东坡志林》）苦难与不幸没有使苏轼麻木不仁，明哲保身，他反而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那些更为不幸的人，这不是高高在上的俯视与怜悯，而是感同身受的关切与同情，是对生命实实在在的领悟与体验。谁能说这不是一种勇于超越苦难的潇洒呢?

在一个月淡风轻的夜晚，苏轼在东坡与朋友饮酒方罢，他拄着木杖，倾听江涛的声音，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忍不住临江高歌一曲：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

“醒复醉”一句乃是神来之笔!在东坡饮酒，诗人刚刚醒来便又醉去，如果说醉复醒还有情可原，而醒复醉显而易见乃是醉后醒来，醒来又再次醉倒!这一场酒可谓酣畅淋漓，作者也许根本就不想醒过来，只愿在酒醉当中忘却世上的种种烦恼。这时正是三更天，家人早已入睡，东坡居士坐在门前，拄着手杖，静静地倾听江涛的声响，因为此时此刻那起伏的江涛就好像他不平静的内心一样。在恍惚之间，诗人觉得人世间纷纷扰扰的蝇营狗苟都不过是身外之物，多少年来，就因为自己太在乎这些身外之物，以至于使自己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反而丧失了我之为我的真实感受!不如趁着夜深人静江涛渐渐平复的时候，驾着一叶扁舟，离开这恼人的地方，去江海之际浮游一番!

苏轼来到黄州不想惹麻烦，没想到这最后一句歌词又惹来了大麻烦!

据说，第二天一早，这首歌辞就传遍黄州，大家都说苏轼昨夜唱罢此歌后，将衣服帽子挂在江边，乘船出海去了!消息传到知州徐君猷的耳朵里，可把他吓坏了，徐君猷是苏轼的好朋友，但他负有看管苏轼的重任，苏轼要真的跑了，那他可要吃不了兜着走。于是急忙带人去临皋亭查看，谁知苏轼正在家中呼呼大睡，鼾声如雷。徐知州还是不了解黄州的苏轼。他早已不再是那个意气用事、头脑冲动的小青年了，他懂得，“江海寄余生”只可能发生在诗词当中，而现实的需求则是踏踏实实睡个安稳觉，也许，这也是一种潇洒与成熟吧。

现在让我们想想，苏轼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

他善于读书，在科举、制举考试中名列前茅；他善于为政一方，七八年的地方政务，政绩显著；他善于吟诗作文，著书立说，是当代文坛领袖、学界宗师。可是现在这一切都不存在了。黄州时期的苏轼，诗词不敢多作，书信不敢多写，话不敢多说，为官没有事权，这对于一个多才多艺、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文人而言，真是一场无期徒刑!然而苏轼让这场痛苦的徒刑变得有声有色：诗词不敢多作，我就作《猪肉颂》；书信不敢多写，我就算算账簿；薪俸被取消，我就开荒种地；事权被剥夺了，一日三餐总能做吧?厨师总能做吧?我不仅自己做，还总结成菜谱传给大家一起做，就是菜谱也可以写得文采斐然，耐人寻味。

这就是苏轼的魅力，也是他给我们的启示。有些人遇到挫折，遇到困难就大发雷霆，就怨天尤人，就不吃不睡，就诅咒生活，苏轼才不做这亏本的买卖呢!他不仅不会折磨自己，还要想方设法犒赏自己；不仅犒赏自己，而且还要将犒赏的感受写成诗文，与大家分享自己的快乐与潇洒。我们之所以喜欢苏轼，并不仅仅因为他善于考试、善于做官、善于作文、善于吟诗，更是因为他在艰苦的条件中依然能够表现洒脱旷达的自我，让千年之后的我们依然为之倾倒，为之投去敬重的目光。

苏轼曾感叹：“黄州真如在井底!”（《与王元直》）的确，黄州对苏轼来说，就像是一口废弃的枯井，但苏轼却不是那只井底之蛙，他在这口枯井里算账、耕种、盖房、酿酒、做饭、念佛、读书、交友、作诗、著书，忙得个不亦乐乎，不断收获着属于自己的快乐。在这口枯井中，慢慢流淌出滋润苏轼、滋润他人、滋润后世子孙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甘露。这样说来，黄州对苏轼来说，似乎反而是个难得的机遇。那么，苏轼对于黄州，又意味着什么呢?苏轼在黄州，还将有哪些潇洒之举呢?他那著名的《赤壁赋》、《赤壁怀古》词是如何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