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卷六（第1页）

卷六

神宗

△熙宁二年（己酉，一○六九）

１、十一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甲子朔。）乙丑，命枢密副使韩绛同制置三司条例司。初，陈升之既拜相，遂言制置三司条例司难以签书，欲以孙觉、吕惠卿领局，而升之与王安石提举。案：原阙二字，据《太平治迹统类》补。安石曰：“臣熟思此事，但可如故无可改者。”升之曰：“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可称司！”安石曰：“於文反后为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臣固宜称司。”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一职之名，非执政之所宜称。”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执政，有司马、司徒、司空各名一职，何害於理！”曾公亮曰：“今之执政，乃古三公；古之六卿，即今之六尚书也。”安石曰：“三公无官，惟以六卿为官，如周公即以三公为冢宰，盖其他三公，或为司马，或为司徒，或为司空。古之三公，犹今三司；古之六卿，犹今两府也。宰相虽云‘无所不统’，然亦不过如故冢宰而已。冢宰惟掌邦治，至邦教、邦政、邦礼、邦刑、邦事，则虽冢宰，亦有所分掌矣！”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条例则可，今但制置三司一官条例则不可。”安石曰：“今中书支百钱以上物及补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施行，至於制置三司条例司，何故乃以为不可？”上曰：“乃者陈升之在枢密院，今俱在中书，并归中书何如？”安石曰：“先王制事，各因时势所宜。唐、虞兵刑，皆在士官，以皋陶一人领之。后世兵事，愈多而重，则分为司马、司寇两官，非欲苟变先王之法，以时势不同故也。今天下财用困急，尤当先理财。《易》曰：‘理财正辞。’先理财然后正辞，先正辞然后禁民，为非事之序也。孔子曰：‘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孟子‘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此陛下之所以理财，特置一司，使升之与臣领之之意也。”特置一司於时事宜恐不须并，升之以为并之无伤。安石曰：“令分为一司，则事易商议，早见事功。若归中书，则待四人无异议，然后草具文字，文字成，须遍历四人看详，然后出於白事之人，亦须待四人皆许，则事积而难集。陛下既使升之与臣执政，必不疑升之与臣专事而为奸。况制置司所奏请皆关中书审复，然后施行，自不须并入。”争於上前，日高不决，乃皆退。他日又对，升之固以为不可置司，上欲使安石独领，安石以为非便，曰：“陛下本置此司，令中书、枢密各差一人，今若与韩绛同事甚便。”上曰：“朕有是命。”升之深狡多数，善傅会以取富贵。为小官时，与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安石时为扬州签判，有《送升之序》。及安石用事，务变更旧制，患同执政者间不从奏设制置条例司，引之共事，凡所欲为，自条例司直奏行之，无复龃龉。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赞助，或时为小异，阳若不与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觉其诈，深德之。安石推升之使先为相，升之既登相位，於条例司事遂不复肯关预，安石固以请，升之曰：“兹事曷归之三司，何必揽取为己任也！”安石大怒，二人於是乎始判。（《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宋史·陈升之传》：由是忤安石，称疾归卧逾十日，帝数敦谕，乃出。会母丧，去位。）

２、丙寅，邢恕为崇文院校书。（《长编》卷二百十一：三年五月乙巳，胡宗愈言：“新进士，崇文校书未有法度。”恕堂除近地，试衔知县。原注：熙宁二年十一月三日初为校书，十年三月己巳复为校书。案：程俱《麟台故事》卷二：熙宁中，以前河南府永安县主簿邢恕为崇文院校书。先是，御史中丞吕公著荐恕以为贾谊、马周之流，召对，而有是命。乃诏今后应选举可试用人，并令除崇文院校书，以备访问任使，二年取旨，或除馆职，或合入差遣。《宋史·邢恕传》：恕从习程颢学，因出入司马光、吕公著门。登进士第，补永安主簿。公著荐於朝，得崇文院校书。王安石亦爱之，因宾客谕意，使养晦以待用，恕不能从，而对其子雱语新法不便。安石怒，谏官亦言新进士未历官而即处馆阁，开奔竞路，出知延陵县，县废不复调，浮沈陕、洛间者七年，复为校书。）

３、己巳，司封员外郎、直史馆蔡延庆，右正言、直集贤院孙觉？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苏轼及孙觉，王安石曰：“轼岂是可奖之人？”上曰：“轼有文学，朕见似为人平静，司马光、韩维、王存俱称之。”安石曰：“邪恁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状。作《贾谊论》，言优游浸渍，深交绛、灌，以取天下之权；欲附丽欧阳修，修作《正统论》，章望之非之，乃作论罢章望之。其论都无理。非但如此，遭父丧，韩琦等送金帛不受，卻贩数船苏木入川，此事人所共知。司马光言吕惠卿受钱，反言苏轼平静，斯为厚诬。陛下欲变风俗息邪说，骤用此人，则士何由知陛下好恶所在？此人非无才智，以人望人诚不可废，若省府推、判官有阙，亦宜用，但方是通判资序，岂可便令修注？”上乃罢轼不用。（《纪事本末》卷六十二。）

４、庚午，迩英讲读毕，上留司马光，问以变更宗室法，光》对曰：“此诚当变更，但宜以渐，不可急耳。”（《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５、甲戌，中书、枢密院言：“伏以祖宗受命百年，皇族日加蕃衍，而亲疏之施未有等衰，甄叙其才，未能如古。臣等今议定方今可行之制：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择其后一人为宗，令世世封公，补环卫之官，以奉祭祀，不以服属尽故杀其恩礼。祖宗袒免亲，将军以下，愿出官者听。仍先令经大宗正司投状上闻，委大宗正选择本官尊长，同太学教授结罪保明，才行堪与不堪任使，复委大宗正审察闻奏。就试武官者，试读律，写家状；就试文官者，试说一中经，或论一首。将军换诸司副使，太常丞、正率换内殿崇班、太子中允，并与州郡监当，一任无败阙，与亲民；副率换西头供奉官、大理评事，监当一任满，如职事傒集，操守修饬，即委本州长吏，及监当，保罪保明，与亲民差遣；无保明，即依外官条例。祖宗袒免亲未赐名授官者，除右班殿直；年十五，与请授；二十，许出官愿文资者，与试知县，并令监当考试；及任满有无保明，准上条以上出官，并特与支赐；愿锁厅应举者，依外官条例。其袒免亲，更不赐名授官，只许今应举。应进士者，止试策论；明经者，止习一大经，试大经大义及策。初试考退不成文理者，馀令覆试，取合格者以五分为限，人数虽多，毋过五十人。累经覆试不中年长者，当特推恩，量材录用。以上出官者，虽在外俸钱，依在京分数，许依审官、三班迁法指射差遣，仍许不拘远近差注；授文官者，与进士出身，同锁厅；应进士、明经举有出身人，至员外郎，与迁左曹。宗室不出官者，袒宗元係磨勘至正观察使止，袒免亲至遥郡防奭使止；非袒免亲至遥郡刺史止，袒免亲见任官合奏荐子孙者，许以外官例奏荐。袒免亲以下见任官不出官父祖俱亡者，许在京置赁居第，仍许随处置产业；其出官者，置田宅如外官之法。袒免女嫁赐钱减半，壻与三班奉职；非袒免女即量加给赐，更不与壻官。壻有官者，与免入远，许依审官、三班院、流内铨法指射差遣，班行仍免短使。其袒免亲娶妻，量加给赐，以上嫁娶，官司更不勘验管句；其非袒免亲嫁娶，即依庶姓之法，毋得与非士族之家为婚姻。袒免亲以外两世贫无官者，量赐田土；其孤幼无依及老贫失所者，不以世数，所在具名闻奏，当议特加存恤。今所降新制内合具条件者，令所司议定闻奏。”於是诏曰：“自我祖宗，惇叙邦族，大则疏封於爵土，次则通籍於闺台，并留京师，参朝奉请。然以世叙浸远，皇秩益藩，属有亲疏，则恩有隆杀；才有贤否，则禄有重轻。今而一贯於周行，是亦奚分於流品。虽敦睦之道诚广，而德施之义未周，故廷臣数言，宰司继请，谓宜裁定，限以等彝。朕惟亲戚之间，经史有训，汉、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辨尊卑，或以五宗纪远近，或听推恩而分子弟，或许自试而效才能，或宗子之贤得从科举，或诸王之女自主婚姻，尽前世之所行，顾当今之未备。况我朝制作，动法先王，岂宗室等衰乃无定者！因俾群公之合议，将为一代之通规。载览奏封，具陈条目，以为祖宗昭穆，是宜世世之封；王公子孙，抑有亲亲之杀，若乃服属之既竭，洎乎才艺之并优，在随器以甄扬，使当官而勉懋。至於任子之令，通婚之仪，凡日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佥言既久，朕意何疑，告於将来，用颁明命。宜依中书、枢密所奏施行。”吕夷简在仁宗时，改宗室补环卫官，骤增廪给，其后费大而不可止。至韩琦为相，尝议更之而不果，及上即位，遂欲改法。於是王安石为上具道措置之方，上曰：“祖宗之后，择一人为宗，或者曰若立嫡，则人不服。朝廷法制，苟富於礼，岂患不服！”曾公亮、陈升之曰：“立子可也，不必分嫡庶。”安石曰：“今庶长得传封爵，则嫡母私其子，以害庶长者多矣。母害其子，法之所难加；而今之所难及若嫡子传爵位，则庶长无祸。盖於今立嫡，非但正统，亦所以安庶长也。”上曰：“善。”（《纪事本末》卷六十七。案：王偁《东都事略》：十一月甲戌，诏裁宗室授官法，惟宣祖、太祖、太宗之子，择其后一人为公，世世不绝；其馀元孙之子，将军以下，听出外官；袒免之子，更不赐名授官，许令应举。）

６、庚辰，御迩英阁，司马光读《资治通鉴》至曹参代萧何为相，一遵何故规。因言参以无事镇海内，得持盈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使汉常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乎？”光曰：“何独汉也！夫道者，万世无弊，夏、商、周之子孙，苟能常守禹、汤、文、武之法，何衰乱之有乎？”（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旧。”虽周，亦用商政也。《书》曰：“毋作聪明，乱旧章。”然则祖宗旧法，何可变也？汉武帝用张汤言，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宣帝用高帝旧法，但择良二千石使治民，而天下大治。元帝初立，愿改宣帝之政，丞相衡上疏言：“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虚为此纷纷也。”陛下视宣帝、元帝之为政，谁则为优？荀卿曰：“有治人，无治法，”故为治在得人，不在变法也。）上曰：“人与法，亦相表悰耳。”光曰：“苟得其人，则何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故当急於得人，缓於立法也。”（《纪事本末》卷五十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迩英进读至萧何、曹参事，光曰：“参不变萧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光曰：“何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书》曰：‘无作聪明，乱旧章。’汉武帝用张汤言，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汉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又毕氏《通鉴考异》云：王应麟《玉海》云，熙宁二年十一月庚辰，司马光读《通鉴汉纪》曹参事，因言参得守成之道。《宋史·神宗纪》，是月壬午书御迩英听讲。而庚辰之讲不书。按《东都事略》司马光传，后数日，吕惠卿进讲，因言先王之法云云，又曰前日光言非是。所谓前日，乃庚辰也，所谓后数日，乃壬午也。《宋史本纪》及《司马光传》混而为一。案：毕说是也。惠卿云云，亦见《纪事本末》壬午日。《皇朝类苑》卷十五所载，亦分系庚辰、壬午二日。）

７、壬午，御迩英阁，吕惠卿讲咸有一德：“咎单遂训伊尹相汤，立典型以传后世。及其殁也，咎单惧沃丁，废而不用。於是训其事以告之。与曹参遵萧何之法，其文则似是，其实则非也。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则《月令》‘季冬节国以待来岁之宜’，而《周礼》‘正月始和，布於象魏’是也。有数岁一变者，（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作“五年一变者”。）则尧、舜“五载修五礼”，《周礼》“十二载修法则”是也。有一世一变者，（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作“三十年一变者。”）则“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数十世而变者，则夏贡、商助、周彻、夏校、商序、周庠之类是也。有虽百世不变者，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是也。臣前日见司马光以为汉惠、文、景三帝皆守萧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乱，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乱。臣按何虽约法三章，其后乃以为九章，则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挟书律、三族令，文帝除诽谤、妖言，除秘祝法，皆萧何法之所有，而惠与文除之，景帝又从而因之，则非守萧何之法而治也。（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所载，与此文小异，且多数语。据云：惠帝除三族罪、妖言令、挟书律，文帝除收孥令，安得谓之不变哉？武帝以穷兵黩武，奢**厚敛，而盗贼起。宣帝以总覈名实，而天下治。元帝以任用恭显，杀萧望之，而汉道衰。皆非由变法与不变法也。夫以弊则必变，安得坐视其弊而不变耶？《书》所谓“无作聪明，乱旧章”者，谓实无聪明，而强作之，非谓旧章不可变也。）光之措意，盖不徒然，必以国家近日多更张旧政而规讽；又以臣制置三司条例，看详中书条例，故有此论也。臣愿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是，则当从之；若光言为非，则陛下亦当播告之，修不匿厥旨，召光诘问，使议论归一。”上召光前，谓光曰：“卿闻惠（案：原脱上三字，据《皇朝类苑》卷十五补。）卿之言乎？其言何如？”光对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汉惠、文、武、宣、元，治乱之体，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五岁一变，一世一变，则非也。《周礼》所谓‘正月始和，布於象魏’者，乃旧章也，非一岁一变也。亦犹州长、党正、族师於岁首四时之首月属民而读邦法也。（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岂得为时变也”六字。）天子恐诸侯变礼易乐，坏乱旧政，故五载一巡狩，以考察之有变乱旧章者，则削黜之，非五岁一变也。刑罚世轻世重者，盖新国、乱国、平国，随时而用，非一世一变也。（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作“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平国用中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且臣所谓率由旧章，非坐视旧法之弊而不变也。臣承乏侍经筵，惟知讲读经史，有圣贤事业可以裨益圣德者，臣则委曲发明之，以助万分，本实无意讥惠卿。”（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及《皇朝类苑》卷十五，与此上数语文异。据云：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更造，必得良匠，又得美材。今二者皆无有，臣恐风雨之不庇也。讲筵之官，皆在此，乞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制置三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则胥吏足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曰：“司马光备位侍从，见朝廷事有未便，即当论列。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岂可但已？”光曰：“前者，诏书责侍从之臣言事，臣遂上此疏，指陈得失，如制置条例司之类，皆在其中，未审得达圣听否？”上曰：“见之。”光曰：“然则臣不为不言也，至於言不用而不去，则臣之罪也。惠卿责臣，实当其罪，臣不敢辞。”上曰：“相共讲是非耳，何至乃尔。”王珪进曰：“光所言，盖以朝廷所更之事，或利少害多者，亦不必更耳。”因目光令退。珪进读《史记》，光进读（案：原脱上六字，据《皇朝类苑》卷十五补。）通鉴毕，降阶，上命迁坐墩於阈内御坐前，皆命就坐。（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王珪礼辞，不许，乃皆再拜而坐。）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不能指明其不便者，果何事也？”（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珪对曰：“臣疏贱，在阙门之外，不能尽知；使闻之道路，又不能知其虚实也。”上曰：“据所闻言之。”）光曰：“朝廷散青苗，兹事非便。”（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今闾里富民乘贫者乏无之际，出息钱以贷之，俟其收穫，责以穀麦。贫者寒耕热耘，仅得斗斛之收，未离场圃，已尽为富室夺去。彼皆编户齐民，非有上下之势，刑罚之威，徒以富有之故，尚能蚕食细民，使困瘁，况县官督责之严乎，臣恐细民将不聊生矣。）吕惠卿曰：“光不知此事，彼富室为之，则害民，今县官为之，乃可以利民也。”（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昨者，青苗钱令民愿取者则与之，不愿者不强也。）光曰：（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愚民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臣闻作法於凉，共弊犹贪；作法於贪，其弊若何？）“昔太祖案：《愧郯录》卷十五引文作“太宗”。（平河东，轻民租税，而戍兵甚众，命和籴粮草以给之，当是时人稀物贱，米一斗十馀钱，草一围八钱，民皆乐与官为市，不以为病。）其后人益众，物益贵，而转运司常守旧价，不肯复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复支移、折变，岁饥租税皆免，而和籴不免，至今为膏肓之疾，朝廷虽知其害民，以用度乏，不能救也。臣恐异日青苗之害亦如河东之和籴也。”（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上曰：“陕西行之久矣，民不以为病也。”光曰：“臣陕西人也，见其病，不见其利。朝廷初不许也，有司尚能以病民，况今立法许之乎？”上曰：“坐仓籴米，何如？”王珪等皆起对曰：“坐仓甚不便，朝廷近罢之，甚善。”上曰：“未尝罢。”光曰：“今京师有七年之储而钱常乏，若坐仓钱益乏，米益陈，奈何？”惠卿曰：“坐仓得米百万石，则岁减东南百万之漕，以其钱供京师，何患无钱？”光曰：“东南钱荒而米狼戾，今不籴米而漕钱，弃其有馀，取其所无，农皆病末矣。”）惠卿曰：“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为民害耳。”光曰：“如惠卿言，乃臣前日所谓‘有治人而无治法也’。”吴申曰：“司马光之言可谓至论。”光曰：“此等细事，皆有司之职所当讲求，不足烦圣虑。陛下但当择人而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此乃陛下职尔。”上曰：“然，‘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狱，惟有司之牧者。’此也。”（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上复与众人讲论治道，至晡后，王珪等请起，上命赐汤。）上复谓光曰：“卿勿以吕惠卿言遂不慰意。”光曰：“不敢。”遂退。（《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又卷六十八。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吕惠卿进读，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百年不变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讽朝廷，且讥臣为条例司官耳。”上问光：“惠卿言何如？”光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何名为变？若四孟月朔属民读法，为时变月变耶！诸侯有变礼易乐者，王巡狩则诛之，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平国用中典，乱国用重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公卿侍从皆在此，愿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足矣。今为看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则诋之曰：“光为侍从何不言，言而不从何不去。”光曰：“臣上疏指陈得失，如制置条例司，皆在中，未审曾达圣听否？”上曰：“见之”。光曰：“然则臣不为不言也，至於言不用而不去，则臣之罪也。”上曰：“相与论是非而已，何至是。”讲毕，赐坐户外，将出，上命徙户内，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光曰：“朝廷散青苗钱，兹事不便。”吕惠卿曰：“公不知此事，彼富室为之，则害民；今县官为之，乃所以利民也。”光曰：“青苗出息，富民为之，尚能以蚕食下户，至饥寒流离，况县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彊也。”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臣闻作法於凉，其弊犹贪，作法於贪，弊将若何？昔太宗平河东，立和籴法以给戍卒，时人稀物贱，米斗十馀钱，草束八钱，民皆乐与官为市。其后人益众，物益贵，而转运常守其价，不增，岁饥税皆免而和籴不免，遂为河东患。臣恐异日之青苗，犹河东之和籴也。”上复谓光曰：“卿勿以吕惠卿言遂不慰意。”光曰：“不敢。”遂退。）

８、是月，以宋氏为才人。（《长编》卷二百四十四：熙宁六年四月庚子，以才人宋氏为婕妤。原注：云：二年十一月为才人，六年四月一日生皇子。案：《十朝纲要》：贵妃宋氏熙宁二年十一月为才人，六年四月进婕妤。元丰二年进充媛，八年进婉仪。政和三年进贵妃。熙宁二年十一月生成王佾，六年四月生唐王俊。）

知璧州林英差提举开封府界常平仓事，太常博士、知鄞县张峋提举两浙常平仓事，前宣州司理王醇管勾两浙常平仓事。（《长编》卷二百二十二：四年四月癸酉，三人不推行新法被责事。原注：知璧州林英二年十一月差府界，知鄞县张峋二年十一月差两浙，前宣州司理王醇二年十一月差两浙，据以辑入。案：张峋两浙提举，王醇两浙勾管，皆见本文。）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程颢谓王安石曰：“介甫行新法，人方疑以为不便，今乃引用一副当小人，或为险要，或为监司，何也？”介甫曰：“方新法之行，旧时人不肯而前，因一切有才力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卻用老成者守之，所谓知者行之，仁者守之。”颢曰：“以斯人而行新法，介甫误矣。君子难进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岂可去也？若欲去，必成雠敌，他日将悔之。”安石默然。后果有卖金陵者，虽悔之，何及也。

又：京师郡国地震，元发三上疏指陈致灭之由，大臣不悦，出公知秦州。上面谕曰：“秦州，非朕意也。”已而留不遣。他日，奏事殿中，上曰：“朕欲擢卿执政，卿逾月不对，而大臣力荐用唐介矣。”元发曰：“臣恨未有死所报，陛下知遇，岂爱官职者？”唐淑问、孙觉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之，所以慰劳之者甚厚。元发顿首曰：“陛下无所疑，臣无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坏城池庐舍，命元发为安抚使。官吏皆幄寝，居民恐惧，弃家而茇舍，元发独即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身死，吾当以身同之。”民始归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饥者，除田税，察惰吏，修堤防，缮甲兵，督盗贼，河朔遂安。使还，大臣将除公并州，上复留。案：元发即滕甫。《东都事略·滕元发传》云：滕元发初名甫，以避高鲁王讳，改字为名。此后文及甫为文及，邓润甫为邓温伯，皆以避讳改。

１、闰十一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甲午朔。）庚子，初修御河。先是，议者请於武城县入大河故道，下五股河。都水监刘彝同程昉相视，而通判冀州王庠谓开葫卢河为便。彝等以其地浅漫沮洳，用功多焉，不若开乌礻阑堤、大小流港，横绝大河，入五股河，以复故道。乃令提举便籴皮公弼、提举常平王广廉再视，而议与彝、昉合，於是发邢、洺、磁、相、赵、镇六州兵夫凡六万浚之。（《长编》卷二百十二：熙宁三年六月甲戌，新修御河成。原注：去年闰十一月庚子初修，又载议者请於武城县云云。辑入。案：《宋史·河渠志》五：御河源出卫州共城县百门泉，自通利、乾宁入界河，达於海。熙宁二年九月，刘彝、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今已闭塞，然御河水出冀州下流，尚当疏导，以绝河患。”先是，议者欲於恩州武城县开御河约二十里，入黄河北流故道，下五股河，故命彝、昉相度。而通判冀州王庠谓，第开见行流处，下接胡卢河，尤便近。彝等又奏：“如庠言，虽於河流为顺，然其间漫浅沮洳，费功尤多，不若开乌礻阑堤东北至大、小流港，横截黄河，入五股，复故道，尤便。”遂命河北提举便籴粮草皮公弼、提举常平王广廉案视，二人议协，诏调镇、赵、邢、洺、磁、相州兵夫六万濬之，以寒食入役。毕沅、徐乾学《通鉴》并云：闰月庚子，诏调镇、赵、邢、洺、磁、相六州兵夫濬御河，以寒食入役，从刘彝、程昉请也。又案：明年正月丙辰，韩琦论奏，乃诏辍三万云云，可参考。《宋史·程昉传》云：熙宁初，为河北屯田都监。河决枣彊，酾二股河导之使东，为锯牙，下以行竹落塞决口。加带御器械。河决商胡北流，与御河合为一。及二股东流，御河浅淀。昉以开浚功，迁宫苑副使。）

２、壬寅，条例司言：“西京左藏库副使高遵裕等十一人各乞置交子务，本司详交子之法，用於成都府路，人以为便。今河东公私苦运铁钱劳费，宜试如遵裕等议行交子之法，仍令转运司举官置务。”从之。（《纪事本末》卷四十五，又卷六十六。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河东行交子法，置务於潞州。考《宋史》，置交子务壬子日，毕氏《通鉴》同。或乞置在初九日壬寅，诏置在十九日壬子也，三年七月壬辰罢。见《长编》卷二百十三。又案：《宋史张景宪传》云：陕西转运司议，欲限半岁令民悉纳钱於官，而易以交子。景宪言：“此法可行於蜀耳，若施之陕西，民将无以为命。”其后卒不行。）

３、戊申。（《长编》卷二百十四：八月己未，杨汲淤田尽力，命兼都水。原注：二年闰十一月戊申可参照。案：《编年备》要：侯叔献与杨汲提举淤田，引水於畿县、澶州间，岁坏民田庐，而朝廷不知。六年秋，赐二人田各十亩。九年冬，罢淤田司。《宋史·河渠志》五：秘书丞侯叔献言：“汴岸沃壤千里，而夹河公私废田，略计二万馀顷，多用牧马。而计马而牧，不过用地之半，则是万有馀顷常为不耕之地。观其地势，利於行水。欲於汴河两岸置斗门，泄其馀水，分为支渠，及引京、索河三十六陂，以灌溉民田。”诏叔献提举开封府界常平，使行之，而以著作佐郎杨汲同提举。叔献又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患，或以为非。沈存中《笔谈》云：熙宁中，初行淤田法，论者以为《史记》所载“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粪且溉，长我禾黍”，所谓粪即淤也。予出使至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凿六陡门，发汴水以淤田，於下泽获其利。刻石以颂刺史之功，则淤田之法其来久矣。又案：《宋史·杨汲传》云：权都水丞，与叔献行淤田法，瘠土皆为良田。而《河渠志》则云：熙宁元年，秘书丞侯叔献提举水利，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是《宋史》本传与《志》所载美恶两异其说，而《志》以为熙宁元年，《长编》原注则以为二年。今考《玉海》卷二十二，载熙宁二年闰月十五日侯叔献》言云云，又载戊申以提举府界常平使行之。《长编原注为不误。）

４、己酉，著作佐郎曾布差看详衙前条例。（《长编》卷二百二十五：熙宁四年七月壬辰日，御史中丞杨绘奏疏云：“熙宁二年闰十一月十六日，差看详衙前条例。”据以辑入。案：邵伯温《闻见前录》：吕惠卿丁父忧去。王荆公未知心腹所讬可与谋事者，曾布时以著作佐郎编敕，巧黠善迎合荆公意，公悦之。数月间，相继除中允、馆职、判司农寺。《宋史·王安石传》：惠卿遭丧去，安石未知所讬，得曾布信任之亚於惠卿。又《曾布传》：以韩维、王安石荐，上书言为政之本有二，曰：厉风俗，择人才。其要有八，曰：劝农桑，理财赋，兴学校，审选举，责吏课，叙宗室，修武备，制远人。大率皆安石指也。神宗召见，论建合意，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加集贤校理，判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凡三日，五受敕告。与吕惠卿同创青苗、助役、保甲、农田之法，一时故臣及朝士多争之。布疏言：“陛下以不世出之资，登延硕学远识之臣，思大有为於天下，而大臣玩令，倡之於上，小臣横议，和之於下。人人窥伺间隙，巧言詀诋，以譁众罔上。是劝沮之术未明，而威福之用未果也。陛下诚推赤心以待遇君子而厉其气，奋威以屏斥小人而消其萌，使四方晓然皆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则何为而不可，何欲而不成哉？”布欲坚神宗意，专任安石以威胁众，使毋敢言。故骤见拔用，遂修起居注、知制诰，为翰林学士兼三司使。韩琦上疏极论新法之害，神宗颇悟，布遂为安石条析而駮之，持之愈固。）

５、壬子，条例司奏：“差官提举诸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河东、湖南、梓州、利州、夔州各二员，江西、湖北、成都府、广东、广西、福建各一员；又差官同管勾陕西、江西、湖北、成都府、广东、广西、福建各一员，并令邠门引上殿。”从之。（《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一月，除诸路提举常平官。上脱“闰”字。《宋史於闰月下》云：是月，差官提举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纪事》亦俱不系日。王偁《东都事略》云：闰月壬子，置诸路提举常平、广惠仓，行青苗法。应郡县每岁春秋未熟，据民等第，以常平、广惠仓钱敛散取息。今依《东都事略补“壬子”二字。）时天下常平钱穀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诸路各置提举二员，以朝官为之，管勾一员，京官为之，或共置二员，开封府界一员，凡四十一人。（《纪事本末》卷六十八。都官员外郎游烈除广东路》提举常平等事。《长编》卷二百十九：四年春正月己酉，游烈送审官东院，以亲老愿从便地。原注：云：游烈除广东常平乃二年闰十一月壬子，逾岁未赴。据《长编》本文云云及原注辑人。）

６、上问府兵之制曰：“府兵与租庸调法相须。”安石曰：“今上番者即以衣粮给之，则无贫富皆可入卫出戍，虽未有租庸调法，亦可为也。但义勇不当刺手背，刺何补於制御之实？今既良民为之，当以义礼奖养，刺手背但使其不乐而实无补也。”又云：“臣愿择其乡闾豪杰为之将校，量加奖拔，则人自悦服。今募兵宿卫，乃有积官至刺史、防、团者，移此与彼，固无不可。陛下审择近臣，使皆有政事之才，则他时可将此等军。今募兵出於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则近臣以上，岂不足此辈！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长计也。（案：“分将此等军”至“今社稷之长计也”，据《长编》卷二百二十三原注增入。）且祖宗朝北戎无警，即便罢兵，今即讲和，而屯兵至多，徒耗钱帛。”（案：《长编》卷二百二十三无此二十五字。）上极以为然。（案：以上五字。据《长编》卷二百二十三原文增入。又案：《长编》卷二百二十三原注：云：“上曰府兵与租庸调法”云云至“当以礼义奖养”，已附二年闰十一月十九日。又“臣愿择其乡闾”云云至“上极以为然，”亦已附二年闰十一月十九日，惟“上尝论租庸调法”至“何由而立哉”，附四年五月九日，馀并两存之。《纪事本末》文略有删节，据彼文增辑。）文彦博曰：“自古皆募营兵，遇事息即罢。汉文帝以恭俭，故至武帝时府库充实，然因用兵，卒致公私匮乏。”上曰：“文、景恭俭，岂是庶事不为！以致富盛，盖能立制度，所以有成效也。如仁宗朝，何尝横有费用，止缘众人妄耗物力，府库遂空。”韩绛曰：“朝廷须修法度，爱惜财帛，乃能体息生灵，一人独俭，未足成化。”陈升之曰：“已议暗消本路特兵於京东，招补亦将有序，不数年，可见效矣。”吕公弼曰：“缘边之兵不可多减，若遇大阅，人数全少，北戎观之，非便。”彦博曰：“自有遣戍日，不至阙事也。”上曰：“卿等可详议以闻。”（《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长编》卷二百四十三：六年三月癸亥。可参考。）

７、是月，提举开封府界常平仓事林英改两浙路提举常平等事。（《长编》卷二百二十二：四年四月癸酉，英自置提举未尝出巡，诏訩替。原注：知璧州林英二年十一月差府界，闰月改两浙。此据本文及原注辑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