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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第1页)

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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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1881—1936),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树人,浙江绍兴人。出生于破落士大夫家庭。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的笔名。鲁迅在1898年到南京求学,1902年留学日本学医,后痛感于医治麻木的国民精神更重于医治肉体病痛,便改行提倡文艺运动。1909年回国,在杭州、绍兴任中学教员。1912年到北京,在教育部任职,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1918年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并在《新青年》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其后又发表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著名小说,并撰写大量杂文、散文,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1923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呐喊》,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之作。1926年8月起先后任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教授。1927年10月定居上海,从事文学写作,参与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实际领导者和旗帜,在与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斗争中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生前出版小说集三种、散文集两种、杂文集十五种、通信集一种、文学史著作两种。鲁迅在翻译外国文学和整理中国古籍方面也成绩卓著。其全部译著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汇编为《鲁迅全集》(十六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辑录古籍丛编》(四卷)。

《呐喊》是鲁迅1918年—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当时正值五四革命精神高扬时期。作者创作小说意在描写“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并为新文化运动“呐喊”。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封建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的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

书中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描写一个迫害狂症患者的心理活动,把他对生活的感受和心理幻觉杂糅一体,用人物自叙的方式“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狂人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身受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迫,造成了对社会的恐惧心理。他认定现实是个“吃人”的世界,封建制度是“吃人”的社会。半夜察看历史,看见“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他对吃人社会发出勇敢的挑战,相信将来的社会“容不得吃人的人”,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小说揭露了封建礼教在仁义道德掩盖下的“吃人”本质,被誉为彻底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声春雷。

《孔乙己》是鲁迅继《狂人日记》之后第二篇抨击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的小说,讲述一个没有考上秀才的读书人的悲剧遭遇。主人公孔乙己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但他在科举制度毒害下,除了满口“之乎者也”之外,一无所能,穷困潦倒,成了人们取笑的资料。为生活所迫,他偶尔做些小偷小窃的事,终于被打断了腿,在生活的折磨下默默死去。小说通过对人物性格和遭遇的生动描写,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的腐朽,鞭挞了封建教育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戕害。小说用轻松风趣的语调,讲述沉重而辛酸的故事,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新文学中难得的精品。

《药》表现了现代史上重大而发人深思的主题。作品描述华老栓用被统治者杀害的革命者夏瑜的鲜血蘸成“人血馒头”为儿子治病的故事。一个革命者为民众的解放而慷慨牺牲,他的鲜血却被民众当作治病的灵药,这种强烈的反差,有力地揭示了旧民主革命与民众的严重隔膜,揭露了长期的封建统治给人民造成的麻木和愚昧。作者赞扬夏瑜的革命精神和气节,痛惜民众的落后和无知。

《故乡》是鲁迅反映农民生活的著名小说。作品以浓郁的抒情笔调,描绘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破败的图景。少年时天真活泼、聪明勇敢的闰土,经过十多年生活磨难,变成了卑躬麻木的“木偶人”。小说通过对闰土少年时期和成年后生活和精神的变化的描写,揭示了农民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折磨和封建观念的侵蚀下承受的深重灾难和人格的伤害。作者深情地希望他们走出一条新的“路”,希望他们的后辈有“新的生活”。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作品以辛亥革命前后农村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以“精神胜利法”为主要特征的贫苦农民阿Q的典型形象。阿Q一无所有,靠打短工度日。尽管他“真能做”,但社会的沉重压迫和剥削,使他时时处于生存的危机,受尽欺凌。他用“精神胜利法”来自我安慰,自欺欺人,浑浑噩噩,苟且偷生。辛亥革命的消息刺激了他改变生存地位的欲望,他向往革命,但“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并且勾结官府,把他充作“革命党”拉上法场枪毙,而阿Q对自己的悲剧至死不悟。小说通过阿Q的命运,表现了农民在封建制度的压迫和腐朽的传统思想的毒害下造成的人性的扭曲,揭示了旧民主革命的脱离群众和不彻底性。鲁迅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塑造了阿Q这个具有巨大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表现了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深刻思考。作品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被誉为中国新文学的杰作。

反映农村生活的还有《风波》和《社戏》。《风波》描写张勋复辟事件在江南水乡引发的一场小风波。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并没有给农村带来真正的变革。农民除了剪去一条辫子外,一切仍在封建势力的统治之下。张勋复辟帝制的消息传来,封建势力嚣张,失去辫子的农民陷入被杀头的恐慌,惶惶不安。随着张勋复辟失败,风波平息,农村又一切如旧。作品通过对风波的描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社戏》以优美抒情的笔调,追述童年生活中一段美好的记忆,刻画了农村儿童天真勇敢、淳朴无私的性格,表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真挚感情。

《明天》和《一件小事》反映城镇劳动者的生活。《明天》中贫苦无助的寡妇单四嫂在救治病儿时盼望“明天”能出现好转,但“明天”给她带来了丧子的更大不幸。作品以沉重的笔调描写了劳动妇女的凄惨处境。《一件小事》赞颂人力车夫舍己助人、真诚无私的品质,表现了作者自愧自省的精神。

其他几篇作品都反映出鲁迅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思考,从不同角度表现了严肃的主题。《头发的故事》叙述在剪辫子问题上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和斗争,表现了中国社会改革的艰难。《端午节》通过对方玄绰形象的描写,批评一些知识分子自私狭隘、软弱妥协、随遇而安等弱点。《白光》描写一个梦想升官发财的旧知识分子在科举落第后发疯致死的故事,鞭挞了这类人的卑污心理。《兔和猫》表现了对弱小者的同情和对暴虐者的憎恨。《鸭的喜剧》记述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在居住北京期间用养小鸭的乐趣来排除寂寞的失败尝试,说明企图用点缀生活的方法排除黑暗社会造成的寂寞是不切实际的。

《呐喊》作品写作于我国新旧文学交替的时期,它们以深广的历史内容和高超的文学技巧相结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座高峰。鲁迅曾说:这些作品的出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激动了青年读者的心”。作品着力于揭示生活的本质意义,取材灵活,表现形式灵活多样。

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首先在于真实。鲁迅主张文学创作用“白描”手法,“如实描写”,“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作品中展现的生活场景、水乡风情、民俗风貌、城镇景致、人物的言行姿态,就像生活本身那样真实、自然,犹如身临其境。

鲁迅擅于发掘蕴含深刻社会意义的生活片段和生活场景,集中突出地展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呐喊》中的作品都没有对人物生活经历的叙述,甚至不注意故事情节的连续性,人物的性格和命运都是通过特定的生活片段和场景表现出来的。例如孔乙己这个人物,我们并不知道他的生活经历;他的迂腐性格和悲剧命运,是在咸亨酒店的场景中表现出来的。《故乡》中也没有叙述闰土的具体生活情况,他的性格、命运,在“我”记忆中的生活场景和现实见面的场景的强烈反差中表现出来。鲁迅小说的这个特点,使它们在短小的篇幅中表现出丰富的社会内涵,达到取材严、开掘深的艺术效果,给人以强烈深刻的艺术感受。

鲁迅擅用“画龙点睛”的手法描写人物形象,运用具有特征性的细节刻画人物性格。如《阿Q正传》用阿Q被打后说是“儿子打老子”,或被打后说自己是“虫豸”等一系列细节,鲜明地表现出这个人物自欺欺人、自轻自贱的性格特征。《药》用夏瑜被狱卒打了嘴巴反而说打人者“可怜”的细节,突出了革命者大义凛然的品格。“画龙点睛”的艺术手法,使人物形象鲜明生动,令人难以忘怀。

鲁迅是现代文学语言大师,他的文学语言纯净、简洁、生动,富有艺术表现力。他善于根据作品内容,调整语言色调,营造艺术氛围,增强作品的感染力。有的作品用抒情的笔调,如《故乡》、《社戏》、《风波》等,使作品具有浓郁的诗情画意。有的作品用冷峻的笔调,如《狂人日记》、《药》等,使作品表达的思想更有冲击性。有的作品用诙谐风趣的笔调,如《孔乙己》、《阿Q正传》,用喜剧的色彩表达悲剧内容,使作品具有耐人寻味的特质。有的作品集揶揄讽刺于一体,如《端午节》、《目光》,增强了作品的批判效果。鲁迅小说的语言艺术,给读者多方面的艺术享受,令人常读常新。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年三月狂人日记〔1〕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2〕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们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3〕,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约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

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

晚上总是睡不着。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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