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秋文学

第三章 法利埃的政治观点（第2页）

在中国政治上认为，社会主义发展到最高阶层的时候就称为"共和主义"。中共十三"三步走"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部署与这一思想是密切相关的。中国追求的共和主义是"共治"、"共享"、"和平"，人民的小康生活富裕，防止一部分社会成员对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不公平，各项制度完善；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等理想。在中国实际现状中，这些理想似乎都难以实现。而共和主义的乌托邦性质就不言而喻了。

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比照与透析

自由主义参照下共和主义的展示。伯林认为，把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区分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根本理由是，前者信奉古代人的自由或积极自由，而后者则以现代人的自由或消极自由为依归。所谓"消极自由"，在伯林看来，它不仅仅是指绑架或监禁之类物质上的强制，而且还包括口头威胁的强制。从消极的观点看，我是自由的，即我享有不受阻碍和限制的选择权；所谓"积极自由"要求的不仅仅是干涉的阙如，不仅仅是放任自流，它要求行动者采取积极的行动以实现自我控制或自主，我是自由的，就意味着我实现了"自我控制，它暗含着一个人与自己的分裂和对抗"。佩迪特则认为，共和主义主张的是"第三种自由"，即"无支配的自由"，它不属于现今流行的消极积极二分法中的任何一种。这种自由观既是消极的也是积极的："说它是消极的，是因为它要求免于他人的支配，但并不必然要求实现自主，不管人们认为它（自主）的含义是什么；说它是积极的，是因为至少从一个方面说，它要求免于干涉之外的其他东西，它要求防止干涉的保障，尤其是防止建立在专断基础上的干涉。"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两种民主理路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自由主义认为，现代以来，国家与社会已经分野，国家不能随意侵入社会，政治不能随意侵犯私人领地，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公民的权利，而政治正当性的获得主要是依托代议制以及围绕代议制创设的普选制、政党制等一系列制度形态。肇始于17世纪的自由主义理论传统，经过洛克等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家们的进一步阐述，成为近代以来西方社会中一种占主流的政治理论形态。现代自由主义认为，人应该是一个追求一己私利的个体，不是古代城邦中追求道德高尚的公民。"罗马人如果愿意蹲在墙角煮萝卜吃，这是他们的事--我们共和国的掌门人应该是快乐欢畅的伊壁鸠鲁和臀部丰满的维纳斯，而不是道貌岸然的马拉和沙里叶。"

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

自由观

共和主义认为，自由的国家先于自由的个人而存在。对国家自由优先性的强调，充分肯定了个人自由与国家政体之间的逻辑联系，这就是说，离开自由的国家，自由的个人便无从说起。自由的国家是个人自由得以展现的公共空间。这与自由主义的立场截然不同。近代自由主义的先驱作家霍布斯认为，个人自由和国家问题乃是可以分离的两个问题，在利维坦式的国家中，个人自由恰恰最有可能得到保障，公共自由和个人自由并无联系。霍布斯曾以嘲笑的口吻说，意大利独立的路加城中的个人并不见得比君主统治的君士坦丁堡中的个人有更多的自由，霍布斯强调个人自由多少并不在于法律的来源，而是要看法律所允许的自由活动的范围。哈灵顿对霍布斯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指出，君士坦丁堡的个人自由当然比路加城的人的自由少，因为君士坦丁堡的个人的自由完全依赖于统治者的善良意志，那里除君主之外，其他人的自由随时随地都有被剥夺的可能

政体观

共和主义者认为，混合均衡政体（mixedbalaution）是人类所能构建的政体中最好的政体。在介绍共和主义的政体观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政体好坏的标准是什么？政体作为公共生活展开之制度框架，作为人类秩序之前提，其好坏标准虽然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考察，但最为核心的一条标准就是政治共同体的持久性--即好的政治制度应当是能绵延既久的制度。事实上，西方思想史最早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里比乌斯开始，便以此来考察各种政体，他们承认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各有其好处，然而问题在于它们自身皆不能持久，由此便会进入一个政体衰败的过程，由王政到僭主政体，既而到贵族政体，寡头政体，最后是民主政体、暴民政体，再到君主制，如此循环。他们认为，好的政体应当是能摆脱这一循环的宿命，而可能的形式则是同时兼具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者好处的混合均衡政体，即共和政体。混合均衡政体在罗马共和国、近代英国和美国是典型的实际例证。罗马共和政体包含了执政官、元老院、平民大会三者的混合，近代英国包含了君主、上院和下院三者，而美国则是总统、参议院、众议院三者的混合，其根本精神在于把大众民主、精英统治、领导决断三者进行混合，从而兼顾国家各阶层的利益，做到尽可能的公正。古代罗马以及近代的英国、美国的强大，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们的共和政体。

美德观

在共和主义阵营中，除关注混合均衡政体的一方外，另一方更多地从人文主义立场出发提倡公共美德，如审慎、节制、勇气、正义等，他们往往也被称为公民人文主义者（civiism）。共和主义之所以把美德放在重要的位置，因为他们坚信"美德可以战胜命运"，同时，和平自由的生活，除了有赖于制度设计外，还要看公民的德行，美德与自由是相互支持的关系，美德败坏之时，即为政治衰亡之始。他们认为："为了保证自由的价值得到维护，首先需要促进的与其说是有效的组织和法律结构，不如说是全体人民的公民自豪感和爱国精神"。文艺复兴后期的马基雅维里、圭恰迪尼均如此主张。他们目睹了共和国体制的脆弱和腐化，以及连年的战争状况。此时，对有美德的君主、有美德的公民的呼唤便顺理成章。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和《论李维前十书》虽然重点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则是美德与自由的相容，他实际上向人们表明：一切保证公共生活中取得成就、维系自由的品质，都可称为"美德"，其逻辑结论则是为了维护安全和自由，如果需要作恶，就应当毫不犹豫地去做。以斯金纳之言，马基雅维里论证了公共美德与基督教时代旧道德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不过将美德这个观念与在实践中'拯救我们国家的生存和维护其自由'所需要的一切品质等同起来"。古典共和主义主张的"美德（virtue）"，是政治领域中的"公德"，是一种公共精神。

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特色

整体主义：

共和主义与近代自由主义的理论区别，重要的一条在于前者是整体主义的，而后者是个人主义的。共和主义的整体主义，并不意味着否定个人价值，但终究突出整体的优先性，即离开共同体，便不再有自由的个人。柏拉图的下面这句话可谓古典共和主义基本立场的高度概括："我们的立法不是为城邦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幸福，而是为了造成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它运用说服或强制，使全体公民彼此协调和谐，使他们把各自能向集体提供的利益让大家分享。"

政治平等主义：

当共和主义将自由从严格的政治角度来界定时，一种政治上的平等主义便是其必然结论了。政治平等主义意思是说政治身份的平等，即每个自由人都是平等的，其基本信条是"任何人都不能压迫另外一个人"，当然，在古代世界这是把奴隶排除在外面的。政治平等主义是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平等，而不涉及任何分配均等的问题。共和主义虽然有君王、贵族与民众的区分，但他们是将这些等级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认为人天然有贵贱贤愚之分，而在政治共同体中，每个部分均应当发挥合适的作用，共同体要为每个等级提供福利而不是为某个等级服务。

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启示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分合。

政治哲学界自以赛亚·伯林以来，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类型划分堪称经典，斯金纳试图以统一国家自由与个人自由的方式，将伯林所做的划分进行调和，但当斯金纳说马基雅维里等新罗马作家也持一种消极自由观时，未免有点勉强。斯金纳的论证，并没有使古典共和主义摆脱"积极公民"、"参与自由"等典型的伯林意义上的"积极"色彩。我们毋宁说，斯金纳是补充了这样一个道理，即古典共和主义同时包含了消极自由的观念。并且，它对自由的要求更高，即当自由主义以底线自由--个人私人空间免受外界侵犯--为目标时，古典共和主义反复表达了这样一个道理：消极自由必须有积极自由做基础。这样，古典共和主义确实补充了自由主义未能重视之处。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辩证：

古典共和主义由于以公共性、相互性为其基本原则，实际上将公共领域推到政治哲学的前台，这在当代自由主义所主导的西方政治哲学世界中尤其显得引人注目。以笔者之见，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共享的一个理论前提就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只是自由主义致力于强调私人领域之首要价值，而共和主义则强调，公共领域才是实现自我的场所，人生的价值不在于满足一己私人生活之安逸富足，而是要进入公共世界，去寻求荣耀，追求意义，展现风采。共和主义作家的思想提醒我们注意：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实际上有着更为复杂而微妙的联系。

小结

在建设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过程中，我们需要从各种文化中汲取资源，这其中不仅包括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实际更重要的一块，就是西方古典共和主义传统。事实上，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也包含了"天下为公"、"和为贵"等典型的古代共和理想，这为当代中国吸收西方共和主义政治文明之有价值的部分，提供了充分的本土资源。我们不妨说，共和理想是天下世人之普遍理想，它属于全人类，而不仅仅属于西方。探讨西方古典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当代中国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启迪意义。